陈彦斌：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怎么看、怎么办

陈彦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本文转载自1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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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包括“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等重要内容，与此前十余年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组合相比，发生了显著变化。这是党中央在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准确研判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科学决策。需要指出的是，宏观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并不只是简单地加大政策力度，而是要推动宏观经济治理更加科学有效、宏观调控逻辑更加清晰，从而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有鉴于此，需要细致研究和深刻把握宏观政策定位这一重大转变。

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意义重大

2024年以来，党中央总揽全局、科学决策，确保了中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即将顺利完成。展望2025年，面临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和内部多重挑战交织的复杂严峻形势，有必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

宏观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才能助力中国经济加快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良性循环。当前，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循环不够通畅，仍有较大改进空间。根据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数据库的数据，2024年产出缺口明显收窄，但仍有必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促进潜在增速向合理水平靠拢推动总需求和总供给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循环。从需求侧看，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能够通过增加信贷、减税降费和加大民生支出等措施释放居民消费需求、带动社会投资需求，全方位扩大总需求。从供给侧看，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能够发挥结构性作用，重点支持与国内需求紧密相关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因此，在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的支持下，将形成以需求扩张引领供给侧升级、以高质量供给激发需求潜力的良性循环。

宏观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才能通过扩大宏观总量来化解重点领域面临的困难和挑战。2024年以来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重点领域仍存在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重点群体就业压力较大等，同时，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以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需要为例，当前就业形势基本稳定，但部分重点群体仍面临一定压力。一是2025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将达到1222万人的新高。二是需要为城镇化进程下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居民提供新的就业岗位。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均表明，经济增长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因此，有必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推动经济增速上升至合理水平，夯实经济基本面，为化解风险隐患和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提供良好基本面支撑。

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空间充足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货币政策方面，要“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财政政策方面，要“提高财政赤字率，确保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不管是降准降息，还是提高财政赤字率，要想真正将政策做实、落地，都需要一定的政策空间。

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预留了宝贵空间，能够支撑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落地。货币政策方面，降准降息仍具备一定空间。存款准备金上，中国银行业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处于6%以上，与美国（0%）、欧盟（1%）日本（0.84%）等主要经济体相比，处于国际较高水平，尤其是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还有一定的下调空间。政策利率上，7天期逆回购利率等政策利率距离零下限还有一定空间，仍然可以进一步采取降息操作。此外，考虑到美联储现已进入降息周期，中美利差缩小将减轻汇率压力和外资流出压力，货币政策的实际操作空间进一步加大。

财政政策方面，债务率和债务结构均能够为政策力度扩张提供支持。中国的政府部门债务率仍然明显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且政府债务中的外债占比和中央政府债务占比很低。我国财政部在2024年10月明确表示，“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可见，财政政策仍有发力空间。需要说明的是，虽然部分地区的地方政府面临一定的债务压力，但随着化债“组合拳”逐步落地发力，地方财政政策空间也将得到释放，有利于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切实落地。

科学看待宏观政策空间的动态变化，不必过于担忧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所引发的短期政策空间收窄。宏观政策的空间并不是越大越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如果政策力度没有加大、政策空间没有缩小，那说明宏观政策没有履行逆周期调节的职能。目前政策调控的根本目标是消除经济下行压力，因此，应该在政策力度、政策空间与调控效果之间进行更好的权衡取舍，加大政策力度促进经济回升向好。此外，宏观政策的空间也不一定越用越少。从动态和长期的视角来看，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能够更有效地促进经济恢复，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宏观条件，促进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增长，这些因素有利于我国重新赢得更充裕的政策空间。

促进结构政策和增长政策有效配合

近年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稳定政策的调控效率逐步回升。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数据库显示，稳定政策效率指数已连续六个季度回升，从2023年二季度的42.2升至2024年四季度的 46.8。不过，与2018—2019 年的效率指数均值52.0相比，还有提升空间。要想有效提升稳定政策效率，不仅要优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操作，而且要优化经济结构并提升长期经济增长动力，从而使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传导更加畅通。

结构政策和增长政策的配合，有助于提升企业投资收益、拓宽投资空间，从而提升稳定政策对实体经济投资的带动效果。近年来，企业投资尤其是实体经济投资相对不足，与投资收益相对较低和投资空间相对局限等因素有关。单纯加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力度很难有效激励企业扩大投资活动，而且可能引发资金“脱实向虚”。应增强结构政策力度，优化产业结构，并有针对性地消除民间投资在部分行业的进入门槛，为企业投资创造新的空间。加强增长政策应用，尤其是要通过采取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政策举措，有效提升企业投资的预期回报率。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的配合，能打消企业投资的限制和后顾之忧，使得企业“能投资”“敢投资”“愿投资”，也能使得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有效带动企业投资。

结构政策和增长政策的配合，有助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提升稳定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带动效果。既有的收入分配结构限制了部分居民群体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有助于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如果再辅以社会保障领域的结构政策，打消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领域的后顾之忧，减少预防性储蓄，将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能力。加强对增长政策的使用，有助于提升潜在经济增速，从而推升居民预期收入增速，普遍性地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的配合，让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将显著提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带动效果。

整体而言，结构政策和增长政策连同稳定政策有效配合，实现宏观政策“三策合一”，将推动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更好持续推进，从而帮助中国形成长期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和居民预期改善之间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