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原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建设之路

【解读】原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建设之路
2022年12月12日 18:50 盘古智库

中国式现代化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即致力于实现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等各个方面的转变;更有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包括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5个方面。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文章来源于《人口研究》2022年第6期。

本文大约8400字,读完约20分钟。

人口是国之大者,是国家发展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和基础性要素。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即致力于实现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等各个方面的转变;更有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包括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5个方面。

1 人口发展规律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以人口规模巨大为基础

人口规模巨大突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特征。遵循人口转变规律及其阶段性特征,人口总量负增长和加速人口老龄化必将出现时空交汇,但人口规模巨大及人口要素的整体变化依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时期的基本人口国情,是布局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战略的基础。

1.1 未来30年是人口负增长但人口规模依然巨大的初期阶段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时期与后人口转变期的早期阶段、人口零增长期和人口负增长的早期阶段重叠,遵循人口转变规律,这个阶段恰恰就是人口总量达到“高峰”与临近峰值的“高原期”。

第一,人口转变兼具“急”与“快”的双重特征。

中国人口转变道路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死亡率从1949年20.00‰的高水平上率先快速下降,1957年跌至10.81‰,虽然经历了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反弹,但此后继续走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稳定在 6.5‰~7.5‰的低水平,并延续至今。与此同时,长寿化进程迅速挺进,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35岁,增至1981年的67.8岁,2021年更是攀升至78.2岁,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紧随死亡率下降,出生率在长期维持30‰以上的高水平(“三年困难”时期除外)之后,从1971年的29.77‰降至1980年的18.21‰,20世纪80年代略微回升,徘徊在20‰~24‰,之后便开始一路下跌,1991年降至20‰以下,2020年跌至10‰以下。相应地,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位徘徊在6以上,快速降至1991年2.09的更替水平,此后,继续在更替水平之下缓慢波动下行,2020年仅为1.3。中国式人口转变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经历了短暂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前人口转变期的传统人口再生产模式之后,迅速开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模式,并快速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后人口转变期的现代人口再生产模式。纵向观察,后人口转变期的早期阶段是人口总量向峰值攀升的“高原期”,中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2亿人增长至1981年超过10亿人,并于2021年进一步攀升至14.13亿人。横向观察,2021年,37个发达国家的总人口规模为10.94亿人,仅相当于中国人口总量的77.4%,其中,人口规模最大的美国和日本分别有3.37亿人和1.25亿人,千万级人口总量的国家有15个,百万级人口总量的国家有16个,还有4个国家的人口不足百万,人口最少的圣马力诺仅1.90万人,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口总量仅为几百万或几千万。中国要带领人类总量的18%整体迈向现代化社会,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伟大壮举。

第二,总人口规模已经达到峰值。

在持续了30多年的低生育率状态后,中国的人口增长惯性即将势穷力尽。2021年全国出生1062万人,死亡1014万人,自然增长量只有4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34‰,相对于14.13亿的人口总量而言,总人口已实质性进入零增长阶段,人口负增长拐点在“十四五”期间紧随将至。人口零增长期的到来意味着人口总量达到了“高峰”,中国总人口的峰值大致为14.1亿人~14.2亿人。展望未来,低生育率道路还将继续延伸,人口负增长将会成为常态。在1亿以上人口的大国中,中国将是继日本之后的第二个人口负增长大国,也是全球人口规模最大的负增长国家。

第三,总人口规模巨大依然是基本国情。

人口负增长的表象并不能掩盖人口规模巨大的事实。遵循人口发展规律,人口负增长的早期阶段依然会沿袭人口规模巨大的惯性,是人口总量从峰值下行的“高原期”。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的中方案人口预测结果显示,中国人口总量负增长将于2023年左右开启,人口总量进入缓慢缩减阶段,2035年以前依然保持在14亿人以上,2050年将降至13.17亿人,依然是全球仅有的两个规模超过10亿人的人口超级大国之一。

1.2 未来30年是由老龄化社会转向超级老龄社会的重要加速期

未来30年,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主要表现为人口老龄化与人口负增长如影相随,人口老龄化将叠加人口规模巨大的乘数效应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第一,人口老龄化加速挺进。

老年人口数量和人口老龄化水平都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时期翻一番。具体来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快速扩张,2020年为2.64亿人,2025年超过3亿人,2033年越过4亿人,2054年达到峰值5.2亿人。相应地,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将日甚一日,2020年为18.7%;2024年超过20%,步入深度老龄社会;2035年跨越30%,开启重度老龄社会;2054年越过40%,迈入超级老龄社会,使中国成为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并将在2070年之前一直保持第一老年人口大国的位置。

第二,劳动力资源稀缺性加剧。

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持续缩减,2020年为8.9亿人,占比为63.2%;2038年跌破8亿人,占比降至57.5%;2047年跌破7亿人,占比进一步降至52.2%;2050年缩减至6.5亿人,占比仅为50%。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推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将贯穿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全周期。

第三,社会抚养主体从养小转向养老。

202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64亿人,0~14岁少儿人口为2.53亿人,少儿抚养比为28.3(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100,后文同),老年抚养比为29.5,标志着中国由传统养小社会转向现代养老社会。伴随少子化和长寿化的持续推进,老年抚养比将快速攀升。今后,少儿抚养比将徘徊在20上下,而老年抚养比将在2035年前超过50,总抚养比则将超过70;到21世纪中叶,老年抚养比将提升至80,总抚养比将跨越100;21世纪80年代早期,老年抚养比将达到峰值,约为120,总抚养比则将达到140以上。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养老的人均社会支出远超养小的人均社会支出,未来的健康、养老、医疗保障等社会风险将持续增大,经济可持续发展压力也随之加大。

1.3 未来30年是由乡村社会转向城镇社会的重要转折期

人口迁移流动依然活跃,2021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到3.84亿人,占总人口比重为 27.2%,即超过1/4的国人在流动迁移且向城镇集聚,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达到64.7%。看过去,常住农村人口总量于1995年达到峰值8.60亿人之后便开始负增长,2021年降到4.99亿人;常住城镇人口总量则从1995年的3.52亿人持续扩大到2021年的9.14亿人。望未来,若想实现2050年总人口为13.17亿人、城镇化水平达到75%的目标,城镇将继续增加0.74亿人,农村则将继续减少1.69亿人。

数量庞大、范围广袤、时间长久的人口迁移流动,既盘活了人口国内大循环,促进人口空间合理布局,也大大提升了城镇化水平,提高了流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流动人口的经济社会参与度不断提高,我国已从植根于二元户籍制度之上的定居型乡村社会转向要素自由流动的迁居型城镇社会,从依靠血缘、亲缘和地缘维系的熟人社会转向以业缘为纽带的陌生人社会,从要素低流动且分散的乡土中国转向要素高流动且聚集的城镇中国。常态化的流动迁移不仅改变了人口空间布局,加速了城镇化进程,刺激了劳动就业,更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方式,改变着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结构与模式。

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未来30年,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我们还要直面与人口规模巨大相随的人口负增长以及快速推进的人口老龄化和城镇化等挑战,这些人口变化将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任务更具开创性。

2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系统的整体联动

中国是后发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递次推进的串联式现代化过程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上述“四化”交错共进的并联式过程,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系统整体联动,竭力前行与消弭差异齐足并驱。

2.1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突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惠及全体人民的普遍性特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在范围上是指全体人民共富和普遍过上美好生活,在领域上是指涵盖物质、精神、文化、生态、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多维度共富,在路径上是指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共创共建共富,在时间上是指循序渐进的逐步共富,在过程上是指追赶现代化和弥合多元差异的并进共富。

虽然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日益雄厚,但持续增加人民收入使其达到现代化标准的任务依然艰巨。按当年价格计算,1978~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从3679亿元增至114.4万亿元,自2010年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不断稳固;我国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从1.7%增至18.5%;人均GDP从385元跃升至80976元,稳步跨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71元攀升至35128元,实现了跨越式的进步。人民生活正在现代化道路上稳步前行,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经济基础,但是与现代化的标准还有一定距离。

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需要弥合地区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一个也不能掉队。人口规模巨大隐含着强大的除数效应和内部差异。一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依然较大。2021年,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3504元和18931元,相差2.3倍。二是低收入群体规模依然庞大。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特别是脱贫攻坚任务完胜,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然而,低收入人群依然较多,全国还有4600多万人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或特困救助,低收入群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人群。三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区域差异较大。2021年,有11个省份的人均GDP高于全国平均值,其中,北京、上海和江苏位列前三,人均GDP分别为18.39万元、17.38万元和13.73万元;有20个省份的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值,其中,甘肃、黑龙江和广西位居后三位,人均GDP依次仅为4.09万元、4.67万元和4.94万元,人均GDP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相差4.5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亦是如此,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仅8个,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3个省份中有15个省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3万元,上海和北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达到7.80万元和7.50万元,甘肃和贵州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仅为2.21万元和2.40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相差3.5倍。这些特征决定了在10多亿人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必须坚持追赶现代化战略和消减多元差距战略双轮驱动。

2.2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突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进步的协调性特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文明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底色、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物质文明,是先进生产力创造的物质文明,有别于个别国家靠殖民掠夺、剩余价值榨取建立的物质基础。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文明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注重公众参与,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共同体式的文明状态,是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需要的精神成果。

既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不仅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物质文明一维空间拓展到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文明的五维空间,同时也界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质的规定性。自改革开放以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71元升至35128元,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151元增至24100元,恩格尔系数降至29.8%,与此同时,全民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民主法制观念日益健全、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社会风气更健康、公共秩序更有序、生活环境明显改善。我国迎来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相继实现了解决温饱、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跨越,步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砥砺前行,中国式现代化还将脚踏实地地走向基本现代化、走向现代化强国、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

2.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选择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突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系统相协调的可持续性特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选择。要彻底摒弃经济增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将优美的生态环境作为人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是战略定位不断强化。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党的二十大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二是制度配套和行动实践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纲领性文件相继出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行动深入推进,河(湖、林)长制、排污许可制度、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等制度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四梁八柱”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三是全球化意识不断增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框架协议和行动,履行环境治理责任担当,深度参与全球生态保护,积极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承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努力将深刻影响全球生态建设事业,推动全球环境保护进程,产生国际联动效应。

2.4 走和平发展道路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放包容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突出了和平性主题,体现了大国担当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和平发展的中国理念。和平发展道路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综合性概念:在政治上表现为坚持共建共享的新国际政治伦理准则,彻底颠覆“零和博弈”思维和“国强必霸”逻辑,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坚持互相尊重、平等协商,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家交往新路;在经济上表现为坚持建立开放型的经济体系,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在文化上表现为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区域文化的差异性和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生态上表现为坚持环境友好发展策略和全球合作,充分认识到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且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要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共同治理环境污染,共同致力于实现“双碳”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在安全上表现为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霸权主义。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更是突出了以发展带动和平的特色,中国人民与全世界人民站在一起,以发展促和平,以和平求发展。走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将凭借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发挥人口大国在维护和平及促进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

3 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挑战和机遇并存

遵循人口发展规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以人口规模巨大为基础,必然与人口负增长、深度乃至重度老龄化、高水平城镇化、广泛的流动化等人口特征相伴,加上人口规模巨大的乘数效应和除数效应,经济社会问题将会变得更加复杂,挑战更加严峻,机遇也更加丰富。应对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在本质上是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要科学认识、主动适应和积极应对。

3.1 科学认识,及时研判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是认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要尊重人口发展规律,科学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时期的人口动态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系统的正负影响,既直面挑战,也正视机遇;既不能落入人口决定论的纰缪,把现代化强国建设中遇到的问题都归咎于人口老龄化、人口负增长等人口变动,也要避免人口虚无主义的谬误,无视人口因素的变动去讨论现代化强国建设问题。人口因素是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能动性、最具创造性的要素,要加强人口科学研究,辩证和科学地认识人口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时期低生育率、人口负增长与人口老龄化、人口迁移流动和城镇化等问题的研究,加强对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和劳动力有效供给的研究,加强对人口红利转型及其开发手段的研究,加强对人口大国、人力资源大国、人力资本强国相互关系和转型升级的研究,为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3.2 主动适应,抓住机遇

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是必然到来的常态现象,是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时代的人口基本国情。既然这是人口发展的规律性结果,且难以在短期内扭转,那么就要在思想上主动接受客观现实,在行动上主动顺应形势变化,促使现代化发展的各项决策主动适应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及其背后隐含的人口变动大势,充分挖掘和利用新人口机会,续写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奇迹。例如,在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交汇的早期阶段,人口规模依然庞大,劳动力供给依然丰盈,数量型人口机会虽弱犹存;伴随着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过渡,质量型人口机会将日渐雄厚;人口老龄化加速期的低龄特征显著,长寿人口机会正在开放;在人口迁移流动活跃、城镇化水平持续攀升的背景下,配置型人口机会依然存续。同时,应正确把握人口数量减少和生活质量提升与资源环境需求的双向互动,重构适度人口、最优人口和资源环境人口容量等概念,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挖掘人口机会,转化人口红利,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3.3 积极应对,直面挑战

人口变动是人口数量、结构、分布、迁移和素质等全要素的整体联动变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时期的人口规模巨大包含了人口老龄化、人口负增长、城镇化等因素的剧烈变动,因此,需要在全要素联动中寻求积极应对的策略。第一,要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长期低生育率与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因果相随,实现适度生育水平是缓解之道。逐步宽松化的生育政策不只是放松了对家庭生育数量的限制,更是在经济刺激、时间支持、托育服务、制度建设、技术供给、生育关怀、舆论环境等方面形成了一揽子生育支持举措,解除了生育处罚措施,在政策体系上为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落实提供支撑。第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正在成为政府、社会、市场、家庭和个人的全面共识,应该以积极老龄观和健康老龄化理念统领思想和行动,统筹全社会的力量,用经济发展积极应对老龄社会问题,用民生发展积极应对老年人问题,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框架中。第三,要积极开发人口规模和国土空间两个巨大的优势,在大规模常态化的人口迁移流动中,发挥人口大国优势,激发人口资源空间腾挪,提升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有效开发,盘活人口国内大循环。第四,要科学认识数量型、质量型和配置型人口机会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的新形态,创新收获人口机会的手段和路径,开发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多维人口红利,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总之,人口要素及其变动不是国家发展规划的外在要素,而是内生要素、基础性要素和战略性要素。人口发展是一个常变量和慢变量,需要有信心和耐心,今天在人口问题上的决策和行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明天的生育、死亡和人口迁移流动轨迹。未来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应该从现在开始布局,积极应对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等人口全要素的整体联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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