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目前中国人口形势的严峻性，以及中央对于人口政策的最新调整趋势，《人口略要》系列文章，整体梳理了中国近现代人口发展的脉络，通过对相关数据、政策、社会现象的回顾、总结、分析，从生、老、病、死等人生四个阶段状态着手，提供更多的人口问题解题方案。这是系列文章的第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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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目前中国人口形势的严峻性，以及中央对于人口政策的最新调整趋势，《人口略要》系列文章，整体梳理了中国近现代人口发展的脉络，通过对相关数据、政策、社会现象的回顾、总结、分析，从生、老、病、死等人生四个阶段状态着手，提供更多的人口问题解题方案。这是系列文章的第八篇。
之前的七篇文章中，我整体梳理了中国人口史的来龙去脉，并就中国人口中最基础的生育问题进行全面阐述。
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多年来持续低迷，究其原因，除了一些历史问题之外，更多的要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这一问题的核心——老龄化。
政策的初衷是为了让社会经济变得更有活力与创造力，让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讲，推动教育公平、保障公共资源的相对平等分配，都是与政策初衷步调一致、方向一致的策略，也是治理病态商业模式和教育畸形化的重要保障，更是建设和谐社会、培养健康下一代、打造中国长久国际竞争力的基本前提。
然而，要想提振持续低迷了数十年的出生率，绝非朝夕之功，甚至可能需要两代、三代人的努力和多元化政策的刺激才可见到实效。
根据专业测算，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每增加1%，人均产出增加1.57%。据此，劳动人口减少所带来的产出损失也应是同比。
劳动力不足，成本高企，企业利润空间缩小，企业减产，如此恶性循环，对于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将逐步显现。
从本篇开始，我将就中国老龄化进程中亟待调整、扩充的养老问题进行论述。
政府工作报告连续三年提“积极应对老龄化”
据预测，到本世纪中叶，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4.87亿，约占总人口的35%，老年人口数量和占总人口比例同时达到峰值。
老龄化的趋势已经无法逆转，老龄化的进程正在加速，这一问题，在过去三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着非常明确的表达。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城乡养老服务供给，支持社会力量提供日间照料、助餐助洁、康复护理等服务，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鼓励发展农村互助式养老服务，创新发展老年教育，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老龄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发展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加强配套设施和无障碍设施建设。推进医养结合，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应对老龄化的相关政策连续三年出现在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绝非偶然，那么，中国老龄化的速度到底有多快？
尽管很多人都对老龄化有所了解，但当具体数字呈现的答案浮出水面后，其所展现的严峻性仍可能令大部分人感到触目惊心。
2022年：中国人口负增长通道开启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的数据，2018-2020年中国人口的增量分别是530万、467万、204万，2021年，中国人口增量出现大幅下降，增量仅48万。
2022年是中国人口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这一年，中国人口近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
中国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口统计年份出现在十年前。
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进入峰值区间后进入下降通道。三年后，中央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人口结构对于经济结构的影响正在逐步显现。
人口数据对于经济数据的影响往往滞后，如果我们只关注眼前的数据，而忽略了数据背后正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的经济结构和产业机会迁移，对于未来而言，则充满着太多的不确定性。
从2022年这个拐点之年算起，20年后，中国的老龄人口比重将有多大呢？
人口学界一般以65岁以及人口占比超过7%、14%和20%分别作为界定老龄化社会、深度老龄化社会和超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依此标准，20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7%，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3.5%。联合国中等变量预计，2025年，中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40年进入超老龄化社会。
尽管中国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但人们对于未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依然缺乏比较直观和感性的认识。
以最新的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预测趋势，到2025年，中国老龄人口占比将超过14%，到2040年，中国老龄人口的占比将超过20%，正式进入超老龄化社会，这也意味着，每五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位65岁以上的老年人。
421结构的未来 是不堪重负的中国家庭
关于破解中国老龄化问题的讨论，过去的舆论焦点集中在如何迅速有效提升生育率的问题上。
实际上，生育率低迷的深层次原因，是一个老龄化社会已经形成的限定条件下，家庭赡养负担过重，这是恐生心态的重要来源之一。
养老与生育，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角度。
当中国的四二一家庭结构渐渐成为社会主流时，现实的情况是，六个成年人（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共同抚养一个未成年人。
可以想见，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后，这种家庭结构所演变出的极端情况，就是一对中青年夫妇的家庭要赡养12位老年人，其中包括8位高龄老年人口。而这对中青年夫妇还要抚养至少一名未成年子女。
回到当下的现实，这样的社会状态和年龄结构带来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青壮年劳动力的减少和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老龄人口的增多，一增一减之间，对于国家财政和养老基金的冲击不言而喻。
其次，对于有子女赡养的家庭，劳动年龄人口要承担老龄人口的赡养义务和青少年人口的教养责任，双重压力对于一个普通家庭的负担只会越来越大。
第三，我们还要考虑到社会上存在大量空巢老人，他们的养护与临终关怀如何得到有效保障？这个问题，将在后面“病”“死”的部分详细阐述。
总而言之，如果不对现行的养老金制度进行力度更大的改革，不对养老产业进行有效的扶持与推动，不对养老福利体系进行全面布局，那么，几十年后，进入深度老龄化状态的中国社会所在面对的问题，将远不止出生率低迷、老龄化加剧的层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社会经济运行状态上的危机。
正视老龄化的政策方向
回顾中国的老龄化战略演变，我国之前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具有民生保障和社会建设的思维，但缺乏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社会治理等领域的网状连接式战略体系。
故此，所谓正视老龄化问题，中国至少需要在三个大方向上给出明确的政策支持：
在生育端，通过政策鼓励与支持育龄人群；
在养老端，积极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布局养老产业和社会福利体系，为家庭赡养减轻负担。
与此同时，应该充分利用数量庞大的低龄老年人口，积极发展银发经济，进一步用创新驱动思想，让低龄老年人口发挥更多的能力，以抵消老龄化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