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目前中国人口形势的严峻性，以及中央对于人口政策的最新调整趋势，《人口略要》系列文章，整体梳理了中国近现代人口发展的脉络，通过对相关数据、政策、社会现象的回顾、总结、分析，从生、老、病、死等人生四个阶段状态着手，提供更多的人口问题解题方案。这是系列文章的第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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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计划生育对于人口规模的控制，是当下中国老龄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令中国在经济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时，必须要面对很多发达国家普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但是，这其中也有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价值观变化的作用。
生、老、病、死，是每个人一生中必须将面临的四种生理状态。
在人生四态中，作为人的初始状态，关于“生”的问题，是一切人口问题最本质的出发点。
回顾最近半个世纪的中国人口史，提到“生”，有这样几个我们无法回避的几个关键词：三孩、恐生、教育观、女性生育权、生育成本。
本篇内容为“生”的第一篇，也是中国人口政策最重要的环节：从计划生育，到鼓励三孩，我们到底忽略了什么？
七普结果“催生”三孩新政
2021年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中国大陆人口共计14.12亿。
结果一出，舆论哗然。从决策层，到人口学界，到主流媒体，再到网络民意，对于中国人口问题的关注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七普结果公布仅20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并指出，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当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做好支持三孩政策生育保险工作的通知》陆续发布。
又一个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至此，七普的最终数据直接影响了中央决策层，三孩政策正式落地。
在2022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到，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生育，其实包括影响人口数量的两大因素：出生、养育。
与意图直接推动“出生”结果的三孩政策几乎同步的，是对于“养育”方面的政策出台。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双减”)被审议通过，提出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等。“双减”引发的社会讨论与关注度丝毫不亚于七普数据的发布。
当年7月末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7.30会议）上，再次传出关于落实“三孩”生育政策的最新指示，强调完善生育、养育、教育等政策配套和房住不炒、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三稳”政策。
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恐生，是因为生活压力大，但如果回顾历史，如上文时间轴中所述，在过往的三次婴儿潮所处的时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都明显不如当下，但那几代人似乎从未对生养的成本产生焦虑。
从政策端的频繁发力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对于人口问题的重视程度已经提升到了最高级别，那么，一系列用于刺激人口增长的新政，对于中国人口增长到底有多大的推动作用呢？中国人恐生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
三孩”政策对于生育的刺激作用到底有多大？
2013年底，单独家庭可享受生二胎的政策。在这一政策施行近两年后，只有近170万户中国家庭生育了二孩，仅占政策适用家庭的15%。
2015年10月，二孩政策全面施行，之后一年，中国新生儿数量达到18
46万，较此前五年的平均新生儿数量增加了140万，增幅约8%。而2016年也成为最近五年来的生育峰值，在随后的几年，中国新生儿数量持续回落。
如前所述，1962年到1975年是中国人口出生的一波高峰，每年新生儿数量始终保持在2100万人以上的高位。
在二孩政策施行的这一年，七零后女性的年龄跨度在36岁—45岁之间，从医学意义上已经结束了最佳生育期，这一群体中的大部分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口生育高峰区间内。由于历史原因，这一年龄层的育龄女性总量最多。
这个年龄段也是医学理论上最后的育龄区间。而在两孩政策发布之前，已婚的七零后女性中绝大多数都已经有过生育经历。从这个角度上看，2016年的新生儿中，8%的增幅部分，很大程度上即是由这部分已育一孩的家庭贡献的。
而在2016年后，七零后女性的生育期逐渐结束，育龄主力的年龄进入到八零后的区间，即27岁—36岁，这些中青年女性中的一部分人还没有生育经验，甚至其中的一部分人仍处于单身状态。
此外，这一群体出生的年代处在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之后，因此，育龄女性总量较七零后也有所减少。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二孩政策发布后的显性效果仅持续了短暂的一年就消失了。
“二孩”政策对于新增人口的效果很小，那么，“三孩”政策就会有作用了吗？
一胎生育率下降是三孩政策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
我们必须厘清一个概念，“三孩”政策的目标群体是那些已经生育二孩的中国家庭，而现在已经完成“两孩”生育计划的女性，很多已经结束了黄金生育期，甚至在医学上已不再适合生育。
所以，“三孩”政策对于人口增长的推动作用可能并不会比“二孩”政策更大。
对于生育水平持续低迷的原因，一孩生育的萎缩和推迟可被视为一个重要诱因。
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从2019年的1.52下降至2022年的1.07。
从胎次层面看，一胎生育率从0.7跌至0.5，一胎的平均生育年龄从26.4岁升高至27.4岁。
这个下降趋势说明，有一胎生育意愿且处于育龄的家庭数量正在迅速减少，而一胎生育率的下降，直接拉低了二胎乃至三胎的生育率，总体上，加速了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下降趋势。
三孩政策的误区在于忽略了一胎家庭的生育焦虑
自从三孩政策出台至今已逾两年，在这两年间，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政府都在积极响应中央政策，出台各种惠民政策，鼓励本地育龄家庭的多子女生育。
在深圳，符合条件申请的生育三胎最多可申请育儿补贴19000元；
在济南，2023年1月1日后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在孩子三周岁前，每孩每月可享受到600元的育儿补贴;
在哈尔滨，对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二孩每月可以领取500元，三孩的每月可领取10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子女三周岁；
在长沙，对合法生育及符合条件的三孩（及以上）家庭，每孩将一次性补贴1万元；
在温州，符合生育条件的一孩、二孩、三孩家庭可分别领取1000元、2000元、3000元一次性生育补贴；
在杭州，今年开始向杭州户籍的新生儿家庭发放育儿补助，其中二孩家庭一次性发放5000元，三孩家庭一次性发放2万元；
在沈阳，对夫妻双方共同依法生育三个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三孩每月可领取5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止。
……
地方政府将促进生育的焦点放到多子女生育问题上，这或许会让中国的生育政策走向另一个误区。
有调研机构对只养育一名子女的中国家庭进行过这样一组调查，结果显示，很多初次生育的育龄妇女有程度不一的孕期焦虑，并对婴儿诞生后的家庭生活质量下降有一定预期性不安，加之中国整体的教育环境内卷化趋势严重，更加令这些家庭拒绝多子女生育计划。（关于教育问题，我在后面的文章中会有专门探讨）
一组比较直观显示这一问题的数据是，自2019年至今，中国的二胎生育率已经从0.7跌至0.4以下。
中国人口政策亟待走出“鼓励多胎”的误区
通过对于中国家庭生育结构的分析可以发现，政府如果想更有效地推动生育率的提升，比较现实的着眼点应该放在还没有生育经历的育龄女性，并通过从经济负担、社会保障等多个角度解放、解决她们的顾虑，让她们可以放心地把“一孩”生下来。
一个现实问题是，自2013年底至今，中国人口计划生育的政策一步步放宽，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非但没有被遏制，反而有加剧的趋势。
就目前的情况看，我认为，中国的生育政策应尽快结束计划生育政策后的矫枉过正，以人为本，以育龄中国家庭的生活现实为考量，以中国户籍政策的现实问题为共情点，重新规划一套具有较强普适性的生育鼓励政策。
这其中，最迫在眉睫的动作就是将过去只针对二胎、三胎的生育鼓励政策分布式扩散到所有育龄中国家庭。
此外，考虑到中国各地的经济水平差异，建议有条件的地方政府，适度放宽对非本地户籍人口的生育鼓励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