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瀛践闻】李玲飞 | 男性参与育儿:日本减缓“少子化”的新药方

【东瀛践闻】李玲飞 | 男性参与育儿:日本减缓“少子化”的新药方
2023年06月02日 17:31 盘古智库

盘古智库

东瀛践闻

(2023第5期)

男性参与育儿:日本减缓“少子化”的新药方

盘古智库东北亚研究院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东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飞

撰写

从一次“亲子关系”课说起

前段时间,我在福冈体验了一次“创造健康亲子关系”为主题的课程。这次课程的最大收获,是感受到了丈夫在育儿过程中的参与以及和谐的夫妻关系对建立健康亲子关系的重要性。

课上一位母亲分享她的经历:她的丈夫是个孤儿,成长过程中从未感受过父母的爱和家庭温暖,结婚生子后,丈夫不仅在育儿方面撒手不管,缺乏父子交流,甚至还会与孩子争夺“母爱”,当母亲对儿子表现出疼爱或是用心准备便当时,丈夫会因嫉妒而发火。这导致孩子情绪波动极大,在家里,当丈夫下班回来后,儿子会说“好讨厌”,闭门不出,拒绝吃饭。在学校,老师反映,孩子有时表现乖巧,有时粗暴,常常莫名地情绪低落。

另一位台湾籍的母亲提到,她与孩子的关系疏远源于紧张的夫妻关系和婆媳关系。她与丈夫尽管都在同一个城市工作,但却在不同城区分住,公婆则认为她太年轻,照顾不好小孩,所以把孩子留在自己身边,不让母亲照顾,只让她“在日本好好工作,按月寄钱回来就行了。最极端的是,今年春节丈夫撇下她,一个人回台湾与家人团聚,结果是孩子一直在疑惑地追问:“为什么妈妈不和爸爸一起回来?”

这两件讨论亲子关系的事例,实际上都是讨论夫妻关系和育儿过程中父亲所扮演的角色。孩子在婴幼儿阶段,由于大脑发育尚未成熟、缺乏理性,他们依赖于“感觉”成长,夫妻关系不好,以及父亲的角色缺位,会直接导致孩子陷入不安、恐惧等负面氛围。而要形成良好的亲子关系,父亲的角色显得更加重要。如果说身为人母有照顾和疼爱子女的天性,相对而言,父亲则需要去体验、去理解、去学习。

父亲参与“育儿”的妙处

作为父亲,全面深入地参与子女的“育儿”和教育活动,对自身和老后时光都会产生诸多积极效果和作用,可以说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妙处”。

与孩子共度的时间增多,亲子关系变得更加密切深厚。父亲的积极参与可以帮助孩子培养自信心、建立价值观,为子女提供多样化的经验和观察角度; 孩子们身心健康地成长,父亲也拥有了许多无价的回忆和至福时刻。

沃尔沃日本公司社长马丁・皮尔森(Martin Persson)先生的故事,是我在《日経》的「カジダンへの道」(通往“家庭主夫”之路)专栏中读到的,我觉得他的故事完美诠释了“男性在家庭中的参与程度受到自身所处社会制度和氛围的影响。”

马丁2020年开始担任沃尔沃日本公司的社长。他妻子是日本人,现在有个21岁的女儿和18岁的儿子。在当时的沃尔沃日本子公司,因为没有一个男性请过育儿假,所以在孩子出生后的第二天,马丁照常上班,这让他瑞典的双亲感到无比惊讶,惊讶于明明他是个从中学时代就被灌输“养育子女是父母共同的责任”的瑞典人,却过上了日本式的“企业战士”的生活。

转机发生在2008年,他被调往瑞典南部的沃尔沃总部工作,这一次轮到他的妻子对日本和瑞典的差异感到震惊。“其他家的父亲们下午早早就回家了呢。”马丁的妻子对起初也一直工作到晚上七、八点的马丁这样震惊地说。后来马丁逐渐开始在下午5点就回家,因为首先,公司里根本就没有人工作到很晚。

从他妻子开始上当地大学起,他们之间开始完全分担家务和育儿。马丁先生也开始像普通瑞典男性一样准备饭菜,虽然只是煮意大利面、加热一下冷冻肉丸这类简单的事情。

在瑞典,法定的连休4周的暑假里,他们要么回日本探亲,要么去美国等地旅行。他说孩子们最怀念的是随心所欲的自驾游。他们一边享受音乐和热火朝天的交谈,一边不停地驾驶,这些家庭共度的时光成了无价的回忆。

现在,女儿在英国的一所大学学习,马丁、妻子和儿子住在日本。马丁说,最令他骄傲的是孩子们能不断接受挑战,都成长为“全球人”,“他们两人都能深入了解各种文化,能在任何地方迅速结交朋友,还有比这更令人骄傲的事情吗。”

前职业足球运动员大久保嘉人(おおくぼ・よしと)带着儿子“单身赴任”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据大久保先生自己说,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九州男儿”,一直觉得家务活是女人做的,在育儿方面,也只是偶尔陪孩子们玩耍一下。就是这样一个“会做的菜只有煎蛋、把家务和育儿全都交给妻子的人,由于在前往大阪“单身赴任”前夕,当时9岁的三儿子突然说:“我也要跟爸爸一起去”,才迫不得已开启了自己“家庭主夫”的职业生涯。

一开始料理经验几乎为零的大久保甚至不知道即食味噌汤的味噌和配料是分开的,直接把热水倒进配料里,结果儿子惊讶地问:“这是热水吗?”煎蛋的时候连煎锅的盖子都没有,还闹出了“用手当盖子”的笑话。

就是这样一位“单身爸爸”,不断摸索中也有了拿手菜“带鱼煮”。因为“这是我小时候在家里经常吃的一道回忆中的菜,而且三儿子也非常喜欢。”

周末,大久保和他的三男都沉浸在足球中。他儿子也加入了足球队,似乎从未感到过思乡之苦,也没有遭受什么关东文化、关西文化的转化冲击,看起来还交到很多好朋友。

就这样,在全新的土地上,通过与父亲一起生活,孩子也变得更加自信。大久保先生说,这样的经历有助于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开阔眼界,作为父亲,亲眼见证孩子成长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经历,带给他极大的喜悦。

与子女陪伴相处的过程中,有些片段点滴也许会成为创业或工作上的灵感来源。1969年出生于东京的高桥健二(たかはし・けんじ)先生,在26岁时(1996年)与妻子一起移居香港,在一家当地商社开始工作,育有一子一女。得益于“在香港,即使中产家庭也会雇佣保姆”的社会环境,他深刻体会到有保姆的便利,感慨“要是日本也能这样就好了”,这种想法促使他在回国后创办了家政代行业务公司Bear's。

在香港,高桥先生和妻子的工作地点相同,工作日从早忙到晚。起初,身为日本人的小两口根本没有想过要雇佣保姆,后来熟人介绍了一位叫苏珊的菲律宾住家保姆,苏珊帮忙给孩子喂奶和辅食,还负责打扫、洗衣等家务,当然还要准备早餐和晚餐。

当时,雇佣全职保姆的费用大约为每月6万日元(3千元人民币),对于双职工夫妇来说,是可以负担得起的。因为有可以托付家务和育儿的人在,女性也可以像男性一样全力投入工作。社会上也不存在“女性应该做家务”的观念,所以高桥眼中的香港女性心灵解放、坚强而充满活力,与日本相比,香港女性高层和管理职位更多,“因为她们从家务活中解放出来的缘故吧”。

积极参与子女的成长和教育活动还可以为自己的“老后”储蓄“亲情资本”。从最世俗功利的角度讲,子女在成年后可能更愿意照顾和关怀那些积极参与他们成长过程的父亲,光是“给抚养费”并不能代替来自父亲的父爱亲情。如果不从一开始就做个称职的父亲,那么与孩子之间的那条牵绊,在其长大成人后并不会轻易建立起来。

至今记得上野千鹤子在《单身男人的人生之路》中描写她的老父亲在老伴去世后的一个情节。“在母亲去世之前一直当作病房的那间屋子,到现在依然保持着原样。每当失眠的夜晚,父亲就把门打开,对着那片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一边大喊“孩儿他妈!孩儿他妈!(お母さん!お母さん!)”一边痛哭流涕。

这并不是在佐证上野老师的父母有多么夫妻情深,因为据她自己讲,她母亲“伺候”了父亲一辈子,父亲也“欺负”了母亲一辈子,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在步入老年之后,父亲在心理上对老妻的依赖程度极深,早已把呼来喝去任凭自己差遣的妻子当作了老年生活中唯一的“救生索”。

这种深深的绝望感,只能说明他们平时除了妻子,没有好好经营父子关系,在孩子成长阶段,父爱是缺失的。如果这时,父子关系和睦的子女、拥有共同回忆的家人或朋友能在一旁陪伴安慰,起码不会使自己陷入孤立状态或患上抑郁症。

其实,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并不是要求父亲事无巨细地承担家务,父亲和母亲本就有各自的角色。作为父亲,向孩子们展示生活态度非常重要。

上述的几位父亲,由于妻子也要工作等种种原因,都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育儿的主要责任。孩子们一直在近距离看着父亲的辛劳与事业的发展,从中一定会学习、模仿到父亲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事实上,作为当年一路参与陪伴种下的种子,他们的子女都在各自喜欢的领域里顺利成长着,结出了好的因缘。子女对他们的感情特别亲厚,这些父亲也充分享受到了育儿和陪伴其成长过程中的乐趣。

增加男性育儿假:

减缓“少子化”趋势的一个突破口

根据内阁府在2021年度针对自治体的调查,在日本,有63个市镇,每年出生人数已降至5人以内,“地方消亡”的现实感愈发浓厚,形势日益严峻。为此,岸田政府提出了“异次元的少子化对策”,无论收入如何,都将提供儿童津贴,并使所有人(包括专业主妇)都能利用托儿所,促进男性育儿假等。

政府强调“未来的6到7年是扭转少子化趋势的最后机会”。

可是,“儿童津贴”预算的大幅增加效果微弱。内阁府的调查表明,有60%的受访者预期“增加儿童津贴预算”的效果会体现在“认为容易抚养孩子的居民比例上升”和“出生人数增加”,但实际效果仅为“居民比例上升”的25%和“出生人数增加”的5%。还有22%的人表示“没有特别效果”。儿童津贴等再分配措施目前来看,只是暂时止血的办法。

要治愈病根,还需要深入剖析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在发达国家中,日本在育儿和家务分工方面的性别差距,迄今为止是最大的,负担都集中在女性身上,“家务、育儿一肩挑”,是日本少子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女性生育后持续工作的一个障碍,是低生育率的“主犯”。

“男性集中精力干工作,扶老携幼的任务则交给女性”这种观点和思考方式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的产物,但在“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等制度早已渐渐退出历史潮流的当下,所谓家务和育儿是女性的责任这种制度观念遗留,早已不符合如今的企业经营模式和经济发展趋势了。

长期以来,政府和社会不断推动“家事”与“育儿”中的“夫妇协力”,采用让男性体验十月怀胎、学校增加男生的与“育儿”相关的家庭科教育等方式和活动,但整体效果并不明显,男性在家务和育儿中的参与度仍不理想。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时间:工作压力之下,日本的男性抽不出时间来从事家务和育儿。

经合组织(OECD)有关成员国“劳动与休闲时间”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日本男性每天家务时间仅为41分钟,远低于平均的136分钟水平。但同时,日本男性每天工作时间452分种,高于韩国(419分钟)和加拿大(341分钟),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第一。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结果是,根据日本儿科学会的统计报告,近年日本男性患“产后抑郁症”以及与此伴随的虐待儿童、家庭暴力等行为均有所上升。由于男性“希望取得育儿休假的日数”(1~6个月)与实际能取得的日数(占比最多的是1周)差距很大,报告指出,增加男性休育儿假是缓解“产后抑郁症”的方法之一。

为此,延长“男性育儿假”并提高休假灵活性成为改变此情况的契机,在政府的主导下,隆重推出并寄予厚望。修订版的《育儿和介护休业法》从2022年4月起生效并试点推出,其宗旨是鼓励男性休育儿假。现在,试点的公司有义务向即将生孩子的员工讲解有关产假制度的细节,并确认其休产假的意向。

从2022年10月起,在正常的育儿休假基础上,将为父亲设立专门的育婴假(産後パパ育休),在孩子出生后8周内最长可休4周,休假方式由原来的一次休满改为可分两次休息。休假申请的提交时间,由过去的1个月前,缩短到2周前。2023年4月起,雇员超过1000人的公司,将有义务公开男性雇员休育婴假的比例信息。此外,产后8周至1岁期间,父母轮替休育儿假也是研究推进的政策。、

并非只是“一休了之”

日本在原则上,小孩满1岁前,男女都可以休产假。然而,与女性的休假率超过80%相比,选择休假的男性只有不到8%(2019年数据)。这与日本政府设定的2020年13%的目标相比,差距还大得很。

少子高龄化是日本的重点课题,动摇着国家的根本。然而,并非只要新手爸爸“休了育儿假”就万事大吉。消除人们在结婚和生育方面的心理不安也是应对少子化的必要措施之一。日本的一些企业已经走在了前面。

例如,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公司将于今年7月创设“育婴假工作场所支援津贴”。支援育婴假休假员工同事最多可获得10万日元的补贴。这是为了奖励代替休假员工工作的同事的努力。通过向同事提供支援津贴,目的是让生育孩子的员工更容易地取得育婴假而不用担心职场氛围的问题。

札幌啤酒公司在今年3月,内部公开了“育婴假模拟表”,以估算在取得育婴假期间的实际收入。员工可以根据自己的工资单输入职务工资、角色津贴、资格津贴、社会保险费、所得税等信息,即可瞬间了解育婴假期间的实际收入。

比如,假设某名员工的税后收入为25万日元,如果他/她取得育婴假,前180天的收入将为18万7158日元,180天后则降至12万1684日元。

一项内部调查显示,男性员工对育婴假的犹豫不定主要原因是担心收入减少。虽然的确会减少收入,但由于社会保险费等方面的减免,实际上不会像想象的那样多。通过展示具体的数字,可以促进员工们主动取得育婴假。

正如市民团体“未来育儿全国网络”代表天野女士指出的那样:“不再需要将孩子长时间寄放在托儿所,也可以解决保育员短缺的问题。男性为什么不能花更多时间在家务和育儿上呢。”她说:“这不仅仅是对育儿家庭有好处,对所有工作的人都有好处。如果我们不用大胆的想法应对少子化,那就无法抑制少子化了。”

中京大学教授松田茂树表示:“那些因想要同时拥有职业和育儿生活、并只想生育一个孩子的双职工夫妇,以及想要在婚后不工作而照顾多个孩子的家庭,都应该解决他们目前所面临的引人不安的问题,以实现他们的愿望。这样做,自然而然地,少子化就会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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