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开始，我将陆续更新好友 罗比亚 准备已久的“《火线》编年史”系列文章，虽然感兴趣的朋友可能不多，但这个系列写得确实很好，无论你是否对“第一美剧”《火线》感兴趣，这都是一套值得阅读的好文。
话不多说，下面进入正题。
声明
这一系列文章将从回顾历史的角度，讲述美剧《火线》诞生的过程。我将尽量不涉及其中的剧情，无论您是否看过《火线》（虽然这确实是部值得推荐的佳作），都不会影响阅读。
《火线》在形式上的一个特点是，每集开头会引用剧中角色或真实人物说过的话。为了致敬这点，以下文章也将采取这样的做法。
尽管在写作时，我尽可能地查阅了相关资料，但由于毕竟不是当事人，不可避免地存在疏漏，欢迎指正。
第一章
“操，那肯定是本好书”
1960年，大卫·西蒙（以下简称西蒙）出生于马里兰州银泉市。
18年前，他的父亲伯纳德和多萝西新婚燕尔。当时正值二战，在纽约大学主修新闻的伯纳德被陆军征召入伍，到纽约汉密尔顿堡服役，多萝西则去了布鲁克林造船厂工作，在那里，她和工友们制造的舰船材料为盟军诺曼底登陆作出了巨大贡献。
战后，夫妻俩从纽约搬到了离首都华盛顿不远的银泉市。伯纳德离开军队，当起了一名记者。
（伯纳德和多萝西）
受父亲的影响，西蒙从小就对报纸感兴趣。在他的少年时代，美国发生了很多重要的社会事件，无论是马丁·路德·金遇刺，还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报纸都是他了解这个世界的窗口。
事实上，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新闻业也确实经历了一次质的飞跃。
这样的变化可以从两件事里管中窥豹：在六十年代中期，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对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几乎清一色持赞成态度，且无一例外认为胜利指日可待；而到了1972年，《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对水门事件的报道，竟然搅动整个美国政坛，最终使得尼克松引咎辞职。
经过六七十年代的变革后，从总体上来说，新闻报道的广度、深度和自由度都有了极大的提升。记者这份工作，也成了西蒙的理想职业。
他在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念书时，就开始为校报撰稿、编辑。大学最后一年，他以校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在《巴尔的摩太阳报》（以下简称《太阳报》）实习，1983年毕业后正式入职。
二十五年后，西蒙在《火线》第五季里，深刻地批评了《太阳报》编辑部“唯奖项论”的浮躁风气，也引起了该报前主编的强烈不满……然而在1983年，《太阳报》绝对是西蒙心中的的圣地。
他在《太阳报》负责报道凶杀案件。
这听起来似乎很刺激，但作为编辑室里最年轻的记者，西蒙呈现出来的绝大多数内容，其实只是在报纸的都市版里，用一小段话来描述“某时某地，某人被发现死于某种手法，负责该案的某警察表示他们确定或不确定谋杀动机或嫌疑人。”
通常，这一小段话被印刷成宽约12寸的长方形，因此在业内，也被戏称为“豆腐干新闻”。
（火线第五季第三集）
程式化的写作并没有磨灭西蒙的热情，他来《太阳报》的第一年就写了三百份“豆腐干”交予编辑，也不在乎最终能否见报。
1984年的圣诞节，他和几个同事合作了一首诗，送给他们经常采访的对象——巴尔的摩凶案组。
（名字在西蒙下面的这位记者，后来也成了《火线》的编剧）
西蒙的勤奋为他赢得了事业上的进步，他的写作内容也开始从干瘪的豆腐干，变为丰富的专栏文章。
1985年，他准备就一桩大案进行一系列报道，从事后来看，这件由警方通过长期监听破获的贩毒案，是整部《火线》的起点：不仅因为该案件本身是《火线》第一季的原型之一，主犯本人也在《火线》第三季里客串了一个角色，更重要的是，西蒙认识了当时的办案警员、后来的创作伙伴，艾德·伯恩斯（以下简称伯恩斯）。
伯恩斯比西蒙大14岁，是越战老兵，退伍后在巴尔的摩警局当差，他的警务工作干得很棒，对如何打击街头帮派有一套完整且行之有效的理论。
不过西蒙第一次见到他时，并不认为伯恩斯是个警察，因为他手上拿着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的《巫术师》、揭露“水门事件”的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写的《面纱》、和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文集，俨然一副书生模样。
（伯恩斯）
基于对文史哲的共同兴趣，西蒙与伯恩斯日渐熟络。而随着报道的增多，西蒙同巴尔的摩警局，特别是凶案组警察的关系也变得密切。
到了1985年的圣诞夜，他便是和凶案组的警察一起度过，并准备写一篇关于谋杀案中的嫌犯是如何度过这个晚上的特稿。
当晚，西蒙和警察们看电视、喝啤酒，相谈甚欢。到了清晨，一个叫比尔的警察说：“我们这儿操蛋的事情可真多呀。要是有人能记下我们一年来的故事，操，那肯定是本好书。”
在《太阳报》的前两年无疑是西蒙的欢乐时光，但在1986年，《太阳报》被时代镜报公司（Times Mirror）收购，不仅报纸的经营理念发生了变化，员工待遇也大不如前。尽管西蒙和同事们可以通过罢工游行来表达抗议，但这肯定不是长久之计。
这时，他想起了比尔说的话，便写信给巴尔的摩警察局长，询问能否对凶案组进行为期一年的报道。
（2000年，时代镜报公司又被论坛报公司收购，后者在进入21世纪后也遭遇了破产）
我们至今仍不知道那位已过世多年的警察局长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才做出了这个在当时很多人都不赞同，如今看来却无比重要的决定。
总之，在1988年1月，西蒙来到了凶案组。
对于西蒙来说，这意味着职业生涯的一次转变，可凶案组的警察起初并不欢迎他，有人怀疑他是局长派来监视他们的，而更多的人只把这个戴钻石耳钉、穿T恤、头发稀疏的年轻人看作一个笑料。他们在西蒙吃饭时向他描述尸体的血腥细节，在他睡着时拍恶趣味的照片，揶揄他的衣服是从太平间偷来的……
西蒙对此倒不介意，他在进入凶案组之前，四年多的时间就写了将近一千个“豆腐干新闻”，每一块豆腐干，都至少代表着一具尸体。
他知道，凶案组警察的任务已经够繁重了，拿自己开涮只是为了缓解压力，并没有什么恶意。他对新工作很是投入，如饥似渴地翻阅旧案的卷宗，想方设法地记录审讯时的对话。
尽管不胜酒力，西蒙还是会跟着警探们去酒吧聊天，然后在三杯啤酒后醉态毕现。
一年后，当西蒙离开凶案组时，他赢得了所有警察的信任和喜爱。他回到《太阳报》，把这一年来的成果整理成书，几经修改后于1991年出版。
（这本书国内已经引进，译名为《凶年》，有两个版本）
夸张一点地说，比尔的那句“操，那肯定是本好书”促成了《凶年》的出现，而用这句话来评价《凶年》也恰如其分：这当然是本内容详实、文笔出色的好书，但由于西蒙把凶案组警察们在现实里讲过的各种带“操”字的脏话一字不漏地搬到了书中，导致了两个后果。
一是《凶年》面世后，巴尔的摩警局的领导层大为震惊，那位曾经答应西蒙的警察局长试图以“行为不检点”起诉凶案组；而凶案组的警探们则更加喜欢西蒙，因为他的写作足够真诚；
二是由于《凶年》里的脏话过多，《纽约时报》书评版的编辑们拒绝发表书评，他们给出的理由是这本书带有过强的地域特色。
因此，《凶年》出版之初，并没有登上任何一个畅销书排行榜。
尽管《凶年》的销量不佳，但西蒙的图书编辑仍然如数支付了稿费，不过他要求西蒙再写一本书。
正巧，1992年伯恩斯从警察局辞职，打算去一家公立中学当老师，西蒙便向他提议，把教学任务推迟个一年半载，跟自己合作写一本书。
有了前作的基础，西蒙对新书的构想和《凶年》如出一辙，都是对写作对象进行长期、深入地调查，再把搜集的资料汇总成文。《凶年》描绘的是凶案组的警探们，而新书则把目光聚焦于巴尔的摩市里一个贫穷的社区。
伯恩斯没怎么考虑便答应了下来，除了因为欣赏西蒙的努力和才干，还因为他很在意这个项目。
在做警察之前，伯恩斯参加了一年越战，曾服役于美国陆军第23步兵师，该步兵师下属的第11步兵旅曾在1968年犯下过臭名昭著的美莱大屠杀。这场惨剧发生时，伯恩斯22岁，在巴尔的摩一所耶稣会大学念书。
退役后，伯恩斯回到巴尔的摩，又干了20年警察。在他看来，当兵和当差的经历虽然截然不同，但最终的结果却惊人地相似：
在越南，他们赢得了一场又一场战役，却输掉了整个战争——当然，越战是不折不扣的侵略战争；可是在自己的故乡，伯恩斯和同僚们打垮了一个又一个犯罪组织，逮捕了一个又一个毒枭，却眼睁睁地看着街头的毒品越来越多，凶杀案的发生率越来越高。
伯恩斯之所以辞职去教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以他饱读诗书的水平，即便没有任何经验，去教中学生依然不在话下，但从警察转为老师，他的心态还需要调整，而西蒙的想法正好给了他一个过渡期。
两人的新工作从1992年9月开始，持续了93年一整年。后来伯恩斯去了学校，西蒙也有了别的事做，但两人依然会抽空对那个社区进行后续跟踪。
最终，西蒙的第二本书于1997年出版。
（西蒙和伯恩斯合著的书国内也已引进，译名为《街角》）
《街角》一书是西蒙和伯恩斯细致观察底层人民生活状态后的产物，这些人活着的时候被主流社会所忽视，只有在卷入某起暴力凶杀时，才有可能以受害人、嫌疑犯或是目击者的身份，出现在西蒙的报纸，或是伯恩斯的报告中。两人这次的考察，让他们对巴尔的摩这座城市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凶年》和《街角》两部作品，也构成了《火线》的现实主义底色，《火线》里的一些角色台词，甚至直接出自两本书中，让这部剧更显得格外真实。
纵观整个影史，几乎所有关于破案的优秀电影或者电视剧，都不会仅仅满足于表现案件本身的发生和侦破，而是通过各种抽丝剥茧得来的线索，向观众展示创作者精心的设计——按照这个逻辑，如果把《凶年》看作是由西蒙解决的一桩案件，那么它的第一条线索，就直接指向了《街角》。
因为西蒙在凶案组的那段时间里，认识了一位女儿遇害的母亲，在抓到凶手后，西蒙还到她家里和她见了一面，这位母亲也成了《街角》的主角之一。
《凶年》引出的第二个线索出现在1993年1月31日。
这一天，美国NBC电视台转播了第27届超级碗比赛。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时年34岁的天王迈克尔·杰克逊为世界献上了一场精彩绝伦、足以载入史册的演出。
观看这场演出的观众，甚至比看比赛本身的人还多。自此之后，超级碗的中场秀，也开始成为“美国春晚”。
超级碗结束后，当1亿多的美国观众（当时的美国人口为2亿多）还沉浸在迈克尔带来的震撼时，NBC播放了一部新推出的电视剧：《情理法的春天》。
该剧正是根据《凶年》改编，而这也是西蒙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