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爆发一年多以来，美国及其部分盟友对乌克兰实施了军事援助。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援助不断升级，从单兵和小分队使用的反坦克导弹等装备，升级到重型火炮、步兵战车、主战坦克等地面主战装备和防空导弹系统。美国在军事援助中发挥了政治、地理、同盟、技术、后勤保障以及乌克兰战备方面等优势，但也受到战略目标、美军自身战备需求和国防工业产能以及乌克兰消化和吸收能力等因素的制约。军事援助虽然对俄乌冲突的长期化产生了战略影响，也塑造了不同阶段的战场态势，但难以使乌克兰实现“北约化”，也难以使其形成军事优势和掌握战略主动权。美国及其盟友伙伴也从对乌军援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以应对亚太地区安全局势的变化，但对乌军援模式难以在亚太地区复制。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李晨，文章来源于《当代美国评论》2023年第一期，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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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和长期化对于欧洲和国际安全战略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全球军事大国，俄罗斯面对乌克兰这一地区军事力量，在付出巨大成本后仍难以实现战略目标。美国及其部分盟友对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削弱了俄罗斯的军事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俄乌战场态势。美国在经济基础、战略规划、主战装备库存和产能、情报收集与分析以及作战经验和后勤保障等领域都有较大优势，因此在多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根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信息，俄乌冲突爆发一年以来，拜登政府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共计317亿美元。
美国官方对乌克兰军事安全援助（US Security Assistance to Ukraine）范围的界定主要集中在美国政府提供的武器装备、作战物资和训练等方面，不涉及向乌克兰提供的情报支援，也不包括商业公司提供的星链等技术平台和服务。美国对乌克兰进行军援的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美国总统下达指令后，直接由美军库存调拨，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弹药和作战物资。二是美军因库存有限且需保持自身战备或者无库存，以及有库存但被列为需首先满足自身中长期需求的军援项目，则通过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Ukraine Security Assistance Initiative）从国内或国外生产商和供应商处采购。三是美国与盟友伙伴合作生产和提供的军援。根据白宫在俄乌冲突一周年之际发表的声明，已有50个国家参与由美国牵头的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Ukraine Defense Contact Group），向乌克兰承诺的军事援助总价值已达500亿美元。
提供军事与安全援助是美国在大国竞争中的重要战略手段。俄乌冲突的进程也引发美国战略界对大国竞争在其他区域尤其是在亚太地区借鉴援乌经验的探讨：一方面，在战略层面通过军援阻止竞争对手实现战略目标的模式是否适用于亚太地区；另一方面，军援在俄乌战场上展现出作战效能的武器装备及相关作战理论是否适用于亚太。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不应忽视欧洲与亚太地区战略环境和作战环境的差异。本文将围绕美国对乌军援及相同模式在亚太地区的运用进行探讨。
一 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演进
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到俄乌冲突爆发一年以来，美国主导的对乌军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15年到2021年，军援的形式主要是整训乌克兰军队，只向乌提供有限武装。第二个阶段是2022年1月到3月，即俄乌冲突爆发前后，停止对乌军整训，开始提供轻型武器。第三个阶段是2022年4月到12月。俄乌冲突长期化趋势明显后，4月到7月，军援的形式包括提供部分北约国家库存的冷战时期华约的主战装备，以及提供美国等西方国家制造的多型火炮和火箭炮，并且在乌克兰境外对乌军进行操作和维护西方武器装备的培训；8月到12月，为应对俄军的持续空袭，军援范围扩大到美国等制造的新型防空导弹系统。第四个阶段是从2023年1月起，开始新一轮的军援升级，提供美欧新型步兵战车、主战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一体化防空系统，并且恢复对乌军的合成战术训练。美国等国对乌克兰的情报支援则贯穿俄乌冲突各阶段。
（一）对乌克兰危机以来的日常援助
2015年到2021年的军事援助是反应式的，即在政治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根据乌克兰的需求，提升其军事实力，有针对性地加强其应对俄罗斯威胁的能力。在这一时期，援助的主要内容包括整训乌克兰军队、援助装备和物资、强化后勤保障体制，以及指导乌克兰军事改革等。
从2015年到2022年1月，美国、英国、加拿大、丹麦、立陶宛、斯洛伐克等国依托乌克兰多国联合训练团（Joint Multinational Training Group-Ukraine)项目，开展对乌克兰军队的整训。这些训练在内容上围绕乌军的需求量身定做，重视弥补在苏联军事体系中基层军官缺失的领导能力。另外，大规模的整训也促进了乌军与北约国家军队的联演联训，使乌军能更熟悉北约的装备和体系。
北约作为一个整体也为乌克兰提供了安全援助。苏联解体后，北约就和乌克兰开展了安全合作，乌克兰1994年加入了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Partnership for Peace)。1997年，双方设立北约－乌克兰委员会（NATO-Ukraine Commission）以推动安全合作。2014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北约决定通过既定合作框架，提高乌克兰维护自身安全的能力。
此阶段的对乌军事援助与乌克兰在克里米亚和乌东冲突后进行的军事改革形成了联动。乌克兰军事体制和军队战斗力受到2013年到2014年国内政权非正常更迭的严重冲击，导致在顿巴斯地区冲突中无力与俄军抗衡。这一时期乌克兰的军事改革以应对危机和来自俄罗斯的军事威胁为导向，明确未来消耗战和持久战的战略需求，放弃独立以来受“后冷战”时代影响的追求质量效能、忽视规模的建军思路，重塑武装力量动员体制和指挥领导体系。
美国等国的援助虽然对乌克兰设定军事改革方向的影响有限，但提高了其军事体系的效率。首先，美国、英国等国为乌克兰的基干部队量身定制了训练计划，重在提升其基层指挥员独当一面的能力，以及不同兵种整体协同的战术能力。其次，乌克兰特种部队按照北约特种部队的训练模式开展训练，并且通过了北约标准的考核。最后，在美欧等的影响下，乌克兰对武装力量领导管理体系的部分调整减少了部队层级的设置和腐败发生的可能。
在这一时期，西方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也存在局限。在向乌提供军用物资和装备援助方面，美西方提供“致命武器”的时间较晚，而且还限制武器种类，以提供轻武器和便携式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为主，并未帮助乌克兰更新坦克装甲车辆、火炮、地对空导弹系统和作战飞机等主战装备。这一阶段的援助对俄罗斯与乌克兰主战装备的力量对比影响有限。
（二）俄乌冲突爆发前后的军事援助
2021年下半年，俄罗斯开始在乌克兰周边集结重兵，俄乌局势升温，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开始调整对乌军援方式，一方面加强轻型武器装备以及通信和情报系统援助，另一方面停止在乌境内对乌军的训练。这一援助模式直至2022年3月底俄罗斯对乌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全线进攻受挫，从基辅周边撤退才结束。
在这一时期，对乌军事援助模式的调整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首先，美欧要表明对乌克兰的支持，就必须加大援乌规模。其次，美欧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和冲突初期对于战局的判断相对保守，认为乌克兰难以长期抵抗俄军的攻势，战事不会持续太久。因此，援助的重点是乌军能够快速使用对俄军装甲和航空力量构成一定威胁的轻型导弹，以及乌军在作战中能利用的战场情报。最后，美欧注重防止冲突升级，从乌克兰境内撤出了承担训练任务的小分队，并且在援助主战装备方面保持克制。
持续的大规模军事援助鼓舞了乌克兰的士气，也影响了俄乌冲突初期的战场态势。首先，乌军地面部队尤其是小分队装备大量的轻型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使其轻装部队针对俄军装甲机械化部队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得到提升，给俄军造成了困扰和消耗。其次，美国和北约基于信息优势能够及时获取大量的俄军作战计划和战场情报，乌军共享这些情报有利于更有针对性地配置和运用有限的兵力，不仅挫败了俄军攻势，还给俄军造成了重创。最后，网络和通信技术方面的援助使乌克兰军事体系在遭受打击的情况下，不仅能够保持正常的战场指挥和通信联络，而且还使乌克兰领导人能够保持对本国和国际舆论的影响。
但这一阶段的对乌军援效果容易被高估。面对突然爆发的大规模冲突和战事出现的重大转折，对俄乌冲突的早期评估受到“后冷战”思维的影响，容易过度强调援助高技术装备带来的优势。这种评估不仅忽视了冲突爆发前后的军援并不足以整体提升乌军地面作战体系的效能，还忽视了大规模、高烈度冲突中的非技术因素，包括乌克兰的长期备战，以及俄军在冲突初期的轻敌和冒进不断暴露出的弱点和短板。
（三）俄乌冲突长期化后的军事援助
2022年4月，为了扭转被动局面，俄军不断缩小主攻目标，放慢了进攻节奏，以发挥重火力优势，相继攻克了马里乌波尔、利曼等战略要地。相比冲突初期，俄军的后勤保障得到改善，战线更为稳固。乌军非对称作战的绩效随之下降，损耗不断上升。俄乌冲突进入了消耗战阶段。
在这一阶段，乌克兰对军援的依赖进一步增加。首先，远程火力打击的作用愈发突出，轻型装备的援助已经无法满足乌军的需求。其次，少量的重装备援助难以满足战场的消耗。另一方面，乌军的苏制火炮弹药耗尽后难以获得补充。
面对俄乌冲突长期化的局面，美国调整了对乌军援体制。在美国国内，国防部组建了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军援协调机制，以使乌克兰的需求能够得到快速评估和审批。2022年4月26日，美国国防部牵头组建了乌克兰防务协调小组，动员和组织相关国家对乌提供军事援助。该协调小组每月召开一次会议，美国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其他援助国的代表和乌克兰国防部长都如期参会。
俄乌冲突长期化也推动了美欧等国采取多种方式对乌提供军事援助。一是继续从本国武器库存中移交重型武器装备。二是基于成熟的技术，针对乌克兰的需求研发生产新型装备。三是从国际市场购买满足乌需求的武器装备再转赠给乌。四是在乌境外对乌军开展新一轮的作战训练。根据美军联合参谋部的统计，截至2022年末，美军已经完成了对3000余名乌军受援官兵的训练任务。
俄乌冲突持续使美欧得以为乌克兰研发和生产满足其战场需求的武器装备。美军没有装备岸对舰导弹，为了满足乌方的需求，研制生产了“鱼叉”反舰导弹发射车，以与欧洲国家援助乌克兰的“鱼叉”导弹相匹配。在2022年6月马德里峰会期间，北约就援助乌克兰问题达成协议，围绕短期援助目标，制定全面的援乌方案，以反无人机、保密通信以及燃料供应为重点领域。北约还就支持乌克兰将武器装备由苏制过渡到北约制式、增强与北约的互操作性，以及推动乌克兰国防体制改革达成一致。
此外，北约的存在及其运行模式为对乌军援升级提供了便利。首先，北约为所有成员国提供安全保障，尤其是在波罗的海和东欧地区加强了针对俄罗斯地空力量的防御部署。在北约国家无须担心俄罗斯的军事报复，它们能够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其次，北约内部形成了国防工业合作和军事技术共享，有利于发挥多边援助的优势，使多国得以合作援助主战装备，或者由中东欧国家向乌克兰提供能够快速使用的库存苏制主战装备，而北美和西欧国家则为其补充更先进的西方装备。
（四）2023年1月至2月的军事援助升级
2023年初，新动员的俄军部队陆续抵达战场，在巴赫穆特等方向对乌军的攻势逐渐增强并取得了进展。俄乌战场形势的变化、俄乌冲突一周年的到来，以及包括拜登在内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与乌克兰领导人的会见，都为西方对乌提供新一轮军援提供了动力。
2月28日，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林·卡尔（Colin Kahl）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提出，美国军援的重点是帮助乌克兰持续抵抗并为反攻做准备。援助措施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协助乌克兰建立多层次、一体化防空体系；二是通过援助装甲力量提升乌军的机动作战能力；三是加强对乌军运用合成战术的训练；四是持续向乌军供应弹药，确保其在依赖炮兵火力的战场环境中能够持续作战。
2023年1月到2月，对乌军援升级主要体现在美国及其盟友开始成体系地提供地面主战装备，尤其是主战坦克和步兵战车。与之相配套，美军还在德国军事基地对乌军接装部队进行营级和旅级合成战术训练。
将西方主战坦克加入对乌军援，是美国及其盟友相互施压和协调的产物。由于库存有限，北约国家难以持续向乌提供T－72等苏制坦克，乌克兰希望早日获得西方国家的主战坦克，但西方国家因为担心援助主战坦克可能带来冲突升级而犹豫不决。2023年1月中旬，英国率先宣布向乌克兰援助可装备一个坦克连的14辆“挑战者2”主战坦克以及配套维修和牵引车辆。美国1月25日，宣布向乌提供可装备一个坦克营的31辆M1A2“艾布拉姆斯”型主战坦克及配套弹药和保障车辆，并且在训练乌军方面提供帮助。美国国防部发布消息称，欧洲国家将与美国同步提供可装备乌军两个坦克营的“豹”式主战坦克。此后，德国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豹2A6”主战坦克并允许其他国家向乌援助德制坦克。
虽然西方已开始对乌援助主战坦克，但其援助效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一是美军坦克的库存有限，无法直接向乌调拨，只能下订单生产后交付，使军援进度受到极大影响。德国取消对援助德制坦克的限制后，欧洲国家跟进的速度并不理想。欧洲多数国家的军队规模有限，加之长期限制军费开支，所以无法维持多余库存。因此，与美国相比，欧洲国家更难以向乌克兰成规模援助现役主战装备。
直到俄乌冲突爆发一周年时，美欧对乌军援的装备仍未成建制地投入俄乌战场，各国援助的坦克等主战装备的生产、维修和交付与训练周期难以统一。由于各方军援的主战装备数量有限，即使投入使用也需要多方相互磨合，这意味着短期内乌军接受的新型装甲力量难以在俄乌战场形成规模优势。
二 对乌克兰长期军事援助的有利因素
美国等国长期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有利因素包括其国内政治氛围和对外战略的支持、乌克兰军事体系的基础、援助国的技术优势和长期作战的后勤保障优势、北约的地理和战略优势，以及俄罗斯军队存在的短板。
美国等援助国的政治氛围和对外战略有利于较持久地对乌提供军援。一方面，俄乌冲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地面冲突，给各国决策者和普通民众带来极大的心理冲击。在俄乌冲突初期，美国等国将向乌提供先进重型装备视为可能引发冲突升级的红线。然而，受到俄乌战局和有利政治条件的推动，西方对乌军援种类不断增多，红线不断被突破。
乌克兰军队在体制和装备上都部分继承了苏联军队的遗产。在地面主战装备方面，乌军和俄军技术水平相当，都以苏联末期的装备为中坚力量。俄军虽有数量优势，但乌军的装备数量使其在冲突爆发初期能够持续抵抗，并未陷入瘫痪。在战备方面，2014年以来，乌克兰一直在为应对俄罗斯军队的大规模进攻做准备，包括推进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整训作战部队，并且在乌克兰东部的长期作战中不断积累实战经验。因此，俄乌冲突爆发后，对援助国而言，乌军的自持能力使对其军援的规模相对可控，军援可逐步升级，可操作性强。
美国等国的技术优势也有助于提高对乌军援的绩效。一是相比俄军的同类装备，美欧现役装备技术含量更高、性能更强。二是美国等国的技术研发和国防工业部门可以根据乌军的战场需求，进行技术创新和装备研发。三是提升态势感知能力也成为对乌军援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高度重视军事援助的后勤保障，这显著增强了乌军的长期作战能力。一是对乌提供主战装备时，根据战场需求不断补充弹药。二是在军援中帮助乌军维修和维护先进装备，不仅派遣专业后勤保障人员提供技术支持，而且还通过加密视频通话等方式，远程指导乌军修理和维护主战装备。三是采取国际合作的方式加强装备的后勤保障能力。
美国在对乌军援中注重发挥基于同盟伙伴关系的优势。北约成员国在美国的领导下，为对乌军援提供了多重支撑。一是美国和北约在俄乌冲突爆发后，重申同盟义务，强调北约将保卫盟友，援助乌克兰。二是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长期密切，成员国熟悉彼此的国防工业和军事能力，使用的武器装备部分型号相同或相似，北约的军事一体化体系有利于创新对乌军援模式。三是从2014年到2021年，北约国家以多边形式对乌克兰提供了一系列的军事安全援助项目，为俄乌冲突爆发后的多边军援打下了基础。四是遍布北约成员国的军事基地和后勤保障体系，为美国等国快速转运军援装备、开展培训提供了便利条件。
俄军的军事体系、战备和作战等方面的短板，也间接放大了美国等国对乌军援的效果。俄军的短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目前俄陆军规模已萎缩至30万人左右；二是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常规军事力量的现代化进展缓慢。近30年来，俄军仍然以冷战末期苏联的常规装备为中坚力量。由此可见，在俄军数量规模下降的同时，其质量效能也没能获得提升。俄乌冲突的长期化为军援不断升级带来了时间窗口。
俄军在战备和作战方面的短板主要是其作战体系和理论无法适应高烈度持久战。21世纪以来，俄罗斯先后在格鲁吉亚、克里米亚、乌克兰东部和叙利亚等烈度不高甚至非正规冲突中形成的编制体制和作战理念，难以经受高烈度持久战的考验。以俄军铁路运输系统之外的补给线为代表的后勤保障系统也存在缺陷。因此，乌军不断利用美国等西方国家提供的军援装备，打击俄军薄弱环节。
此外，俄军无法有效反制美国和北约的对乌军援。首先，俄罗斯在战略上要防止与北约迎头相撞，无法对乌克兰境外的目标实施打击，无法消除军援的源头。其次，俄军并未掌握战场主动权，没有能力封锁乌克兰西部的边境线，无法阻止军援物资进入和在境外受训的乌军进出乌克兰。最后，俄空中和地面作战力量都缺乏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不能有效打击乌军受援的重型武器。
三 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制约因素
美国等国对乌克兰的军援及其影响也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援助国战略目标有限，二是援助国的军事体系与俄乌战场的需求不完全匹配且其国防工业产能有限，三是乌军对不断升级的军援消化和吸收能力不足，四是俄军仍具有规模优势。
第一，以美国为首的援助国在对乌军援上设定的战略目标有限。其目标一方面显示了反对俄罗斯和支持乌克兰的决心，另一方面则是根据战局变化帮助乌克兰获得持续作战的能力。这些目标的设定不仅缺乏前瞻性，而且具有被动反应的特点。在国内政治方面，俄乌冲突长期化之后，各国舆论都不支持本国政府对冲突反应过度，相关国家自身面临的经济和社会挑战也促使它们不愿背负长期对乌援助的军事包袱。在战略选择方面，美国升级对乌军援导致俄乌冲突进一步升级，美国和北约对可能被迫直接参战的担心长期存在。此外，在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规划中，俄罗斯是短期内“迫在眉睫的威胁”，而中国是长远的“首要挑战”。
第二，即便美国及其盟国愿意追求更高的战略目标，但“后冷战”以来其军事力量建设导向和国防工业现状仍制约了对乌军援。首先，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和北约不再面临陆上严重军事威胁，没有大力发展地面作战力量。此外，由于美军长期具有压倒性的空中优势，其地面部队过度依赖空中力量遂行近距离和纵深火力打击，这制约了美军远程炮兵的发展。地面力量发展受限不仅影响美军地面主战装备的库存，还影响了国防工业的产能。美军为确保自身的战备状态不受影响，在对乌军援中能动用的库存主战装备十分有限。在各援助国不进行国防工业动员提高产能的情况下，乌克兰军队无法在短期内大规模换装西方先进主战装备。
第三，乌克兰军队对西方提供的先进军援装备的消化和吸收能力也存在局限。随着军援装备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乌军不仅需要掌握装备的基本操作方法，还要熟悉不同装备的协同运用，并不断提高维护保养装备的水平。由于难以大规模换装，乌军基层部队普遍面临在不同制式装备之间、西方援乌装备与乌军作战条令之间的磨合。在后勤保障方面，在战场上主战装备出现故障和受损的情况比和平时期训练时的情况更为复杂。
第四，俄乌冲突长期化之后，俄罗斯军队的规模优势也影响了美国和北约对乌军援的效果。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军虽然暴露出诸多问题，也遭受了严重损失，但其军事体系并未崩溃，依然具备长期作战的能力，给装备库存和产能吃紧的援助国带来更大压力。
四 军事援助对俄乌战局的影响
对乌军援对俄乌战局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战略层面。美国等国持续对乌提供军援，并且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不断升级武器类别，表明了其长期坚定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决心。军援作为美国等国应对俄乌冲突的手段之一，在战略上与其他形式的援助形成联动，提高对俄施压效果。此外，对乌军援使美国等国在不直接参战的情况下，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塑造战争态势的能力。
截至2023年2月，出于保密的需要，俄乌双方和援助国都没有公布军援装备的战场表现和作战效能等信息。因此，外界只能对军援装备对战场的影响做出初步评估。在俄乌冲突初期，对乌军援主要集中在乌军单兵和小分队能够使用的装备方面。2014年至2021年，通过美国等国组织的军事训练，乌军的素质得到了提升。然而，在主战装备方面，乌军主要依靠自身的存量。乌军部队的战斗力和人员素质还得益于其多年在乌东部获得的作战经验，以及继承的苏联动员体制对部队作战能力的支撑。此外，与远道而来的俄军相比，乌军对战场地形更加熟悉，他们积极利用和改造基辅周边的水网阻滞俄军的进攻。
在俄乌冲突长期化以后，军援升级的首要目标是减少乌军的劣势，确保维持其持续作战的能力，而非创造显著优势。持久战有利于俄罗斯发挥其人力和物力的资源优势，而乌军则面临装备损失难以补充的困境。随着军援装备陆续到位，乌军得以减少被动，在战场上稳住阵脚。而俄军仍然面临战线过长、资源有限的困境，其国内动员也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受俄军长期战备水平较低的影响，无法真正满足前线的需求。乌军得以在未取得总体军事优势的情况下，依靠在重点方向投入大量军事资源，取得了局部反攻的胜利。
在俄乌冲突持续一年多之后，美国等国对乌军援对战局的影响面临多重挑战。首先，乌军主战装备损耗严重。各国承诺的新一轮主战装备援助即使全部到位，也无法完全填补这些损耗。大幅增加地面主战装备的援助受到各国库存和产能的制约。其次，即使军援类别扩大到固定翼战机，短期内也难以见效。美国等国提供的军援对于战场态势的关键影响仍在于帮助乌克兰维持长期作战的能力。至于军援能否助推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反攻，不仅取决于军援的规模能否继续扩大，还取决于俄军对作战目标和前沿部署的调整以及新一轮军事动员的进展。
五 军事援助对亚太地区安全的影响
俄乌冲突对亚太地区安全格局造成严重冲击，使大国关系进一步紧张。各方高度重视吸收和借鉴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提供军事援助的经验和教训，加强战备和威慑力量。与此同时，美国也意识到，由于战略环境的差异，对俄乌冲突的军援模式难以在亚太地区复制。
（一）有利于推进军事体系建设与国防工业动员
对乌军援虽然给美国及其同盟体系在亚太地区的战备造成压力，但却有利于其进一步推进军事体系建设和国防工业动员。军援物资扩展到各型美制地面主战装备和远程精确制导弹药后，在库存和产能上都会与亚太地区的战略需求产生冲突。长期来看，对乌军援将推动美国决策者通过提高国防预算和加强军事动员来弥补短板，增加库存和产能，加强对亚太方向的威慑和军事战备。
（二）提振了盟友伙伴与美国军事合作的信心
对乌军援提振了美国及其盟友伙伴对军事安全援助等合作的信心。2021年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军暴露了美国对阿富汗长期援助的低效。俄乌冲突一年多的演进，塑造了美国通过有限军援就能帮助盟友伙伴以非对称的方式挫败大国军事进攻的理念。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盟友伙伴不再质疑军事同盟的价值，而是期待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除日本外，韩国尹锡悦政府在安全战略上更加注重与美国的协调，不仅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转向强硬立场，而且在其他地区安全问题上也加强了与美国的合作。
（三）加快了打造亚太地区非对称作战能力的进程
对乌军援的经验使美国及其盟友伙伴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第一岛链周边的军事体系建设中更注重发挥技术优势，以加快打造非对称作战能力。日本在2022年发布的新国防战略中强调通过研发和部署战斧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导弹获得打击敌方军事基地的能力，并提出要发展无人化作战力量。
（四）“乌克兰模式”难以在亚太地区复制
从总体上看，西太平洋方向的战略与地理环境与欧洲地区存在明显差异，这给在亚太地区复制对乌军援模式带来挑战。首先，乌克兰与台海地区政治背景不同。其次，美国亚太地区的盟友伙伴在高烈度冲突中，对美国直接介入的期待和依赖更强。最后，在地理条件上，濒海或岛屿的地理环境对冲突发生时外界大规模投送物资造成更大挑战。
结 论
俄乌冲突爆发一年多以来，美国等国的对乌军援是导致俄乌冲突长期化的重要因素。军事援助的绩效不仅取决于各援助国长期支持乌克兰的目标设定、援助的能力和模式，也取决于乌克兰自身的战略目标和战斗力，以及对军援的消化和吸收能力，更受到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和作战能力的影响。当前，美国等国虽然能够通过对乌军援在一定程度上塑造战场态势，放大了俄军在战略、战役、战术和技术层面的困境，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俄乌双方的力量对比，也难以帮助乌克兰掌握战略主动权。此外，受到援助规模和战争形态的影响，乌克兰军队短期内在编制、装备和作战思想上也无法实现“北约化”。
对乌军援对亚太地区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美国及其盟友伙伴从军援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强化了战备和军事工业动员，调整并优化了技术应用的路径和前沿部署。然而，由于欧洲和西太平洋战略环境存在明显差异，以及各方对援乌效果的高估，其所谓的对乌军援模式难以在亚太地区复制。美国及其盟友伙伴不存在以低成本和低风险的援助，就能主导西太平洋战略态势的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