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俄罗斯都声称要捍卫战后国际秩序，但对于要捍卫的秩序是什么，想法其实截然不同，都只是选取了战后秩序中的某些方面“各自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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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迎头相撞的两种“反（逆）全球化”
1944年，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其所撰的《巨变：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s） 一书中，提出全球化是一个在释放市场力量与保护社会之间，飘摇未定的钟摆运动。美国杜克大学的高柏教授是对此有着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学者之一，在最近一次共同参与的线上研讨会中，他将当前的全球化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的那一轮全球化做出对比，认为当今世界再次步入了一百年前的类似场景。与很多人还在对“改进全球化”念念不已不同，高教授明确指出这一轮全球化已走完一个新的周期和进入尾声，逆全球化是全球化终结之际的必然现象。在回味高教授发言、脑海中浮现近年来美国出现的各种逆全球化图景之时，另一幕场景也浮现脑海：在去年底的俄罗斯顶级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19届年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会议，在演讲中再次表达了对西方国家推进的全球化的反感，他说标准化、金融和技术垄断、消除所有差异是西方全球化模式的基础，它在本质上是新殖民主义，目的是加强西方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普京不认可这样的全球化，“没有人想挑战西方，每个国家都想发展”；但现在的世界秩序是：其他国家正常的发展都会被欧美视为对其垄断地位的挑战，因为威胁到他们对世界经济的寄生能力。
笔者简单做了下检索，发现普京以往已多次在演讲中对全球化杯葛有加。综合普京近年来的言论，他对全球化的反感，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全球化是美国和西方国家操纵的，造成了国家之间的严重不平等；二是全球化使以大型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资本力量获得空前增长，威胁了政府为公民提供福利保障的能力。从后一点来看，普京对科技巨头的态度，其实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与美国总统拜登并非根本区别。从前一点来看，普京所反的，严格来说并非是全球化，而是当前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普京并不主张闭关自守，在2022年6月17日第25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他在演讲中提出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六项主要原则，其中之一是保持开放，永远不会走上闭关自守、封闭经济的道路。
普京对全球化的不满，实际上是对全球权力结构的不满，他指责当前的全球化模式，谋求的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权力优势，而将其他国家置于被压榨的弱势地位。它与2022年2月24日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是否有关系呢？这场发生在欧洲东缘、不能说小的军事冲突，在高度发达的网络信息时代已在全世界即时直播上演；随着战事陷入持久胶着，人类的未来也已蒙上层层阴影，有人甚至悲观地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在战事发生已过一年之际，一个问题仍然让世人扑朔迷离：俄罗斯究竟为何而战？普京的公开理由是北约东扩威胁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是否真是如此？不管如何理解，在一点上是共同的，那就是全球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全球化终结之际的一起标志性事件，或者说，是俄罗斯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说“不”的一个主动行动。
最近一些年来，喊着要逆转全球化潮流的，声音最大的其实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就不需要多说了，现总统拜登在外交语言上不再反对全球主义，但在实际操作上，相当程度上仍继承了其前任的对外政策，对与中国科技、产业“脱钩断链”不遗余力，而在以往，中美间密切的贸易往来和科技、人文交流，恰恰是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另一个问题来了：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当前都对全球化持拒斥态度，既然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三观一致，那为何近年来两国在政治上却又如世人所见如此对立、势同水火？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俄对乌发起“特别军事行动”，还是美国组织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往死里整”的制裁，对外都宣称要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既然政治目标“一致”，为何不能化干戈为玉帛，坐下来好好谈谈呢？
二、中心-边缘体系在战后的延续
回答上述问题，要从战后秩序的建构说起。当今世界正面临国际秩序的崩溃，它的现实含义，是“二战”结束后所形成的国际秩序已发生动摇。结束往往酝酿于开始，是开始在另外一个时段的最终表现形式。准确解读战后秩序便成为关键。对战后秩序为何建构、由谁建构、如何建构的“现场”回溯，直接关系对当前世界局势的认识。
国际秩序的底色是权力。迈克尔·曼(Michael Mann)认为经济、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四种权力的扩张推动了全球化，也是国际秩序的内在基础。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指出，现代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一直表现为资本主义和领土主权统治的权力逻辑之间恒定不变的对立，以及由当时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地通过重组世界政治-经济空间来解决它们的矛盾。巴里·布赞(Barry Buzan)、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则提出，在工业化、理性国家建设和“进步的意识形态”这三个关键要素作用下，19世纪的世界经历了一次“全球转型”(Global Transformation)，以往处于离散状态的“无中心的多元世界”（polycentric world），转向了一个高度关联而又等级化的“中心-边缘”(core-periphery)全球性国际体系，西方是这一秩序的中心。曼、阿瑞吉和布赞等人的研究，揭示了近代以来的历史结构，尤其是包含在其中的权力结构。“二战”结束后的世界，仍然是这种历史结构和权力结构的延伸。
战后秩序的建构者是“战胜国”，但并非每个“战胜国”在战后秩序建构中，都有均等的发言权。在决定战后秩序的德黑兰会议、波茨坦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苏联人民委员 会主席斯大林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组成“三巨头”，他们共同商定了包括联合国创建在内的诸多战后政治事务。时间拨回到1945年7月17日到1945年8月2日，还原更加具有决定意义的波茨坦会议的场景，“三巨头”当时讨论最多的，其实是各自的应得份额即对“战利品”的瓜分，这不免就是以其他国家的受损和服从为代价。比如，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虽然也曾受邀参加了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的开罗会议，但在随后的德黑兰会议上，美苏两国却背着中国达成了一项有损中国主权的协议，并在雅尔塔会议中进一步明确。战后秩序安排中的权力等级和利益优先性，由此可见一斑。战后的国际经济和金融规则，主要是由美国和英国商定的，在美国“怀特方案”与英国“凯恩斯方案”的讨价还价中，最终前者胜出，这体现阿瑞吉所说的“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完成了由英国到美国的转换和替代。在美英协议的基础上，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当然，在战后秩序构建中，其他国家的意见，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吸纳，比如，在1944年9月底到10月上旬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提出国际组织应适当考虑正义和国际法，不应该只顾及政治的便利，这条建议得到了美苏英三国的同意并被纳入《联合国宪章》。
从战后秩序的构建主体、构建过程、构建内容来看，它有着共同和差别的两面。共同的一面是，在联合国范畴内，所有国家及其主权在纸面上一律平等，在一起享有和平的同时也有可能实现一定的共同发展，此即今天中国一再强调的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差别的一面是，战后秩序仍然是一种权力秩序，欧洲霸权被降维为一般性的国际权力，新的霸权国家乃是美国和苏联；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是战后游戏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在国际秩序中仍享有突出的权力优势，在国际体系中处在明显的中心位置。以战后两个重要国际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其行长和总裁长期以来分别被美国人和欧洲人所垄断，世行行长甚至可以认为是由美国总统“任命”，这并非据于各国认可的纸面规则，而是不成文规矩。战后秩序因此是“共同而有差别”的，包含了明规则与潜规则，显在秩序与隐秩序共存，明规则和显秩序主张平等公正共享，但潜规则和隐秩序仍在构筑中心-边缘权力关系，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它们之间存在本质性的紧张。在战后一段时间，这种结构性的紧张并没有显现为不可调和的冲突，原因在于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所有国家都疲惫了，都有意愿寻求妥协；那些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当时还很弱小，也无力反抗隐秩序的权力安排；同时，边缘国家有些刚刚从殖民秩序中解脱出来，有些还在解脱过程中，它们的处境相比以往殖民秩序下的绝对等级关系和被压迫地位，还是有所改善。
追求平等公正与营造权力优势，一同被打包进了战后秩序安排中，这决定了战后秩序有内在矛盾、是“对立中的统一”，中心国家会致力于巩固和扩展权力优势，这是它们维护战后秩序的动力所在；但边缘国家不可能不去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这会弱化中心国家的权力优势。在战后秩序安排中，和平与发展都是可能的，但都有前提条件和瓶颈，只要边缘国家的实力增长没有威胁到中心国家的权力优势，后者就不必刻意阻滞前者的发展，甚至可以带着前者共同发展。这使战后秩序有其政治限度，那就是当中心国家的权力优势受到冲击时，它们会更加在意维护战后秩序中的潜规则而弱化对明规则的支持。这也意味着对“战后秩序崩溃”，可能会有两种叙说方式：一种是边缘国家所说的中心国家不再坚持以联合国和国际法为核心而行事，另一种是中心国家所说的边缘国家不再接受战后隐秩序安排。美国所强调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实际上是基于它不便明言的潜规则的隐秩序。
三、全球化是战后隐秩序的强化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内生于战后历史结构，是战后秩序的自然演进。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认为，维也纳体系所建构的欧洲权力秩序，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欧洲文明、也是当时英国和欧洲主导的全球化的政治基础。这一轮全球化同样如此，“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是战后秩序中的潜规则，它会有意识地不断通过重组世界政治-经济空间来维护和扩张自身权力优势。资本意志与当代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协力共进，在战后一直寻求破解阻挡资本和权力扩张的政治障碍，它在以往较长时间内被理解为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两种制度间的竞争，资本主义阵营在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手段扩大“朋友圈”的过程，也是全球化大幕逐渐拉开的过程。全球化对美国来说，是强化战后隐秩序和其权力优势的最新最佳方式。斯蒂芬·克拉斯纳( Stephen Krasner) 、罗伯特·吉尔平(Ｒobert Gilpin) 等人也指出，多边贸易体系并不是霸权国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是霸权国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策。
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美国显然是全球化的得利者，它既表现在经济层面，也表现在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层面。在这段时间内，股东资本主义在美国再度兴起，“新经济”引领潮流，一度给美国带来了强劲的经济增长，扭转了之前美国经济效率不如德国、日本等工业化国家的局面，并逼迫其国家纷纷向美国经济模式“趋同”。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的全球推广，则为美国推进北约东扩即军事全球化提供了全球性意识形态保障。最重要的成果是在政治层面，苏联在全球化大潮中分崩离析。
全球化一开始就有其政治动机，然而，它不可能是无成本运作，也使其在此时成功之处却又孕育彼时的失败。高柏指出，冷战时期为了招募和维持盟友对抗苏联，美国政府出台“不对称合作”（asymmetric cooperation）的贸易政策，向其盟友的出口开放美国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允许这些国家不向美国的出口关开放其市场。这项政策是将欧洲、日本紧密铆入美国盟友体系，也是20世纪七十年代晚期以后中国得以实施改革开放的成因所在，它们汇在一起，其实就是之后人们频繁谈起的“全球化大潮”。对抗苏联的共同意愿，以及当时中国还相对弱小、不会威胁美国的权力优势，是当时中美能够实现有效合作的两个主要基础。“不对称合作”的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回报，但却也造成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逐渐下降，西欧和东亚国家很快在国际竞争中加强自身实力、不断战胜美国企业，这还迫使许多美国企业为了绕开这些国家的保护政策，到欧洲和亚洲进行直接投资。美国产能的大量离岸生产，是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瞩目表现，但它的结果是许多工作机会从美国流到海外。美国为了瓦解苏联而推出的经济政策和推进的全球化，在这一轮全球化的后半段，带来的是另一种结果，美国经济出现危机性景象，中心国家的实力优势大大弱化，相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因其强劲的经济增长而“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收益严重偏离预期的情况下，最近一些年来，“逆全球化”思潮在美国出现并进入实际操作，对维护既往国际秩序，美国也开始表现得三心二意，在特朗普当政期间，美国频繁“退群”，甚至放言要退出联合国。
时至今日，美国、俄罗斯都声称要捍卫战后国际秩序，但对于要捍卫的秩序是什么，想法其实截然不同，都只是选取了战后秩序中的某些方面“各自表述”。在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当天，普京再次发表演讲时指出：“苏联解体后世界版图被重新划分，‘二战’后所形成的国际法准则的核心、基本内容，以及‘二战’胜利成果却成为那些自称为冷战胜利者实现霸权的绊脚石。”很显然，作为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认为自己有权利继承苏联在战后曾经享有的一系列权益，因为这是战后安排的一部分，是苏联的“战胜”所得；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在普京和俄罗斯看来，是战后应得份额被他人取走，也意味着战后秩序发生了不利于俄罗斯的改变，因此，普京执政以来的俄罗斯，寻求将失去的东西再拿回来，在努力“回归”或捍卫战后秩序。普京声称要尊重国际法，所想的其实苏联曾获得的“二战”胜利成果，这同样是战后隐秩序的一部分。战后秩序由“共同而有差别”的权益分配格局所决定的政治限度，建构了“守成者”的政治逻辑及其对“战利品”的理解，它既体现在美国身上，也体现在俄罗斯身上。最近一些年来，俄罗斯提出“欧亚经济联盟”构想并付之实践，这是俄罗斯对冲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致力“回归”战后秩序的表现，“欧亚经济联盟”处在原苏联的经济政治空间范围内。
有意思的是，美国也一直在指责俄罗斯和中国违反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可能在分别面对俄罗斯和中国时，所指涉的内容和时间基点并不相同。冷战以苏联解体而剧终，美国通过北约东扩等方式，㨦取了原属苏联的诸多“战利品”，增强了美国在欧洲和在面对俄罗斯时的权力优势，这在当前引发了俄罗斯的激烈反对，因此在美国看来，俄罗斯没有尊重冷战结束后所形成的新规则。中国在这一轮全球化中的实力增长，弱化了美国在全球的相对优势，这在美国看来是对战后秩序中潜规则的“破坏”。美国寻求与中国“脱钩”，是逆全球化的表现；然而，北约东扩却是美国的军事权力延展到俄罗斯的领土边缘、也是全球化在欧洲强化的表现。美国真正反对的并不是全球化，而是要建构符合其利益、特别是维护战后“战利品”即霸权利益的全球化模式。俄罗斯所反对的，乃是美国推进的全球化模式在进一步吞食俄罗斯的经济、政治空间和战后所得，如果不能抵御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带来的压力，俄罗斯有可能在苏联解体后，陷入二次解体。将乌克兰也纳入北约框架，直接破坏的是俄罗斯建立“欧亚经济联盟”的构想，也是对俄罗斯（苏联）战后利益的继续剥夺和对俄罗斯领土安全的重大威胁。俄罗斯选择反击的成因，早就酝酿于战后秩序的产生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