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30年（道光十年）底，罗曰壁任汧（千）阳知县。当时，地方官吏走马灯似的换，没人在意这个平常不过的任命。但直到近二百年后，回望历史，才真正感到，千阳有幸，百姓有幸。
罗曰壁，云南景东县人。民国十一年《景东县志稿·科举志》载：罗曰壁，嘉庆九年甲午科举人，任陕西蒲县知县。寥寥几个字就总结了这位官员的一生。后多方查史又知，清道光六年任延川知县，道光十年任平利知县，道光十年十二月任汧（千）阳知县。生卒不详，离开千阳后去向不明。
罗曰壁到任后，已近春节。据说，他很勤勉，晨起迎着朝阳去百姓家、乡贤家走访，夕阳西下拖着长长的身影回到县衙，夜里查阅史料到很晚。经过仔细考察，他对千阳县情有了很清晰的认识：穷根深、文教薄、史料缺。经过反复斟酌，他终于理出了质朴又具体的施政纲领：劝农桑、兴文教、编志书。于是，他研墨取纸，提笔落字。一盏微弱的油灯，从此点亮起万家灯火。
二
罗曰壁走遍千阳，对农事得出结论：“千阳地域周围不过百里，析而言之，川一半，原一半，山一半。而川地半成沙滩，经淤务稻，一遇大水泛溢，往往有种无收；高原旱涝不匀，必收成欠薄；而山地更可知也。”他感慨道：“县人全赖农业以养室家，合计夏秋两收，尚多不足一年之食。”
为了解决眼前困境，罗曰壁提出了植桑养蚕的思路。因为他得知，千阳以前也曾有过植桑养蚕的历史，那么证实这里的气候、土壤、雨量等资源禀赋非常适宜发展蚕业。只是土法喂养不得法，渐渐放弃了。
道光《重修千阳县志·地理志卷一》中，记载了种桑子法、蚕桑法则等内容。用十多页的篇幅分类详叙，对如何选种、育苗、移栽、株距、施肥、剪伐等过程作了一目了然的说明。对蚕室消毒通风要求、喂养频次、制簇材料方法、除沙防潮、上簇结茧的观察法、烤茧时机、缫丝水温等具体环节一一记之。即便是喂蚕时的禁忌，也不曾遗漏。如此详尽而又实用的植桑养蚕缫丝技术要领和注意事项，对于养过蚕的人的最直接感觉是，罗知县栽过桑、养过蚕、缫过丝。
《景东县志》畜牧养殖业总论里记载：“其它养殖业有养蜂和养蚕，不多。”分类叙述中再没有提到这两类。那么，他在家乡参与养蚕的可能性不大。然《平利县志》载，“道光六年（1826年）任知县的司徒修，下村即劝民兴水利、广积储。梓《蚕桑须知》《树桑百益》等书散之民”。陕南平利县，明洪武年间就有农桑记载，说明当地植桑养蚕的技术很成熟。道光十年罗曰壁任平利知县，虽上任不到一年，但他乐参与、好学习、善总结、再推广，离任赴千时，不排除将《蚕桑须知》《树桑百益》的内容带到了千阳。
史料虽没有留下多少农户从事养蚕的记载，但罗曰璧任知县十年后，千阳县志“物产·货类”中将“丝”放在了第一位，足见当时蚕桑业的繁盛。
上世纪九十年代，千阳桑园面积达到6万多亩，川塬镇村几乎家家有桑园，户户养蚕。
三
3300多年前，商代已有较为成熟的公办学校，后孔子又开创了私学先河。公元前506年，燕伋二次从曲阜返千后创办了渔阳塾坛。这足以说明偏于一隅的千阳，重文兴教起步极早。
那天，当罗曰壁来到三贤祠前，未曾开口，心却被入眼的一幕狠狠地扎了一下。明末附设于此处的隃麋书院，本就狭小简陋，此时更是残破不堪，徒具虚名。夜晚，在油灯的映照下，满脸愁苦的他只想着一个字：钱。
作为知县，他清楚地知道，全县田赋、税收、附加等各项年征银五千余两，上解近一半，留下的还要支付29项之多，所剩无几。即便是风调雨顺的年份，连修修补补的多余银两都没有，更别奢望新建书院了。但他始终坚信“学校关乎风化，乃为政之大端”，在千难万难中，兴文教的决心始终未变。
1837年（道光十七年），新书院破土动工，这已经是他任千阳知县七年后的事了，可见久拖不决的原因还是缺银。等了几年也没有多余的银两，于是他只有捐出自己的养廉银。清知县的俸薪很低，千阳知县的俸薪银23.7两，但养廉银有600两。
他在《创修千阳县考棚碑记》中说：“千小邑也，纳税不过五千，而童试则四百有余，历试数次，搭盖席棚以为考场。匪特风雨堪虞，亦且关防难密，殊属不成事体。”以席搭考棚，他心里的滋味可想而知。
书院历两年竣工，取名启文。书院整体呈长方形，格局新颖，设施齐备。大门三个，中间称之龙门，左右两开。龙门至后堂，中间一条甬道，以条石、青砖铺之。以甬道为中轴线，对称结构建筑，分前后两院，建有客厅、讲堂、考棚（童试教室）、书房（图书馆）、碑房（档案馆）、宿舍、厨房、门房等五十多间。书院建成后，罗曰壁邀请时任凤翔知府的豫泰撰写碑文，“泰骤闻而讶”。
为书院长远考虑，罗曰壁每年将狼牙洼、赵家河、普门寺等处地亩收的租钱用于书院开支，铺面出租钱用于后期维修。又将学田的亩数、界址存立县案，永为查据。
如此有力的举措，让启文书院尽显一派繁荣。所收生徒分编两班，每班有时达六七十人。清代后期，千阳人才茂兴，归功启文书院。
四
千阳大地，人类居住史可上溯到旧石器时代。自汉置隃麋县始，历经晋、隋、唐、宋、元、明等朝代更迭，至清朝前，已有一千多年的建县史。然而，直到1650年（清顺治七年），来千任知县的江都进士王国玮却发出了“凡郡邑都有志，千独无志”的疑问。这一声疑问，直到今天仍在一些文史者的口中常常听到，但没人能给出足够信服的答案。
1731年（雍正九年），任千阳知县的江南武进监生管旆下车即索志，“始知千之志于明季兵燹之后已散轶而不可考”。这是旧志史料上的记载，也是唯一对王国玮之问的回答。
县志，是一个县历史、地理、风俗、人物、文教、物产等千年时间空间的浓缩，反映着这个地域的前世今生，是一个县的“家谱”。王国玮任知县后，公务之余，访遗址、询故老、采旧闻，三年后终成《石门遗事》一书。81年后，新任知县管旆到千后索志，“遂以《石门遗事》暨《增补轶事》送阅”。他看过《石门遗事》后说：“土俗民情较为详尽，官师人物较为简略，缺漏多，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称不上志。”
而管旆看到的《增补轶事》，却是1711年（康熙五十年）江南宜兴岁贡吴宸悟任千阳知县时，对《石门遗事》的建置、官师、人物、选举等增补史料，又新增流寓、艺文二目而成。
罗曰壁到任后，认为《石门遗事》及《增补轶事》不全不详，加之断修已近百年，遂重修志书。他取旧志与州府志详加参考，优者沿用，劣者淘汰，对旧志未记的内容，考遗迹、访名士，分纲列目记载。全志设地理、建置、典祀、田赋、学校、官师、人物、选举、烈女、艺文、纪事、详异12卷96目，卷首附图14幅，约10万字。断限上至夏，下止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志成题名《重修千阳县志》，它也是千阳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第一部称作“志”的县志。
五
罗曰壁是一位典型的清代文人官吏，干的很多工作也都用文字记了下来，正是这一点，也为今天的千阳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如《书院》一文，记有新建启文书院的建筑物，经费来源渠道和数量，开支的名目和数额。增修、重修的县署、庙、祠、楼、坛等，也都用文字或碑记的方式进行了记述。
“下车伊始，集首事商议重修年久木朽渗漏的启圣祠，自捐廉俸四百金。”在他任内，面对捉襟见肘的收支，他没有压榨搜刮百姓，十余年任内前后八次捐银捐粮，创建书院、重修祠庙、裱糊县署、新建义仓（赈灾）。
罗曰壁在任时，幕僚们因他勤政尊敬有加，离任后，百姓们因感恩敬他为神，建“忠爱祠”纪念他。在百姓心中，这位时常操着一口浓重乡音的知县，这位来自遥远西南边陲的外乡人，所做的爱民之事深深地镌刻在了千山之巅、千水之河和百姓心之尖。
建祠是百姓对办了好事的人最纯朴的一种虔诚膜拜。“有生佛万家之誉”，这是故乡旧景东县志对他的褒赞。（生佛万家，是指受百姓爱戴的地方官。出自宋·戴翼《贺陈待制启》：福星一路之歌谣，生佛万家之香火。）
自从司马迁写成《史记》后，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在做每一件大事时都会想到悬在头上的那支巨大史笔来。一支支细史笔也照样悬在各级官吏的头顶，在千阳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罗曰壁赢得了身前身后名。
来源：各界导报岁月版
作者：李慧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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