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别逗我了”
在过去的2023年里，“罢工”肯定是关于好莱坞的新闻里出现最频繁的一个词。
先是在5月初，美国编剧工会率先发起罢工，到了7月，美国演员工会和电视广播艺人联合工会也开始罢工。编剧工会的罢工于9月末告终，而后者直到11月才结束。
从规模和持续时间上看，去年的罢工无疑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
罢工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流媒体平台的兴起对原有商业模式的冲击，二是AI技术的发展让演员和编剧担心被取代。再加上疫情期间行业凋敝——比起性别、种族、政治立场这些相对笼统的概念，从业者的切身利益直接受到影响，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情和关注，也使得此次罢工应者云集。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罢工中，大卫·西蒙表现积极，他不仅劝说同行支持编剧工会的行动，还试图联合美国导演协会共同抗议。
作为回应，HBO暂时中止了与他的合同。
对此，西蒙并不意外。在大多数人看来，这次罢工就是为了让站在从业者对立面的制片方同意他们提出的诉求，而在他心里，华纳、迪士尼和派拉蒙等公司总部外的巨大反对声浪，也代表着一段积压了三十余年的往事如海潮回涌，怒涛拍岸。
早在疫情、流媒体和AI技术出现之前，西蒙就对影视行业的一些现象颇有微词。而这还要从由他的第一本书《凶年》改编的美剧《情理法的春天》说起。
（书的名字是“Homicide：A Year on the Killing Streets”，而剧则做了点改动，叫“Homicide: Life on the Street”）
在写《凶年》之前，西蒙按照图书界的惯例找了一个文学经纪人，负责帮他把书卖给出版社。西蒙当时虽已做了好几年记者，但在别的领域仍是个新人，再加上他忙于工作，只在匆忙间随便找了一个。
这位经纪人乍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他以前代理过几位像西蒙这样以记者身份出书的客户，《凶年》被顺利地卖给了拥有180多年历史的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Houghton Mifflin，简称HM）。
HM公司的编辑约翰·斯特林人也很不错，除了本职工作外，他还向西蒙引见了一名作家。在当时，这位作家已经写了四部小说，正准备出的第五部也是由斯特林负责编辑，这本新书的内容恰好也是关于毒品、凶杀，只不过故事发生在作家的故乡纽约。
西蒙和这位作者一见如故，十多年后，这个叫理查德·普莱斯的人成为了《火线》的编剧之一，还在第二季里客串了一名角色。
（《火线》第二季第六集）
而理查德当时准备出版的新书，在1995年被改编成了电影《黑街追辑令》，这部作品也对《火线》有很重要的影响，这是后话。
出版一事圆满收官，按理说，文学经纪人的任务就算到此为止了。可就在《凶年》即将面市之际，经纪人忽然对西蒙说，他可以帮忙把这本书的改编权卖到好莱坞。西蒙虽然平时也喜欢看电影，但对影视圈完全不了解，他一听这事似乎不错，便准备答应。
哪知他的图书编辑知道此事后，对他说，暂且不论这本书是否适合拍成电影，就算真的要出售改编权，也不是图书方这边能单方面说了算的。一般而言，还需要找一个好莱坞那边的经纪公司来接洽。
如果是后来的西蒙，或许此时已经会觉得经纪人不靠谱了。
可是在1991年，三十出头的他还是为年轻买了单，他同意了经纪人的提议，还向他转告了编辑的话。经纪人起初不太情愿，但后来还是联系了好莱坞四大经纪公司之一的创新艺人经纪公司（Creative Artists Agency，以下简称CAA）。
CAA成立于1975年，旗下有包括斯皮尔伯格、詹姆斯·卡梅隆、汤姆·汉克斯等在内的众多大咖，目前在我国也有分部，绝对算得上业界的龙头。然而经纪人和CAA的代表第一轮谈下来，其结果却把西蒙整懵了：《凶年》这本书由谁来改编、要怎么改编只字未提，版权费的抽成倒是算了个一清二楚，经纪人先拿个15%，CAA还要拿10%，这就已经去掉了四分之一。
西蒙再次询问了他的图书编辑（在改编权这件事上，编辑完全是个局外人，西蒙去找他，其实已经说明他对经纪人和CAA不太信任了），对方的回答是，这当然是不对的，在他了解的过往案例里，经纪人和CAA通常会平分15%的抽成。
西蒙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经纪人，经纪人也明白西蒙不是好忽悠的，只好按15%的抽成来算。
这件事暂告一段落后，最重要的问题来了，谁来翻拍《凶年》这本书呢？答案是，不知道。
没错，几个月后，经纪人对西蒙说，CAA没有找到愿意拍《凶年》的导演。
西蒙又被整懵了，他通过经纪人联系到了CAA的负责人马特。马特讲了好些理由，比如这本书不够有名、书里的角色太多、这是一本关于巴尔的摩，而不是洛杉矶、纽约这些大城市的书……总而言之，这本书可能在好莱坞卖不出去。
马特这个说法的真实性相当存疑，因为就在《凶年》出版后不久，导演威廉·弗莱德金就曾亲自给西蒙打来电话，夸他写得不错。
（弗莱德金去世于2023年8月7日，正是好莱坞罢工闹得沸反盈天的时候，享年87岁）
威廉·弗莱德金是一位全能型的导演，他在1970年拍的《乐队男孩》至今仍是同性电影中的经典，1971年的警匪片《法国贩毒网》力压库布里克的《发条橙》拿下最佳导演、最佳电影和最佳男主，1973年的《驱魔人》更是以1100多万美元的成本，在全球收获了4亿多票房，也开创了驱魔类恐怖电影这一类型。
（《法国贩毒网》）
（《驱魔人》）
纵观弗莱德金的电影生涯，拍出的优秀作品不可胜数，像他这种水平，虽然也会拍出一些发挥不稳定的片子，但眼光绝对差不到哪儿去。何况早在1985年，弗莱德金自己就把一部发生在洛杉矶的犯罪小说搬上了大银幕，片名叫《威猛奇兵》。
（《威猛奇兵》的原名“To Live and Die in L.A.”，这个名字和《凶年》的“Homicide：A Year on the Killing Streets”与《情理法的春天》的“Homicide: Life on the Street”有异曲同工之妙）
弗莱德金当时从洛杉矶打电话到《太阳报》找西蒙，说自己很喜欢这本书。西蒙正在上夜班，也根本想不到电话那头是这么一位大导演，还以为是谁搞的恶作剧，便回说了句“别逗我了。”
没曾想，他以为开玩笑的人，其实是弗莱德金本尊，而看似正规的CAA，却给西蒙开了个大大的玩笑。
西蒙听说自己的书在好莱坞无人问津，既不相信，更不甘心。他问CAA的马特，你们去找过巴瑞·莱文森（以下简称莱文森）没有？他可是地地道道的巴尔的摩人，也拍过《餐馆》、《锡人》这两部以巴尔的摩为背景的电影，而且他的《雨人》也才拿了1989年的奥斯卡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奖。
（《雨人》）
（实际上，莱文森不是唯一一个来自巴尔的摩的著名导演，在70年代以拍cult片出名的约翰·沃特斯也出生于这个城市，他在1981年拍的《菠萝脂》、1988年拍的《发胶》，都是发生在巴尔的摩的故事。后来，约翰·沃特斯还主持了西蒙的婚礼。）
马特这才把《凶年》发给了莱文森所在的巴尔的摩影业公司。莱文森和同事读完后，都觉得可以改编成影视，只不过书的篇幅太长，不太适合拍成两个小时的电影。但莱文森手头正好有一个NBC电视台的电视剧项目。
巴尔的摩影业公司决定买下《凶年》的改编权，接下来就又到了谈钱的时候。
这时，马特对西蒙说，《凶年》是你的第一本书，也是莱文森的第一部电视剧，但人家是拿过奥斯卡的大导演，你还只是个新手，所以影业公司的报价少就少点，别想着讨价还价了，否则，说不定莱文森会改主意了。马特还说，别看这笔钱不多，还是我在谈判桌上帮你争取了一点儿呢。
（巴瑞·莱文森）
西蒙讨厌马特到了极点，对他的经纪人也无甚好感，这两个家伙事没多做、钱没少拿，讲话还一股高高在上的态度。但他也没多计较，只在心里把两人狠狠骂了一顿，便拿钱走人，去写第二本书《街角》了。
哪知道十年后，当西蒙站在当年莱文森的位置，准备给HBO电视台拍《火线》时，他了解到更多的内幕，才知道当时还被经纪人和马特坑了一回。
还记得当初谈抽成时，经纪人和马特平分的15%吗？原来，在业内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在卖出改编权后，经纪人应该把他分到的这7.5%如数还给西蒙（经纪人还能拿到一笔佣金，但这钱是由巴尔的摩影业公司出的）。而显然，这位经纪人没有这么做，马特也没有告诉西蒙。
说到底，好莱坞是个论资排辈非常严重的地方。
当西蒙还是个小记者、新人作家时，别人对他傲慢无礼，极尽欺负、盘剥。正因如此，当去年的罢工爆发时，已经63岁，成为业内资深人士、顶着“《火线》编剧”这一光环的西蒙，也会站出来为年轻一代的编剧们发声。
（西蒙在2023年5月接受媒体采访的照片）
俗话说好事多磨，虽然《凶年》改编成影视的过程曲折坎坷，但最终的成品《情理法的春天》，对美国电视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