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熊园等 | 中美贸易摩擦:现状、趋势、影响

【关注】熊园等 | 中美贸易摩擦:现状、趋势、影响
2024年05月27日 17:31 盘古智库

近期,美国公布301关税复审结果,并对额外180亿美元加征关税,资本市场对贸易摩擦的担忧再度升温。本文基于上述背景,全面复盘2018年以来美国加征关税的逻辑和思路,对中国出口和出口链投资的影响,以及未来重点关注的方向。

本文大约8000字,读完约20分钟。

近期,资本市场对于出口以及关税问题关注度再度提升,包括:一是近年地缘政治冲突频发,贸易环境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比如:2023年10月欧盟针对中国电动车开启反补贴调查,2024年5月美国公布对华加征301关税复审结果,决定在原有关税基础上,进一步对新能源、半导体、关键矿物等加征关税;二是在地产下行、基建实物工作量偏弱背景下,出口-工业生产-制造业投资链条对于2024年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显著提升,资本市场对此也给予了较高期待;三是今年2月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当选总统,将对中国商品征收至少60%的关税(2016年竞选总统时其曾宣称如果当选,将对中国商品加征45%的关税),贸易摩擦的担忧再度升温。

因此,本文基于上述背景,主要着眼于2018年以来贸易摩擦的分析,旨在厘清:2018年以来加征关税商品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何种逻辑?对于中国出口、以及相关资产价格影响如何?如果真的出现新一轮加征关税,阻力有哪些?行业选择可能是怎样的逻辑?

一、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复盘与现状

历史上看,2018年7月至2019年9月之间,美国对华加征了4轮关税,涉及约3700亿美元美国自中国的进口商品,约占美国自华进口商品的63.4%。其中:1)第一、二轮:分别涉及进口金额340亿、160亿美元,约占美国自中国进口金额的5.7%、2.7%,附加税率25%;2)第三轮:涉及进口金额2000亿美元,约占美国自华进口金额的35.3%,初始附加税率10%,后于2019年5月上调至25%;3)第四轮:分为两个批次,分别涉及进口金额1200亿、1800亿美元,第一批1200亿美元商品2019年9月开始加征关税,约占美国自华进口金额的19.8%,加征税率15%;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之后,税率降为7.5%;第二批1800亿美元加征关税未实际落地。

部分商品关税仍被暂时豁免,豁免期至2024年6月14日。每一轮关税加征都附带豁免条款,美国企业可在关税发起后若干时间内提交关税豁免申请,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逐笔审核并决定通过或否决,豁免期多则一年,少则数月;豁免到期后,部分产品豁免期可以延长。截至当前,仍有352类普通商品、77类新冠相关商品处于豁免期,豁免期至2024年6月14日,其他商品的关税豁免均已失效。

1、4大视角看2018年以来美国加征关税的逻辑、思路

整体看,参考加征关税的细分行业顺序、不同行业对华依赖度、历次关税豁免、贸易逆差等情况,可以发现:2018年以来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基本逻辑在于“先高科技、后生活消费;先依赖度低的、再依赖度高的;豁免当前需要或者符合自身战略的、不豁免当前不需要的或者不符合自身战略的”;此外,当时特朗普在竞选时宣称的贸易逆差问题,并不是加征关税时的主要考量。最后,即使加征相同规模的关税,美国不同行业自华进口下降的幅度存在差异,体现了不同行业海外替代性存在差异(详见图表2)。

第一、分行业看,上一轮关税加征是从高技术产品(具体口径采用美国经济普查局ATP清单,涉及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光电等10个领域)逐步扩散到普通消费品;并且,从最终关税水平看,高技术产品加征关税覆盖比例、实际附加税率均远高于普通商品。具体看:1)征税顺序:按照申万一级行业划分,第一、二轮加征关税主要涉及机械设备、电力设备、电子、通信、交运设备、医疗器械等行业;第三轮加征关税主要涉及中上游原材料和普通消费品,比如化工、建筑材料、钢铁、有色、纺织服饰、轻工、食品饮料等;第四轮加征关税同样涉及有色金属、钢铁等中上游原材料以及纺织服装、家电等普通消费品等。2)加征关税覆盖比例:按照我们测算,高技术产品加征关税覆盖比例约为55.2%,非高技术产品的加征关税覆盖比例仅为28.5%左右。3)实际附加税率:美国自我国进口高技术产品、非高技术产品附加关税税率分别为10.6%、5.5%;换言之,加征关税后,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税率提升显著高于非高技术普通商品。

第二、对华依赖看,美国对华依赖度越高的产品,加征关税覆盖比例和实际附加税率相对更低。如果将“美国某一行业或产品自华进口金额/这一行业或产品总的进口金额”作为美国某一行业或产品对华进口依赖度的衡量,可以发现:

1)分区间看,对华进口依赖度越低,加征关税覆盖比例和实际附加税率越高;反之,对华进口依赖度越高,加征关税覆盖比例和实际附加税率越低。其中:对华进口依赖度低于40%的商品,加征关税覆盖比例超过70%,实际附加税率也达到15%左右;而对华进口依赖度超过80%的商品,加征关税覆盖比例和实际附加税率分别仅为20.6%、4.7%。

2)分行业看,基本呈现类似的特征,比如:电子、家用电器、轻工制造等行业,美国对华进口依赖度相对偏高,加征关税覆盖比例相对偏低、实际附加税率相对其他行业同样偏低;但是,美国对华进口依赖度偏低的行业,比如国防军工、石油化工、食品饮料、汽车、农林牧渔、机械设备、建筑材料等等,加征关税覆盖比例和实际附加税率都偏高。

第三、历次豁免看,海外越难替代、对华依赖度越高的行业,被豁免的概率越大。按照申万一级行业划分,医药生物、电力设备、汽车、家用电器、电子、机械设备等豁免比例相对较高。具体看:一方面,USTR在决定某商品的关税是否可以继续豁免时,一个重要标准是能否从中国以外的地区找到合适供应商。因此,结果上看,某些细分商品虽然是美国加征关税的重点,但是鉴于短期内难以找到合适的替代厂商,因而被阶段性豁免加征关税,典型的比如计算机零部件、印刷电路、显微镜等等;再比如医药生物行业,因为新冠期间美国医疗物资短缺,豁免加征关税的比例高达94.7%。另一方面,从数据看,美国对华进口依赖度越高,被豁免关税的概率越大;换言之,美国对于被豁免加征关税商品的依赖程度显著高于未被豁免的商品(详见图表10)。

此外,数据上看,贸易逆差并不是上一轮美国加征关税的主要逻辑。在2016年特朗普竞选之初,即打着“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旗号,强调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造成了美国贸易逆差、制造业外流以及失业问题。但是,从其实际加征关税的顺序和种类来看,贸易逆差并不是其加征关税的主要考量。具体看,如果我们以“某一行业或产品美国对中国贸易差额/美国这一行业或产品进出口总额”作为美国对中国相关行业或产品贸易逆差程度的衡量[1],可以发现:贸易逆差程度跟加征关税的顺序、加征关税覆盖比例、实际附加税率均无明确相关关系。比如,典型的家用电器、纺织服饰行业,美国对中国几乎只进口、不出口,存在着较大的贸易逆差,但在前两轮几乎未加征关税,且平均附加税率均在10%以下;再比如农林牧渔、石油石化行业,美国对中国出口大于进口,表现为贸易顺差,但平均附加税率却超15%。另外,重点商品中,比如商用飞机(HS分类第88章)是美国出口的优势产品,其对中国的出口远大于进口,但在第一轮即被加征关税,最终实际附加税率高达25.0%。

最后,从影响上看,2018年加征关税之后,通信、电子、计算机、有色金属、石油石化等行业,加征关税之后1年美国自华进口份额降幅基本都超过50%、到2023年份额降幅多数超过80%;其次是农林牧渔、美容护理、轻工制造、家用电器、基础化工、钢铁、汽车等,加征关税之后1年美国自华进口份额降幅在20%-30%之间、到2023年份额降幅多数在40%-60%;韧性偏强的行业主要包括部分新能源相关产品(List 4A中加征关税的,镍电池、废旧电池回收等),摩托车(汽车类别之下,List 4A中加征关税),以及食品饮料部分细分类别。倾向于认为,前面4轮加征关税之后,美国自华进口份额降幅可以作为海外替代的间接衡量;换言之,如果前4轮加征关税之后,美国自华进口份额降幅越大,说明越容易找到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或者美国本土)的替代厂商。因此,当前或者后续继续加征关税,其影响可能也会呈现类似的特征。

2、当前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现状

按照相关规定,USTR每隔4年需要对301条款的有效性和经济影响做出审查,从而决定是否需要对关税做出调整。2024年5月14日,美国白宫和USTR发布对华加征301关税四年期复审结果,保留原有301条款关税约束之外,针对14类商品进一步加征关税,合计约涉及180亿美元商品。换言之,当前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5月14日新加征的关税;二是原有301条款的关税约束。具体看:

第一、5月14日进一步加征关税的14类商品,主要涉及“新三样”、工业金属、医药产品等类别。整体看,上述14类商品对美出口占我国出口影响有限,其中:2023年我国上述14种商品全球出口约4474亿美元,占2023年整体出口金额的12.3%;其中,对美出口约220亿美元[2](按中国出口金额口径计算),占比4.9%;换言之,上述14类商品对美出口约占2023年我国整体出口金额的0.65%。分产品看,多数商品对美出口占比不高,但是部分商品需要重点关注。其中:医用手套、注射器和针头、锂离子电池、电池零件等,对美出口占比均超20%,船岸起重机、天然石墨、永磁体对美出口占比也超10%,加征关税对相关产品出口可能存在一定冲击;但是,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半导体、钢铁和铝制品、口罩等产品对美出口占比较低,预计加征关税影响有限。

第二、原有301关税涉及到的商品金额约占2023年美国自华进口金额的40.9%,平均附加税率约7.6%,考虑原有基础关税,总关税税率约为11.4%。具体看,2023年美国自中国进口金额约为4272亿美元,其中:实际征收301关税的商品金额为1747亿美元(1066亿美元附加税率为25%,748亿美元附加税率为7.5%),约占美国自华进口金额的40.9%;加征关税、但被暂时豁免的商品金额为508亿美元,占比约11.9%;301关税未涉及的商品金额2018亿美元,占比约47.2%。按照我们测算,2023年美国自华进口商品平均附加税率(即:原有关税基础上的附加关税)约为7.6%。此外,按照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测算,在301关税加征前,美国对中国进口关税税率约为3.8%。换言之,如果考虑原有基础关税和加征关税附加税率,2023年美国自华进口总的关税税率约为11.4%。另外,按照我们测算,如果当前暂时豁免的商品,豁免到期之后不再延长,加征关税覆盖比例和总关税税率将分别提升至52.8%、13.6%。

进一步地,按细分行业看,机械、电力设备、轻工、纺织等关税覆盖金额最大;煤炭、石油石化、食品饮料、国防军工等行业关税覆盖比例和平均附加税率较高。具体如下:

按照加征关税覆盖金额看:考虑豁免情况下,机械设备、电力设备、轻工、纺织等行业的关税覆盖金额较高,均在200亿美元以上,可能与上述行业中美贸易体量较大有关。

按照加征关税覆盖比例看:考虑豁免情况下,煤炭、食品饮料、钢铁、国防军工、石油石化等关税覆盖比例最高,均超90%;汽车、农林牧渔等加征关税覆盖比例也在80%以上;医药生物、电子关税覆盖比例偏低,均在5%以下。

按照实际附加税率水平看:考虑豁免情况下,煤炭、国防军工、石油石化等行业实际附加水平偏高,均超20%;其次是食品饮料、汽车、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等,实际附加税率在15%-20%之间;实际附加水平偏低的行业主要包括:电子、医药生物等,均在5%以下;计算机、纺织服饰、轻工制造、家用电器等实际附加税率也低于总体水平。

二、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影响如何?

本章主要着眼于两个维度,一是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二是贸易摩擦发生之后,对于资本市场出口链条投资的影响。

1、对于中国出口的影响

整体看,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美国自华进口下降约9.9个百分点,其中:2018-2023年各年分别为2.5、11.2、13.0、12.7、10.2、10.2个百分点。具体测算过程如下:由图表20可知,2018年加征关税前,美国自华进口同美国自其他国家进口的走势趋同;但是,2018年加征关税后,美国自华进口出现明显下滑,与美自其他国家进口出现明显背离,且加征关税税率越高,背离程度越大;走势出现背离的时点与开始加征关税的时点基本相同。由此,可以通过计算加征关税一段时间内二者的背离程度,来度量关税对我国出口的影响。为排除新冠扰动,我们选取2019年全年和2019年9月-12月两个时间段,来分别度量前三轮及第四轮关税加征对出口的影响。计算可知,我国对美出口的关税弹性大致在-1.3~-1.7之间。结合第一至四轮加征关税税率,可以计算加征关税导致2018-2023年美国自华进口降幅约为8.7-11.1个百分点,均值为9.9个百分点。按照2018-2023年中国对美出口占比均值约为17.6%计算,加征关税对我国出口的拖累约为1.7个百分点。

但是,如果考虑“转口贸易”或者部分产品可能出口至其他国家,经过生产、加工之后再出口至美国,加征关税对于中国出口的影响,或许要比想象更低。主因有二:

一是尽管我国对美出口份额下降,但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稳中有升。具体看,2017年-2023年,我国在美国进口中所占份额下滑7.7个百分点,但在非美国家进口中所占份额却提升2.3个百分点,支撑我国全球出口份额提升1.3个百分点。

二是加征关税之后,部分产品可能出口至其他国家,经过生产、加工之后再出口至美国;其中,最典型的当属东盟和墨西哥。比如,以东盟为例,东盟占美国进口份额大幅增加的同时,我国在东盟进口中的占比也在同步提升;而且,从产品看,东盟从我国进口的多属中上游的资本品、中间品,比如化工产品、工业金属等,而其出口美国的更多的是下游消费品,比如皮革、玩具、家具、服装鞋帽等等,指向中国→东盟→美国的贸易链条确实存在。此外,基于OECD TiVA数据库的增加值测算,2018年美国加征关税之后,中国出口相关产品,经过其他国家生产、加工之后再出口至美国的比例确有跃升。

2、对于出口链条投资的影响

对于出口链的投资来说,主要影响两个方面:一是加征关税对市场情绪的冲击,可能影响估值;二是加征关税对于相关企业业绩的影响。具体如下:

第一、估值角度看,加征关税对短期市场情绪存在冲击,中期估值仍然取决于经济基本面的情况。具体看,2018年美国加征关税的同时,我国国内经济同样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尤其是民营企业预期走弱。所以,在内外部因素共同影响下,股票市场估值出现了明显下跌。为了分离加征关税和国内经济下行带来的影响,我们主要选择公司公告中出口美国或者北美地区营收占比最高的35家上市公司,按其自由流通市值计算加权市盈率(下图红色的线)。逻辑上说,美国加征关税之后,这些上市公司受到的冲击相比其他上市公司应该更大,所以这些上市公司估值下降的幅度也应更大。但是,实际上看,在加征关税之初,这些上市公司估值下跌幅度相比沪深300略大,2023全年估值跌幅甚至小于沪深300的跌幅。说明从估值角度说,加征关税对短期市场情绪存在冲击,中期估值仍然取决于经济基本面的情况。

第二、业绩角度看,电子、汽车、电力设备、家用电器等受加征关税影响偏大。测算过程如下:1)将HS4位代码与申万一级行业进行匹配;2)用HS出口数据中对美出口占比近似替代申万各行业出口中对美占比,乘各个行业海外营收占比,可以估算出各申万一级行业对美营收占总营收的比例;3)分行业对比2023年美国自华进口与美国自其他国家进口同比增速,可以得到各行业对美出口的关税弹性;4)用实际关税附加税率×(-关税弹性)×对美营收依赖度,可以得到具体行业加征关税之后的业绩弹性。具体看,电子、汽车、电力设备、家用电器等行业业绩受加征关税影响可能较大,国防军工、石油石化、计算机、钢铁、医药生物的业绩受加征关税影响可能相对更小。

三、后续展望:继续加征关税可能性仍大,关注4个方向

1、加征关税决策机制并无太多障碍,关注两大经济阻力

首先,从决策机制上看,美国继续加征关税没有太多的障碍,尤其是在拜登和特朗普竞选总统的过程中,可能持续地打“中国牌”。具体看,美国加征关税的决策流程包括:1)工会组织或者行业协会请愿;2)USTR下辖的“301条款委员会”对请愿进行审查,举行公开听证会,并就301条款下可能采取的行动向跨部门贸易政策工作人员委员会(TPSC)提出建议;3)TPSC审查“301条款委员会”的建议,并向USTR提供建议;4)USTR根据TPSC的建议进行最终裁决;5)总统公布最终的行动方案。比如,5月14日这次加征关税,具体过程包括:3月12日,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等5大工会组织递交请愿书,要求拜登政府对中国在海事、物流和造船业的“不合理和歧视性”做法展开贸易调查;4月17日,USTR宣布发起针对中国海事、物流和造船业的301条款调查;5月14日,美国白宫和USTR宣布对中国船岸起重机、钢铁、铝等商品加征25%的关税。因此,从上述流程可以发现,美国加征关税并不需要类似于两党博弈之类的决策流程;换言之,如果后续继续加征关税,美国总统和USTR就能决定,并无太多决策流程的障碍。尤其是在拜登和特朗普竞选总统的过程中,可能持续地打“中国牌”。

其次,继续加征关税主要的阻力可能来自经济层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美国通胀压力及其国内民众福利损失。参照2018年加征关税的经验,多项学术研究表明(Amiti et al.,2019;Cavallo et al.,2019;Cerutti et al.,2019;Waugh,2019;Amiti et al.,2020;Fajgelbaum et al.,2020等),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之后,短时间内就造成美国自华进口商品价格(含税)明显抬升,上行幅度跟加征关税税率接近。换言之,上一轮加征关税之后,中国的出口贸易商几乎没有下调出口产品价格,关税成本基本都由美方承担、并进一步转嫁给美国消费者。按照Amiti et al.(2019)[3]在NBER工作论文当中的测算,美国加征10%的进口关税,会导致美国国内生产者价格上涨1.3个百分点。此外,根据Handley et al.(2020)[4]的测算,2018年加征关税之后,每位美国工人的隐性关税负担为900美元,其中制造业工人负担则高达1600美元/人。当前看,美国通胀水平仍在高位、且有二次通胀风险,如果继续加征关税,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国通胀压力、并同时压制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

二是中国的反制措施。回顾2018年贸易摩擦期间,美国加征关税之后,中国先后于2018年7月、8月、9月及2019年9月对自美进口的340亿美元、160亿美元、600亿美元、285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主要涉及农产品、汽车零部件等等,直接导致美国农民收入急剧下滑,特朗普政府被迫在2018、2019年批准了共计280亿美元的农业援助计划。此外,按照当前情况分析,如果美国进一步加征关税,中国的反制措施还可能包括减持美国国债,进而进一步加剧美国财政支出压力。

2、如果继续加征关税,重点关注的方向

行业层面看,参照2018年以来加征关税的经验以及当前的现实情况,如果美国继续加征关税,需要重点关注以下4个方向:

第一、高科技领域仍是重点。参照2018年的情况,遏制中国科技发展应是加征关税的重要考量,如果后续美国继续加征关税,科技相关领域预计仍是重要方向,具体包括:通信、电子、计算机、机械设备、交运设备等等。而且,从2018年加征关税的情况看,高科技相关行业也是份额下降幅度最大的领域。

第二、对中国依赖度不高、且海外能够轻易找到替代厂商的行业,包括:石油石化、国防军工、食品饮料、农林牧渔、钢铁、汽车、有色金属等行业,美国对华依赖度均低于10%。另外,美国对华进口依赖度中等、关税覆盖比例仍有进一步增加空间的行业,比如图表5中对华依赖度40%-60%区间,后续也有可能进一步加征关税,涉及的申万行业包括:电子、纺织服饰、轻工制造、机械设备等等。

第三、前期豁免、但是当前环境明显变化的,豁免到期之后大概率继续加征关税的领域,典型行业包括医药生物、部分新能源相关行业。

第四、美国制造业回流相关行业,2021-2022年美国先后通过了《两党基础设施法案》、《通胀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旨在支持美国本土相关产业发展,后续也有可能为了支持本土产业发展而进一步加征关税,主要涉及半导体、交通运输、清洁能源等领域,对应到申万行业包括:电子、通信、机械设备、电力设备与新能源等。

如果将上述4个方向综合起来,涉及的行业主要包括:电子、通信、机械设备、汽车、电力设备与新能源、医药生物、交运设备,其次是纺织服饰、轻工制造、有色金属、食品饮料、农林牧渔等等。

此外,短期还可关注:参照2018年的经验,加征关税正式落地之前,存在“抢出口”的现象,最典型的是2018年6月和8月,分别在第一轮(340亿美元)、第三轮(2000亿美元)加征关税落地前1个月。如果此次总统选举特朗普占据优势、甚至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可能也会出现类似“抢出口”的现象,需要重点关注的时间节点包括:2024年9月的第二场辩论、11月5日全民投票,以及如果特朗普当选,将于2025年1月20日正式就职,分别对应2024年10月、12月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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