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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市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不论是哪种经济，最关键的是，不应也无法压抑市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而应适应市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满足市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让市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与整体经济文化的建设融为一体，才是好的经济政策。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国黄金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万喆，文章来源于“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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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夜间经济”再次受到推崇。据报道，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到兰州、绍兴等二三线城市，相继推出了多项鼓励“夜间经济”的对策与举措。
其实，“夜间经济”对中国人来说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是一个“老”话题。
夜间经济起于很久很久以前
说到夜间经济，这个词是新词，但说到“夜市”，这个词就真是老词了。对夜市在中国的起源，学者们有不同看法。有一种看法认为，西周夕市是夜市的雏形，迟至两汉出现夜市。
证据之一是汉代一部重要著作，众所周知的许慎所作《说文解字》，其中有关于邠亭夜市的记载。《说文·邑部》“邠”字解曰：“豳：美阳亭，即豳也。民俗以夜市。”《说文解字》是我国古代流传至今最有价值的古文字学著作，这一段的意思就是在那个时候的邠亭一代有夜市，所以，可以得出我国夜市在汉代就已经出现的结论。
还有一个重要证据，是《后汉书·孔奋传》中的一段记载，“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大意是，东汉初年，天下都很乱，大家都很穷，只有姑臧这个西部边境地方挺富裕，和羌胡做生意挺滋润，那儿的人积攒财富挺快的。对于中间“市日四合”，唐人李贤等注曰：“古者为市，一日三合，《周礼》曰：‘大市日侧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今既人货殷繁，故一日四合也。”这个解释的解释是，汉代的市场名目繁多，有直市，狱市、肉市、军市、宫市、关市等等，但按经营时间来划分的，以前只有《周礼》所谓“一日三合”，即大市、朝市、夕市，现在姑臧这地方人流物流太繁盛了，商品贸易交流特别发达，当地的主要经济发展矛盾已经从供给不足变成了不平衡不充分，在人民群众的需求激励下，就在过去基础上新出现了一种“市”。这个新的“市”是什么市？《后汉书》没有说明，李贤等人也未作注释。但是，既然早上也有了，中午也有了，傍晚也有了，那多出来的就只能是“夜市”咯。
唐朝的夜市，虽然“犯禁”，还要happy
隋唐时期有“夜市”的认同就更多一些。料也更丰富些。我是说史料。
大家耳熟能详的杜牧《泊秦淮》诗中云：“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第一句写时间，第二句写地点，第三句写事件主角，第四句发牢骚，很明显，时间是晚上月朦胧鸟朦胧，地点是纸醉金迷的秦淮河畔，事件主角是夜间还在营业的某不可描述职业从业人员，诗人的心情是，唉，你这价值观有问题啊。
唐人方德元的《金陵记》中，也记载了金陵的夜市，说富人“盛金钱于腰间，微行夜中买酒，呼秦女，置宴”，也能让人想象出豪门富客戴着大金链子大金表召唤扒蒜小妹撸串的唐代生活。
唐代诗人王建生于安史之乱后，其同情百姓疾苦，写的诗多如《田家行》、《织锦曲》、《水夫谣》之类的，游览扬州夜市，受到震撼，挥毫写下《夜看扬州市》：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是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
也有清新些的。杜荀鹤的《送人游吴》写了姑苏夜市：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
但事实上，唐代实施了很严格的“宵禁”制度，一切生活起居都得听“鼕鼕”号令。《唐律疏议》记载，“宫卫令：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槌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槌，坊门皆闭，禁人行。”又曰：“闭门鼓后，开门鼓前，有夜行者，皆为犯禁。”早晨鼓声“鼕鼕”，“城”“坊”“市”三门齐开，人们开始生活；傍晚鼓声“鼕鼕”，“城”“坊”“市”三门齐闭，生活结束，否则为“犯禁”。唐诗中记载当时的长安城：“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显然，唐代的夜晚市场是违法的。
不过，学者普遍认为，中晚唐时期各大城市及农村集市中，夜市的出现是很普遍的，南方地区尤为突出。
宋朝的夜市，给你太多的选择
到了宋朝，夜市盛况空前。
北宋的首都开封，人口过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南宋的首都杭州也是繁华异常。两座城市都是不夜城，坊市合一，营业时间和营业地点都很宽松并无限制，据说，常常是夜市未了早市已开，间有鬼市，甚至还有跳蚤市场，真正“车如流水马如龙”。
陆游《夜归砖街巷书》云杭城“近坊灯火如昼明，十里东风吹市声”。而范成大的一组诗《自晨至午，起居饮食皆以墙外人物之声为节，戏书四绝》里，就描述了苏州的一天里，早市晚市相连的生活。
这时的记录也愈加细致。
南宋时期孟元老在南渡之后，回忆东京即开封的繁盛而作《东京梦华录》，对当时的夜生活亦有详细描述。据说开封的商业夜市非常繁荣，分布也广，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带。一个在御街一带，另一个在马行街一带。御街一带的夜市有两个中心点：一在朱雀门一带，另一个在州桥南北。以州桥为例，当街水饭、熝肉、干脯。王楼前獾儿、野狐、肉脯、鸡。梅家鹿家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至朱雀门，旋煎羊、白肠、鲊脯、冻鱼头、姜豉子、抹脏、红丝、批切羊头、辣脚子、姜辣萝卜等，吸引众多食客来品尝。到了晚上，州桥上灯火明亮，煎炒、熬炖、蒸煮、凉拌等食物，香气扑鼻，夏月有麻腐鸡皮、麻饮细粉、素签沙糖、冰雪冷元子、水晶角儿、生淹水木瓜、药木瓜、鸡头穰沙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荔枝膏等，皆用梅红匣儿盛贮；冬月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脍、煎角子、猪脏之类，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
除小吃外，其日用百货也品种多样。酒楼茶坊四处林立，不可遍数。《水浒传》中的“樊楼”和李师师都真实存在，瓦肆勾栏里民间艺术表演也让大众很是开心。
到了南宋，据吴自牧《梦粱录》记载，临安夜市早已实现全年365天一天24小时无休。夜市衣帽扇帐，盆景花卉，鲜鱼猪羊，糕点蜜饯，时令果品，应有尽有。
总之，宋朝夜市内容丰富，吃喝玩乐吹拉弹奏说学逗唱高低雅俗，总有一款适合你。
元明清以后的夜市，满地的“清明上河图”，但我还是爱逛
到了元明清时期，学界对夜市的关注似乎又有所减少。
杭州依然繁华。明朝田汝成所著《西湖游览志余》中盛赞临安夜市秩序良好：“篝灯交易，识别钱真伪，纤毫莫欺。”明人翟宋吉还有一首诗描写杭州夜市的盛况：“销金小伞揭高标，江藉青梅满担挑，依旧承平风景在，街头吹彻卖场箫。”
另一处夜市繁华地是如今仍旧保留“古风”的好玩地成都。据说，唐宋后，成都经济文化繁荣发展，在一些人流较多的重要场所官家设立了灯笼以照明，在财政拨款中设立了一点膏火费，或者鼓励商人们联合起来自行解决照明问题，以便在该地搞经营，进行商品交易，终成夜市。后来1904年，川督锡良在成都银元局内试设发电机，利用该厂蒸汽发电，安装点灯2000盏左右，为成都使用电灯之始，解决了夜间经济的根本照明问题。
清代成都夜市空前繁盛，但商品质量很差。海栗的《年终夜市》里曾写道：“有的鞋子只穿了几天便张开大口，有的帽子退色泛红，有的袜子‘空前绝后’”。卖假货的很常见，衣服、鞋、帽摊子常发生欺哄，“清明上河图”“仕女图”等更是几乎每个摊子都有几幅。反正摊主没有固定摊位，买了假冒伪劣也没处儿退换讲理。夜市上小偷、流氓也多，故晚清出现警察对夜市的专门管理，但“奸商亦小窃之剪扭者，如剪辫□抓小帽毡帽等，虽警察甚严亦难防也”。可以说，成都“夜市所展现的是一幅光怪陆离的社会世相”！
不过，夜市似乎并未受到这些“不愉快”因素的影响，依然人流如织。大抵是因为成都夜市的主要消费人群是普通百姓，大家追求的是便宜性和多样化，因此也就放低了对质量的要求。
需求才是市场发展的硬道理
古代夜市的多姿多彩带给我们很多思考。
夜间经济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从秦汉到元明清，很明显可以看到，夜市的规模和形态与社会经济发展规模及形态有着极其一致性的关系。
夜间市场是日间市场的延伸，因此，夜市可能本身就代表着地区经济的活跃度高、商品交易频繁，有夜市是当地生活水平较高、居民较为富裕的表现。而且，从唐代到宋代，夜市覆盖的范围随着经济发展有所扩大，再到元明清代，夜生活的普及面从达官贵人到了升斗小民，这可说是商品丰富后的溢出效应。
正因为如此，需求才是市场发展的硬道理。
即使唐代采取了严厉的“宵禁”政策，连韩愈都感叹过因为宵禁关门出城访友不能尽兴，但夜间经济却在夹缝中生存得相当坚强。据多位学者的考据，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夜市。大城市如扬州、广州、成都、汴州、楚州、苏州、杭州、金陵出现夜市，中小城市如淮市、梓州、象州、湖州、蔡州、夔州出现夜市，夜市还出现于巴南、巴西、江南、长洲、峡中等地乡村集市中。
当然，合理的政策才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好办法。
宋朝能够成为繁华夜市的代表时期，顺应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很重要。
唐代有个“坊”“市”分离制度，除了特定的高官，居民家不能面对街道开门，城市居民坊区与商市分离。到了宋朝此制度被打破，大家都能够面对着街道开门了，因此店铺从坊内到临街再到侵街最后到夹街，一系列演变后，完成商业区与居民区混杂合一。商品交易无处不在，为商贸的活跃繁荣提供了可能。
对于“宵禁”，其实唐末就禁绝不住了。公元965年，宋太祖下令开封府曰：“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到北宋中期以后，城市人口剧增，商业日趋繁盛，夜市就不再受时间的限制而通宵达旦了。“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
宋朝也做到了经济与文化互为表里、相映生辉。
后记
从历史上看，夜市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城市的面貌。而好的夜市也出现在经济、文化发展繁盛的时期。
可见，不论是哪种经济，最关键的是，不应也无法压抑市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而应适应市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满足市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让市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与整体经济文化的建设融为一体，才是好的经济政策。■
本文来源于“澎湃新闻”
图文编辑：梁劲
责任编辑：王靖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