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公司出现治理失败与陷入治理陷阱有莫大关系。一家公司只有跳出“治理陷阱”，才能避免治理失败。那么，什么是治理陷阱呢？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郑志刚，文章来源于《FT中文》 2024年6月17日。
本文大约5000字，读完约12分钟。
公司治理既是十分悠久古老的话题，也是十分现代时尚的话题。说它古老，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斯密是这样说的，“作为其他人所有的资金的经营者，不要期望他会像自己所有的资金一样获得精心照顾”（Adam Smith，1776）；说它时尚，在21世纪初美国安然会计丑闻爆发后，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Rajan和Zingales对此评论道，“最近的丑闻（安然，全球通讯等）表明，即使在最先进的市场经济里，在改善公司治理方面依然大有可为” （Rajan and Zingales，2003）。
稍微了解一些经济学的读者大多知道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的概念。它指的是由于垄断、信息非对称等导致价格机制无法通过改变供求关系正常发挥引导市场资源配置的功能。多年前，在公司治理理论与实践中出现了一个类似的概念，那就是治理失灵（Governance Failure）。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一家公司看起来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经理人股权激励计划等一应俱全，面面俱到，但依然还是频频发生各种各样公司治理丑闻，治理不仅是无效的，甚至是失败的。
治理失灵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学术界对美国2001年安然会计丑闻的观察。安然会计丑闻可以说是在这样两个大的背景下出人意料地发生了。一个背景是代理成本范式的提出者之一Jensen教授在1993年美国金融学年会的主席演讲中明确提出董事会组织模式未来的改进方向。例如，保持较小的董事会规模；除了CEO为唯一的内部董事外，其余都为外部董事；CEO和董事会主席职位的分离。这可谓安然会计丑闻发生的学术背景。
而安然会计丑闻发生的政策背景是1999年《OECD公司治理原则》的首次发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司治理原则在世界范围被公认为良好公司治理的国际基准。作为确保有效的公司治理框架基础（Ensure the basis for Effective Corporate Governance），这些原则在OECD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很多非OECD国家中被政府、监管机构、投资者、公司和利益相关者奉为圭臬，言必称颂。安然会计丑闻居然就在这样的两个大的背景下发生了。
如果简单复盘会计丑闻爆发前的安然董事会，我们不难发现，在安然由17位委员组成的董事会中，除了担任董事会主席的Kenneth L. Lay和担任CEO的Jeffrey K. Skilling为内部董事外，其余15人则全部为来自其他公司高管、非政府组织机构负责人和大学教授的外部董事。安然完全做到了Jensen主席演讲的学术倡议和《OECD公司治理原则》的政策倡议。安然的董事会结构甚至堪称董事会组织的典范，但其依然发生了会计丑闻，成为治理失败的经典案例。
安然完全符合学术和政策倡议却成为治理失败的经典案例
安然会计丑闻发生和治理失败的概念提出后，一个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题摆在公司治理研究者的面前。那就是这些公司治理表面原则背后深层次的“核心逻辑”究竟是什么？在实践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看上去公司治理制度一应俱全面面俱到的公司依然会发生治理失败？
作为与安然会计丑闻发生同时期进入公司治理学术圈的研究者，我也十分有幸加入到思考这一重大公司治理现实问题的中外学者的队伍中。一方面，我通过历史考察并没有受到现代商学教育的明清时期的旅蒙商是如何应用朴素商业直觉解决“财东”与“掌柜的”代理冲突来探寻公司治理深层次的逻辑。这一思考过程集中体现在《清代旅蒙商的历史足迹与现代烙印》一书中。
另一方面，基于现实的反例，利用极限思维方式，思考公司治理制度设计背后的核心逻辑。例如，将代理冲突的两方投资的股东和经营的经理人连接在一起的董事会通常被认为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而我注意到，同样面对典型的代理冲突的私募基金行业居然可以不设董事会。我由此应用极限思维，提出 “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的董事会真得是必须的吗”的问题。这一思考成为我新近完成的《公司治理的挑战》一书的部分内容。
对于导致治理失败的现实原因，进而公司治理深层次的治理逻辑的思考我当然并不会止步于这两本书。公司治理深层次的治理逻辑究竟是什么？这也许是一个值得包括我在内的公司治理研究者倾其一生思考的问题。为此，我将我用于教学服务和资料分享的微信公众号命名为“公司治理的逻辑”。
从治理失败到治理陷阱我的一个新的思考即与今天演讲的题目《从治理失败到治理陷阱》有关。因此，今天的演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一段时期以来对为什么会出现治理失败这一重要问题形成的思考向在座各位同行的报告。我注意到，很多公司出现治理失败与陷入治理陷阱有莫大关系。一家公司只有跳出“治理陷阱”，才能避免治理失败。
那么，什么是治理陷阱呢？一段时期以来，在经济学界充斥着诸如“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等各种“陷阱”概念。所谓“陷阱”一方面饰以扑朔迷离的伪装，具有诱惑力和迷惑性，但另一方面，一旦猎物陷入其中，则难以摆脱，直至力竭身死。受上述陷阱概念的启发，我提出了治理陷阱的概念。这里的“治理陷阱”（Governance Trap）指的是，以超越企业利润追求的各种宏大叙事为噱头，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宣传倡导形成的外部压力下，半强制、甚至强制将一些似是而非的理念嵌入公司已有的内部治理机制，使公司陷入在各种显性的和隐性的公司治理成本持续攀升的泥淖中无法自拔。
现代股份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经理人与股东等利益冲突严重，加强规范公司治理的一切举措似乎都具有监管的正当性，甚至政治上的正确性。在公司治理实践中以规范治理之名，行增加治理成本之实的治理陷阱比比兼是。而在我看来，ESG运动也许是最典型的治理陷阱之一。
ESG是主张企业将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纳入公司治理的日常决策环节的概念。在监管当局、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投资机构和学术团体的共同推动下，ESG以规范公司治理为名义，通过ESG评级和信披要求，强制或半强制企业在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上付诸行动。在20年的时间里，ESG运动已从联合国发起的一项企业社会责任倡议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全球公司治理实践的热潮，甚至演变为波及每一家企业治理实践的一项全球运动。
ESG可能步安然的后尘很多人很难将ESG运动与治理陷阱联系在一起。但如果你对照治理陷进的特征，透过ESG运动的表象，看清楚它的本质，你自然不难得到这样的结论。首先，ESG运动具有保护环境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这些利他主义的公益愿景的精心和诱人的包装。ESG倡导创造美好环境，让企业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以造福人类。这些口号是如此美好，以至于我们没有理由反对，似乎也不会（或不敢）反对。
其次， ESG运动一方面是出于各种复杂动机的诸多社会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另一方面调动和绑架了更多的社会力量接力参与。这些社会力量包括以规范上市公司ESG行为为使命的立法机构和监管当局、标榜超越商业利益，增进社会福祉的各种非政府组织（NGO）、发布各种行业规范和行动指引，鼓励成员企业积极行动，响应ESG运动的号召的各种行业协会和企业自治组织、发布各种ESG评级指数的投资机构所代表的“资本的力量”等。在这些社会力量中，自然离不开学术圈的身影。
在上述各种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有意或无意地为ESG运动营造了这样一种氛围：那就是，一家企业只有发布了ESG报告（至于企业在ESG上真实的投入是多少反而不是最关心的），它才是一家尽到社会责任，不再唯利是图的良心企业。与那些发布ESG报告的企业相比，没有发布ESG报告的企业似乎天然在道德上“低人一等”。我们不难得到ESG运动一定程度已经偏离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行为，开始演变为人类未来美好生活追求的一种宏大叙事，道德绑架的色彩和意味渐浓的结论。Easterbrook和Fischel曾经说过，“把环境污染，以及其他道德、社会问题看作治理问题本身误导了公司治理的正确方向”（Easterbrook & Fischel，1991）。而Vivek Ramaswamy则说，“社会创建公司是为了提供消费者想要的商品和服务，而不是为了推动只有一小部分人认同的社会价值观”。
第三，更加糟糕的是，ESG运动迫使公司不得不在并非主业和核心竞争力的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上投入大量的资本和精力，不仅无法聚焦主业和提升核心竞争力，而且使公司治理成本节节攀升，动摇了企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甚至成为压垮很多企业的最后一颗稻草。ESG运动的治理陷阱的本性由此暴露无疑。
在短短数年内，像资本运作、市值管理等概念一样，ESG不仅成为指导投资机构选择投资标的的重要关注事项，更是成为一些企业进行投资者关系管理的重要方面，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要内容。企业董事会中纷纷成立有关ESG的专业委员会，花重金聘请专业机构编制发布ESG报告。围绕ESG各种评级和排序如雨后春笋涌现。以ESG为主题的各种研究和研讨纷至沓来。
令很多公司治理实践人士困扰的是，现在需要设立的董事会专业委员会似乎越来越多。很多公司把在董事会设立ESG专业委员会作为提高企业ESG评级的重要举措。在董事会成员中，原来更加看重一个董事候选人的能力和独立性，现在不得不思考性别的平衡，甚至聘请更多女性董事。原因是这样做同样可以帮助企业在一些机构的相关评级中获得高的分数。
那些鼓吹ESG运动的学者和媒体试图建立一家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保护环境，将树立良好企业公众形象，由此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回报的实现机制链条。然而，现实中大量残酷的事实表明，在经济上ESG其实“压根儿不赚钱”。鉴于ESG令人失望的回报率，美国很多基金公司悄然变更和删除基金名称中的ESG字样，甚至直接关闭ESG基金。
光鲜亮丽的ESG投资是“反向明灯”不仅如此，以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等神圣名义形成的ESG外部评级压力，产生激励扭曲，使得一些公司有动机从事“洗绿”和“漂绿”等机会主义行为。我们可以把经济上ESG其实“压根儿不赚钱”归于ESG的直接公司治理成本，而ESG导向下相关政策不可避免产生的激励扭曲归于间接公司治理成本。因而，初衷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ESG运动在公益愿景伪装下正在演变为一项治理陷阱，使很多企业连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都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
2023年3月倒闭接管的美国硅谷银行就是掉入ESG治理陷阱最终导致治理失败的典型案例。很多人可能知道硅谷银行是一家致力于为硅谷高科技企业提供信贷融资服务的银行，但也许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硅谷银行其实还是一家ESG业绩十分突出的标杆企业。在明晟指数的ESG评级中，硅谷银行的等级多年来一直都是A级。它不仅每年都发布专门的ESG报告，而且按照SASB（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TCFD（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和WEF（世界经济论坛）要求的不同口径，对ESG进行专项披露。它多次被《新闻周刊》评选为美国最负责任公司。当然，为了完成这些工作，硅谷银行在组织构架上不得不成立了许多ESG工作组。此外，硅谷银行还入选彭博的性别平等指数（GEI），成为今天公司治理实践中倡导“女性董事”的典范。然而，资产规模一度超过2000亿美元、全美排名第16的硅谷银行说倒就倒。如果硅谷银行把投入ESG的大量资本、时间和精力，用于思考如何做好资产负债久期管理，硅谷银行还会像今天一样倒闭接管吗？答案也许只有上帝才会知道。
陷入治理陷阱最终走向倒闭接管的硅谷银行给我们的启示是，一项倡导和动议不管初衷多么善良，口号有多高大上，政治有多正确，如果实施的结果只是迫使公司不得不在并非主业和核心竞争力的事务上投入大量的资本和精力，使公司治理成本节节攀升，这些倡导和动议其实就离治理陷阱不远了。而初衷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ESG运动显然正是这样一项在公益愿景伪装下的治理陷阱，它使很多企业连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都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何况其他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硅谷银行是ESG标杆，但自身可持续发展都成了问题因而，通过今天的分享，我由衷希望越来越多的各界人士能够看清ESG运动的治理陷阱的本质，形成对企业ESG行为的正确认识和合理决策。我以为，只有把ESG还原为与企业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的理性行为，回归到一家企业根据长期发展战略与短期经营目标的平衡自行做出的选择，企业发展才能变得可持续，企业未来才能在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中扮演更加持久和积极的角色。
最后谈谈促使ESG运动最终演化为治理陷阱的学术界的责任。刚才谈到，在推动ESG运动的各种社会力量中，学术圈的身影无处不在。这一方面是一些学者出于在内卷的学术圈中发表论文以获得各种头衔和帽子的目的，无疑希望找到受到公众最大程度关注的研究主题。而当经济停滞、市场低迷，对于缺乏好的题材和元素的资本市场，绝大多数人不会反对，政治正确的ESG概念自然就成为合适的题材。在一定程度上，ESG运动甚嚣尘上是资本市场、公众舆论、公共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在寻求“最大公约数”过程中共同推动的结果。与此同时，期刊则需要树立政治正确的文章评价导向，引导社会舆论积极向上。双方一拍即合，于是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歌颂和鼓吹ESG的文章层出不均，各种ESG主题的论坛和研讨汗牛充栋。企业无论哪怕多么细微的进步都会被各色学者放在放大镜和显微镜下观察后从中找到ESG的影子。在2022年和2023年我为头部期刊匿名审稿的20多篇公司治理领域论文中，超过一半文章的主题都与ESG有关。这些文章几乎众口一词地为ESG从各个方面唱赞歌。在这些文章提出的政策含义中，绝无例外地建议监管当局直接把原来围绕ESG的自愿信息披露改为强制信息披露，使ESG成为企业监管（甚至法律）要求履行的社会责任。因此，ESG运动成为今天的治理陷阱，我们的学术圈，甚至包括在座的很多学者难辞其咎。独立思考，理性批判，成为社会最后的脊梁，这是公众对学术界的期望。而我们又有多少学者能始终如一做到这一点？！
这是令我感到悲观的一面。令我感到乐观的一面是，从“市场失灵”到“治理失灵”，从“金融危机”到“治理危机”，从“中等收入陷阱”到“治理陷阱”，这些概念的流行从侧面表明，我们已经进入了 “公司治理的时代”。未来为了应对各种各样的治理失灵，化解各种各样的治理危机，避免陷入各种各样的治理陷阱，在座的各位同仁需要认真思考公司治理领域的真问题，我们的未来大有可为。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