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李晨：技术创新、人工智能与大国军事竞争

新一轮技术创新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加快塑造大国军事体系和军事竞争。工业革命以来的大国军事竞争历史经验、当前的大规模国际冲突都体现出技术对军事体系和军事竞争的影响，尤其是军事体系对技术的适应、不同技术和体系之间的对抗和抵消，需要从长时段的视角来把握。当前的军事技术竞争首先是大国技术创新和应用体系的竞争，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战略感知与运筹、作战体系和支援保障体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适应和把握新一轮军事技术竞争，需要提升军事体系效率、避免对单一技术过度依赖、增加军事体系韧性、重视新技术风险和挑战。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院长李晨，文章来源于《国家安全研究》2025年第1期

本文大约13000字，读完约32分钟。

导论 

近年的乌克兰危机和中东冲突中，人工智能、无人平台、高超音速导弹等新军事技术得到广泛运用。在新一轮技术创新推动下，大国军事体系加速变革，进而影响全球层面和重点地区的大国博弈。新兴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亦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解现当代军事技术创新与应用的影响，需要注意几个方面。一是大国博弈的战略背景。相比后冷战时代，美国与非西方大国之间的军事技术差距明显缩小，军事技术领域的竞争加剧。二是军事体系的升级与对抗是技术创新与应用的焦点。军事体系变革不仅是多种技术变革的合力，也是技术、战略与组织结合的合力，单一技术的发展无法实现体系变革。同时，军事体系和技术之间的对抗也体现出非对称性。三是要用长期视角评估军事技术的影响，包括战争与和平不同状态下技术的影响，以及长期竞争中针对军事技术的反制和抵消。 

 把握当前大国博弈背景下军事技术创新和应用的影响，要超越基于后冷战时代经验的思维定势和观念。后冷战时代，美国在技术和总体军事实力上都处于压倒性优势，其体系和技术效能在常规冲突中易于最大化发挥。当下的大国博弈则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具备压倒性优势，技术虽是大国军事体系的刚需，但难以成为主导。工业革命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历史经验为军事技术竞争及军事技术在战争中的运用提供了丰富案例。梳理历史经验，有助于在百年变局背景下，思考军事技术对今后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 

 评估当代军事技术的创新、应用和影响，首先是实践而非理论问题。一是俄乌和中东两场冲突已展现出当代新兴技术和军事体系在高烈度冲突中的作用和局限。二是大国之间围绕军事技术的体系竞争态势已经形成。三是各方均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聚焦大国博弈的战略需求，并在战略规划与决策、作战体系、后勤支援等各方面加快技术的创新和应用。由此，本文分为五个部分来梳理近现代长时段军事技术对军备竞赛、高烈度冲突影响的历史经验教训，评估新技术在当今国际冲突中的应用与启示，分析大国军事技术体系竞争态势的形成，进而评估新技术对战略层面的影响以及对于作战体系的影响。

  一、军事技术创新影响的长期历史经验回顾   

后冷战时代军事技术创新和运用的经验对当代战略思维影响较大，但这与大国军事博弈中的经验存在差别。回溯1990年代到2010年代，美国在军事实力尤其是科技创新和应用上具有压倒性优势。分析1991年海湾战争、1999年科索沃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常规作战阶段）和2011年利比亚战争，中小国家缺乏反制高技术装备的手段而无法与美军作战体系，尤其是其海空精确打击力量抗衡。美军的高技术装备和作战体系效能因此得到最大化展现。然而，后冷战时代美国军事技术压倒性优势产生的影响并非战略博弈的常态，尤其不是大国博弈的常态。 

 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创新加速推动多轮军事变革，影响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和战争冲突。从1850年代到1990年代的近一个半世纪中，主要大国之间不仅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冷战时期进行了多轮长期军备竞赛，还爆发多场直接军事冲突，包括普法战争、日俄战争等局部战争和达到总体战规模的两次世界大战，这为研究技术变革与大国军事竞争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分析这些案例可从多个方面总结经验教训。 

一是现代军事体系不仅是技术变革的结果，也成为新技术应用和发挥效能的依托。不同的技术、装备和平台在军事体系中相互依托和协作，性能越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对军事体系内其他要素和环节的依赖就越大。具有较强火力打击和机动能力的作战体系对于态势感知体系和支援保障体系都有较高依赖。在作战体系内部，不同要素之间同样相互依赖。例如，在高烈度对抗环境中，部署空中力量的基地以及航母都需要地面和水面防空反导力量的保护。此外，具有相似功能的技术和平台也需为决策者和指挥员应对和处置各种情况提供多样化的灵活选项。 

 单一技术能够推动军事体系的部分发展，但军事体系的整体变革不是短期现象，需要多种技术应用的发展和成熟。单一技术和平台的发展会受到体系其他部分的制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海军引领以“无畏”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为核心的海军技术革命，大幅提升了主力舰的火力、防护和航速。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新型主力舰组成的英德两国舰队在日德兰海战中，却因为海上作战指挥控制体系尚无法适应舰炮射程更远、舰队规模更大的海战而没有取得舰队决战的理想战果。同样，一战西线陆战也出现相似情况：大国地面部队依靠速射炮和机枪等装备提升了火力，但在机动力和防护能力没有同步显著提升的情况下，难以突破敌方纵深防御，从而陷入长期消耗战。首次投入一战战场的坦克也不能例外，由于技术和运用方式不成熟而并未主导战场，其卓越作战效能被既有作战体系抵消。可见，重大技术创新为军事体系各要素赋能，但不会轻易导致军事体系组成部分的消亡。以地面作战力量为例，工业革命一个半世纪以来，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兵种只有骑兵。冷战初期，美苏等国战略界关于核武器主导军事力量和未来战争的设想也未能成为现实。导弹时代来临后，大中型水面舰船、装甲部队的生存能力不断受到质疑，但这些平台通过运用新技术以及与其他平台协同适应新变化，迄今仍是海上和地面作战的中坚力量。此外，运用新技术的军事装备虽然具有较高作战效能，但高成本使之无法大规模生产和装备，难以完全在战争中取代低廉成本装备的作用。因此，海空精确打击力量和陆基导弹都无法取代传统炮兵。 

二是军事体系的复杂性导致军事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成本不断增加，国家的作用愈发凸显。19世纪中期，克虏伯、阿姆斯特朗等军工企业足以完成当时军事体系中最重要的火炮的技术创新、装备研发和批量生产，各国政府可直接购买成熟产品。20世纪中期，军事体系机械化时代到来，伴随航空、航天、原子能和电子等新技术的发展和成熟，军事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不仅无法由个别军工企业垄断，而且除了军工行业，还需政界、军界和学界大力参与。军工企业不仅难以独立承担研发成本，更难通过基础研究推动技术创新。而政府和军方既要为军工企业的研发提供支持，还要动员学界和新兴技术行业参与军事创新和研发，构建军事技术创新应用的产学研体系。例如，美国二战时期为研制原子弹创设“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冷战时期为推动前沿技术军事应用设立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等等。二战结束后，英国国力衰弱使之无法继续支持新一代军事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对美国的依赖不断增加。与此同时，面对美苏军备竞赛带来的巨大开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任期结束时警告军工复合体“将要为此付出代价”。 

三是新技术塑造战场，但和平时期对先进技术的期待与其战时实际效能之间存在差距。部队人员素质、作战理论和条令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新技术效能的发挥。例如，德军1940年向西欧发起进攻时，其坦克性能与数量都不如英法联军。但英法联军作战理论过时，将坦克分散使用支援步兵，导致无法发挥坦克优势而负于德军。同样，国防工业产能战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技术装备发挥作用。如果产能不足导致先进装备无法快速成规模投入实战，就无法对战局产生较大影响。二战后期，德国部分坦克性能优于美国和苏联坦克，但军工产量无法满足前线需求，因此质量优势没有抵消对手的数量优势。此外，对手的对称和非对称反制也影响着技术装备发挥效能。例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运动战和阵地战阶段，先后依靠近战夜战和坑道攻防抵消美军技术和火力优势。在1980年代中东冲突中，以色列使用电子干扰和反辐射导弹降低了阿拉伯国家大量装备的苏制地空导弹对以色列战机的威胁。

二、新技术在当代冲突中的应用与启示 

2022年以来，俄乌和巴以两场大规模国际冲突先后在欧洲和中东爆发。两场冲突昭示着国际格局走出后冷战时代、大国协调缺失、任何一方都缺乏控局能力，同时也体现了新大国博弈背景下传统作战力量发展与新兴技术应用对不同作战形态的影响：战场内外出现新的纽带和联动，单一技术和作战力量都无力主导战场，新兴技术不断填补作战域和场景的空白并且赋能传统力量。这展现出冷战结束后技术发展对战争的影响。

一是军事革命在冷战后期和后冷战初期已经进入体系对抗的成熟阶段。冷战结束时，美国依仗综合国力和科技与军事单极霸权，垄断军事革命成果。30年后，更多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已经掌握或者能够快速掌握远程精确打击、网电作战能力等上一轮军事革命主要成果及其反制手段。在当下两场冲突中，虽然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军事体系都不同程度直接参与，但战场上并未出现后冷战时代向技术优势一边倒的态势，而是呈现多个层次的体系对抗。例如，乌克兰危机中的信息网络作战和电子对抗未导致任何一方作战体系瘫痪乃至国内舆论混乱。在俄乌战场上，面对俄军的反制措施，乌军即便使用美国军援装备也无法长期凭借技术优势而产生较高作战效能。在中东冲突中，地区大国伊朗和胡塞武装等拥有的对陆、对海远程打击能力，使得美国、英国和以色列的大规模防空反导作战成为常态，扭转了后冷战时代西方垄断远程打击作战的格局。 

二是体系对抗带来不同要素之间的重新分工，关键在于保持作战体系在高烈度冲突中的韧性。梳理后冷战时代的常规冲突战例可以发现，大国高度依赖海空远程精确打击力量，但海空远程打击需要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乌克兰危机中，交战双方空中、海上和地面防空反舰力量体系对抗形成了空中和海上相互拒止态势。在双方都不能主要依赖海空力量进行远程打击和对地火力支援情况下，陆基导弹、地面炮兵和新兴的无人机在火力打击中发挥出更重要作用。在中东冲突中，胡塞武装虽因缺乏传统海空打击力量而受到美英多次海空打击，但依靠陆基导弹和无人机对红海等关键海域目标的持续打击，仍表现出较强生存能力和持续作战能力。 

 三是低成本无人平台、高超音速导弹、人工智能等新一代军事技术开始塑造战场态势，进而改变作战样式。其一，在后冷战时代武装冲突中，大中型察打无人机作为低烈度冲突中的高端装备，在己方完全掌控制空权且对手缺乏防空能力的情况下，主要用于态势感知和打击重要时段的敏感目标。乌克兰危机初期，双方大中型察打无人机颇为活跃，但在空中相互拒止态势形成后，其生存能力和作战效能下降。与此同时，基于民用技术且方便大规模制造和改装的低成本中小型无人机在战场中发挥了更大影响。一方面，这些低空活动的无人机受中高空的空中拒止态势影响较小，加之成本低、可消耗且能依靠大规模使用而产生作战效能。低成本无人机在基层部队广泛使用，不仅极大提升了地面部队对敌方一线行动的态势感知能力，而且提高了传统火力打击的准确度。相较于传统空中侦察力量规模有限、不能随时涵盖整条战线而只能优先保障重点方向和重点部队，其战场优势明显。另一方面，低成本无人机增加了地面部队对敌方战术目标的打击手段。在战场上，俄乌交战双方装甲部队为防护无人机攻击，近年来在车辆上加装多种装置，甚至不惜牺牲装备性能和传统优势改变外形，体现出低成本无人机对地面作战的巨大影响。它依托优越的态势感知和打击能力，极大削弱了敌对双方快速和大规模运用地面部队进行机动作战的能力，是拖曳战场陷入僵持阶段的重要因素。2024年12月20日，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哈尔蒂亚”旅（Khartia）发言人宣布，该旅在哈尔科夫方向遂行一次完全运用无人装备的阵地攻坚战；在监控无人机支援下，数十台装备机枪的陆战机器人和自杀式无人机协同作战，攻击柳奇村的俄军阵地。这是乌克兰危机中第一次完全依靠无人装备遂行的进攻战斗。同样，无人平台也在重塑海上战场。例如，乌军在黑海持续使用低成本无人艇袭击俄军中小型水面舰，不断取得击沉和击伤的战果；胡塞武装使用低成本无人机攻击海上目标，在水面作战中构建新杀伤链。其二，高超音速导弹和反舰弹道导弹在两场冲突中首次大规模投入实战运用。这两类导弹虽然相比传统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具有更强打击能力且能给防御方带来更大压力，但对战场态势的影响不及后冷战时代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其局限主要有二：首先，在大规模和高烈度冲突中，高价值弹药数量与需要有效毁伤的高价值目标数量之间不匹配。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军打击一个缺乏防空反导能力的空军基地需耗费数十枚巡航导弹，也只能达到瘫痪数天而非摧毁基地的效果。其次，新型导弹一旦投入使用就会受到体系对抗的制衡。根据美国海军水面部队司令布兰登·麦克莱恩（Brendan McLane）中将2025年1月在水面部队年会上的介绍，2023年中东冲突爆发15个月来，美国海军水面舰船在该战区共发射弹药400余枚，美国海军水面舰艇部队和航空兵协同处置胡塞武装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目标400余个。这些实战战例表明，得到作战体系有效态势感知和指挥控制的支持保障，大国防空反导系统能够拦截部分新一代远程打击兵器。其三，人工智能在两场冲突中发挥的作用备受关注。人工智能主要应用在情报收集与分析、防空与特种作战中的目标识别与选择等领域。2025年1月，美国中央司令部副司令布拉德·库珀（Brad Cooper）在美国海军学会举办的论坛上介绍，美国海军驱逐舰在进入红海交战区6到9小时前，就能收到海上作战指挥中心发送的战区威胁态势评估，可据此及时调整战备部署并在战术上抢占先机。威胁态势评估的快速生成离不开人工智能的运用。与俄乌战场双方聚焦正规军事力量之间的对抗不同，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以打击哈马斯武装为主要目标。以军利用人工智能模型在巴勒斯坦平民中筛选和确定打击目标实施打击的做法引发较大争议。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该模型被称为“福音”（Gospel），由以军情报部门代号8200部队开发。它能够依据多种信源，在10天—12天内识别出200个目标，效率是普通情报人员的50倍。然而，其信源整合与算法一旦误判，将导致平民伤亡。在和平时期，关于人工智能军事风险的讨论集中在核武器指挥控制和自主武器等领域，但武装冲突中人工智能接近杀伤链也隐藏着巨大风险。 

 四是新技术深度影响战略决策和社会动员。与后冷战时代主要依托大国军事资源的常规冲突相比，近年来两场冲突交战中，各方依托新技术的发展广泛利用多种民间资源，将民间开源信息纳入情报收集和分析以辅助决策和任务规划。例如，乌克兰开发手机应用，鼓励普通民众即时上传拍摄到的图片、视频等开源信息，辅助军方掌握俄军态势。乌军还获得民用航天企业的支持，包括“星链”系统为野战部队提供网络以及从商业卫星公司购买高清卫星图像等。哈马斯则在策划行动时借助网络地图软件等开源信息，还从商用渠道采购低成本民用无人机并根据战场需要进行改装。同时，借助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各国国内舆论和国际舆论都成为交战和相关各方认知战和舆论战的战场。  

 三、新技术刺激大国军事技术体系 竞争态势形成 

当前的军事技术竞争不再是后冷战时代美国与西方国家主导、其他国家模仿和追赶的模式。面对新时代的大国博弈和技术革命，各方都需要升级甚至重构现有技术创新和应用体系，包括创新研发、军工生产、规划与采办以及国际合作模式等。 

 面对国际格局的巨变，美国战略思维更加依赖军事技术主导，但当前美国维持军事技术主导地位面临三大挑战。一是美国传统国防技术产学研体系无法囊括新一轮军事技术创新和应用。信息技术部分源于冷战时代美苏军备竞赛中美国的国防科技创新，如互联网源于DARPA项目。但信息与网络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在后冷战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大发展具有两大特征。第一，这一时期推动大发展的主要需求来自民用领域。硅谷作为美国信息技术创新和应用中心在组织文化上与国防部差异较大，与其联系纽带相较传统军工行业有限。第二，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硅谷与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高科技产业都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和分工合作。奥巴马政府时期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在回忆录中坦言，美国国防部对自身困境感到担忧：无法通过与硅谷建立和保持密切联系，进而掌控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甚至硅谷先进技术可能通过国际交流合作被外国军队率先获取。

二是主战装备平台仍为多数先进军事技术应用的载体，需要制造业规模支撑。过去半个世纪中，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经济变革的背景下，美国出现“去工业化”趋势，制造业规模不断缩小。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在自身局部动员和为乌克兰提供军援时更加深刻认识到，产能受限影响军队现代化及其全球战略推进。例如，美国造船业由于缺乏民船需求只造军舰，导致规模大幅缩减，因而新型舰船研制、现有装备维护和现代化改装都受制于造船工业规模有限而不断拖延，影响了美国海军战备和装备更新换代。

 三是主要盟友在军事和科技上已经形成对美国的过度依赖。日本、韩国和欧洲国家受人口老龄化和福利国家发展模式等社会经济因素制约，难以在军事技术创新及应用上长期大力投入。例如，欧洲国家产业结构近年来发生巨变，服务业不断发展、制造业萎缩，严重制约技术的创新与应用。由此，美国盟友中的主要发达国家虽然在军事技术创新、装备研发和制造各环节能够与美国同行展开合作、参与研发和生产，但无法独当一面。 

 21世纪以来，非西方国家的军事技术创新和发展逐步打破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军事技术垄断。首先，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即便尚未将非西方大国视为主要对手，但为了维持自身霸权，其地区安全政策和军事威慑仍然对很多国家的核心利益构成挑战，迫使这些国家加快军事现代化应对美国的战略压力。这些国家首先以非对称的方式缩小在存量技术上与美国的差距，即依托本土，重视防空和反舰能力提升以及陆基战术导弹技术发展，在本土和周边能够反制美军海空力量投送和精确打击。这被美国战略界定义为“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2000年以来，有条件的国家在信息和航空等领域持续投入，加快技术研发和应用，逐步形成与美军相对称的作战体系，消除了后冷战时代形成的美国与发展中国家机械化和信息化军队之间的“时代差”。 

 面对上一轮军事革命技术红利的消失，美国决策者期待借助技术优势发起和引领新一轮军事技术革命，以与主要对手再度拉开差距。2010年代中期，奥巴马政府“将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等国视为主要军事挑战”，同时实施“第三次抵消战略”。该战略具体举措就是效仿冷战经验，通过围绕人工智能、高超音速武器等新一轮技术创新，抵消对手军事现代化成果，巩固美国军事霸权。然而，在新一轮技术创新和应用中，美国难以维系主导地位。美国推行的大国竞争战略，在科技领域加大封锁打压，反而迫使对手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在软件和硬件上都不断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在高超音速武器和第六代战斗机领域，美国取得的进展甚至逊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上一轮军事技术革命成果的扩散、新一轮军事技术创新的加速，推动各方更加重视军事技术竞争以增加大国博弈主动权。面对技术优势缩小但战略上又必须依赖军事技术的情况，美国主动发起全方位的技术竞争。其一，加大投入，重组和升级技术创新体系，尤其是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研发与应用研究机构和科技企业纳入美国国防军工体系。在联邦政府不断动员和脱钩压力下，美国新兴科技公司已经改变与军方保持距离的观念，开始围绕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与国防部展开军事应用合作。其二，将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安全化，尤其是动用严格出口管制、打压正常学术交流、限制科技投资等多种手段阻止对手以任何方式获取美国先进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进而迟滞对手军事技术发展。其三，与盟友共同研发和应用新兴军事技术，增大美国同盟体系的总体军事优势。被美国视为对手、受到打压的大国也意识到，在新兴技术上与美国拉开差距将导致重大军事安全危机甚至国家安全风险，因而动员国内各方力量，以自主创新方式加快军事技术研发和应用。俄罗斯对于战场上层出不穷的西方高技术装备的应对与反制、伊朗和朝鲜在精确打击和无人装备等领域取得的进展，都体现出当代军事技术体系竞争加剧、技术创新与应用的受益者增加。 

 四、新技术影响军事战略感知与运筹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信息和空间技术的发展先后推动情报革命和军事技术革命，给大国军队的态势感知、战略评估与决策带来变革。随着技术革命成果逐步搭建起涵盖陆、海、空、天以及网络空间、电磁空间的态势感知、信息传输和指挥控制体系，新一轮技术创新持续提升主要大国军队的战略感知和运筹能力。上述作战体系在后冷战时代由美军垄断，助其在军事力量运用尤其是常规局部冲突中掌握先机和主动。然而，20世纪末期军事革命的局限在于，可以处理的数据和信息总量不足、来源有限、分析和处理方式匮乏而导致体系容易过载，尚需人力主导情报分析和利用环节。当前的技术革命首先聚焦全面提升大国的态势感知能力 

第一，人工智能能够有效利用大数据。太空、信息网络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更强的情报收集能力，能够为战略层面和操作层面的分析和决策提供更强有力大数据和多源情报分析的情报保障。2025年1月，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应用让情报分析人员能够分析海量开源和秘密情报，作出质量更高的研判，辅助美国高层决策。美国海军负责信息战和情报事务的海军作战部副部长卡尔·托马斯（Karl Thomas）中将也强调，在多源情报处理、利用和分发中，使用人工智能可以避免信息过载。 

 第二，人工智能可在评估、研判和决策环节发挥更大作用。美国空军2024年12月提交国会的《2050年的美国空军部》（The Department of the AirForce in 2050）报告提出，运用人工智能进行快速决策，或者作为决策辅助工具，将成为很多军事能力的核心要素。未来，需要快速反应的作战域，如电磁和网络空间，可能将完全由人工智能决策主导。美军视“印太”战区为大国竞争的首要战区，高度重视将人工智能运用于战略谋划与实施。2024年3月，“印太”司令部参谋长约书亚·鲁德（Joshua M.Rudd）少将在国防工业协会（NDIA）举办的太平洋作战科学技术研讨会上介绍，“印太”司令部正实施“风暴破坏者”（Stormbreaker）计划，即使用人工智能加速战区作战计划制定。2025年1月，美国国防部数据与人工智能办公室（CDAO）主任达·普拉姆（Radha Plumb）接受美国“防务一号”（Defense One）网站采访时透露，未来3个月，美国国防部将和“印太”战区共同测试类似ChatGPT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检验其在与大国对手的高端战争场景中辅助美军战时决策的效果。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战略感知和运筹方面的军事应用也给决策者和军事体系带来挑战。一是战略评估和决策涉及复杂因素之间的互动，对数据质量和算法都提出严苛的要求。托马斯中将曾提醒称，人工智能在分析评估运用中的首要挑战是数据的可靠性和梳理。二是使用人工智能大模型预测国家行为体的战略意图和行动存在误判风险。例如，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正在展开“心灵理论”（Theory of Mind）计划，运用人工智能分析对手战略意图。无论是在和平还是冲突时期，误判均易引发危机甚至是升级冲突的风险。三是人工智能的运用最终需要对接决策者和军事体系。决策者如果依赖人工智能生成建议和行动方案将不得不面临过载问题和无法从中识别出风险和缺陷的挑战。四是人工智能与新一轮信息革命可能加剧高层对一线决策和行动的干涉，不利于操作层面发挥主动性。此外，过度依赖人工智能也会给战略人才的成长和培养带来挑战。 

  五、新技术强化作战体系韧性   

在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受新一轮技术革命加持而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各方作战体系建设发展之间的竞争也日益加剧，聚焦于实现平时塑造态势、保持威慑和战时战胜对手的目标。与后冷战时代相比，新一轮博弈中的作战体系面对的作战环境更加复杂，体系对抗带来的挑战更趋严峻。作战体系建设的关键是在体系对抗中持续适应、保持韧性，而新技术可为高烈度对抗环境中作战体系保持韧性提供更多选项。 

（一）后勤保障是作战体系韧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后冷战时代，美军在各战区拥有绝对制海权和制空权，在参与地区冲突的准备和实施阶段可以从容不迫动员、投送和展开兵力，为作战部队提供有力后勤保障。然而，在当前新一轮体系对抗中，传统后勤保障方式，尤其是补给线容易成为作战体系的脆弱环节。为此，美军提出“对抗性后勤”（Contested Logistics），强调美军面临着补给线威胁、机动能力和资源受限等问题。2024年1月，美国国防部高官阿兰·夏弗（Alan R. Shaffer）在《国防》杂志撰文，阐述美军用技术创新来破解“对抗性后勤”挑战的思路。一是加强数据管理和共享，缩短决策周期以加速物流。二是应用增材制造和自主系统等技术解决后勤保障问题。三是应用商用技术解决末端输送问题。

 在后勤保障中，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不仅能够通过大数据加速物流，还能优化主战装备维护保养，解决近年来制约美国海空军战备装备优化的问题。2025年1月末，美国海军学会在圣迭戈举办WEST2025研讨会，军工企业在会上介绍称，“菲兹杰拉德”号导弹驱逐舰成为美军首艘部署人工智能系统的战舰。该系统能够通过集成分布在全舰的上万个传感器的实时数据通过算法及时发现问题，提出维护保养建议，防止问题积少成多或从小到大而影响战备。 

 无人系统在后勤补给线末端具有较大优势。传统运输和补给装备，如运输机、运输船、运输车辆和加油机等，与主战装备相比，在恶劣战场环境中生能力偏弱，容易成为敌方优先攻击目标。无人运输平台不仅拥有更高机动能力和生存能力，还可减少后勤保障对兵员的需求，从而优化武装力量人力资源。美军针对新一轮大国竞争，各军种都在规划和验证基于分散部署的作战概念，这给传统的补给方式带来挑战，尤其是在对手火力较为集中区域的分散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作战理论分析员诺兰·维伦（Nolan Vihlen）2025年在《美国海军学会学报》撰文称，美国海军陆战队需要大型远程无人运输机才能支撑远征前进基地作战行动。同样，美国海军现役航母舰载机航程和作战半径也难以适应当前大国竞争，尤其是西太平洋的作战环境。而传统空中加油机在第一岛链周边也难以生存，美国海军为此研制的MQ-25A型隐身无人加油机将于2025年展开航母试验。 

（二）作战体系的核心作战力量不断加速新技术应用、提升体系效能和强化主要方向的威慑与战备 

 近年来，为让新技术快速生成战斗力，各方都重视新技术应用与现有体系和传统平台之间的融合。一是基于现有远程打击力量和平台加紧部署高超音速导弹。鉴于美军在该领域未能领先，各军兵种都在加速追赶。美国海军已经开始改装火力无法适应当前和未来作战环境的“朱姆沃尔特”级隐身驱逐舰，使之能够装载高超音速导弹，并且计划在“弗吉尼亚”级核攻击潜艇上装载高超音速导弹。美国空军和美军地面作战力量，如陆军多域特遣部队和海军陆战队濒海作战团，均在编制上为部署高超音速导弹作好准备。二是各方不断调整对高端无人平台的期待：从早期设想无人平台大幅甚至完全取代有人平台，到重视有人和无人平台的协作与融合。例如，在空中作战体系创新中，有人和无人作战飞机协同的“忠诚僚机”（Loyal Wingman）概念引发各方重视。在地面作战体系中，包括仿生机器人在内的无人平台可以纳入作战体系与传统作战力量配合，在复杂战场环境中避免人员伤亡和更加高效地完成侦察、扫雷、破袭等作战任务。在高烈度对抗中，大型高端武器平台的脆弱性增加，其数量受成本限制难以支撑长期消耗。新技术赋能的低成本、可消耗的武器装备不仅成为作战体系韧性的重要支撑，也成为攻防焦点。基于对乌克兰危机一年多的观察和分析评估，美国国防部2023年启动“复制者”（Replicator）计划。该计划第一期重点是短期内大量研制低成本无人装备，在第一岛链周边抵消中国军事力量的规模优势。“复制者”计划第一期开始实施后，美军“印太”司令塞缪尔·帕帕罗（Samuel Paparo）叫嚣在台海潜在冲突中营造“地狱场景”打败中国。然而，美军也意识到，自身无法垄断低成本无人装备，在日常行动、危机应对和武装冲突中均将面临大规模低成本无人装备的威胁。虽然目前很多低成本无人装备的杀伤力尚不能与传统高科技武器相提并论，但其大规模使用仍然会造成对方高科技武器的大量消耗，进而砸出对方作战体系的漏洞。2024年4月，伊朗采用无人机和导弹反击以色列，美国空军第494战斗机联队参与拦截作战。美军在这场对战中击落无人机80余架，但美军战机在拦截中不仅打光了所携带的空空导弹而不得不使用机炮作战，甚至发射空对地导弹打击低空目标。因此，“复制者”计划第二期将反无人机技术作为重点，美国国防部甚至还制定和实施反无人机战略。 

（三）人工智能技术在作战中发挥的作用与日俱增 

 人工智能首先赋能传统作战平台。例如，在大规模防空反导作战中，人工智能可参与目标识别、跟踪和快速生成火力打击方案。美国空军基于F-16战斗机进行的人工智能空战试验体现出，其操纵主战装备执行作战任务的优势和潜力。其次，人工智能技术对最大限度发挥低成本无人装备作战效能不可或缺。低成本装备在大规模使用时才能发挥让对手应接不暇的优势。无人平台大规模的编成、机动和打击，尤其是对不断变化的战场环境进行快速反应，都要依赖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实现。最后，人工智能在日常战备中也能助推实战化训练。美国海军信息战中心（NIWC）2025年1月展示了其人工智能模型，该模型可快速导入实时数据、生成虚拟作战场景并支撑训练和规划。由于军事体系对人工智能的战略需求不断增加，以及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体现出巨大潜力，美军谨慎对待自主武器的态度开始变化。拜登政府末期，美国海军和空军先后发布的“33号计划”（Project 33）和《2050年的美国空军部》等军种战略规划中，都将自主武器视为未来作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工智能在军事上更加深入广泛的应用还需克服至少两方面困难。一是武装力量编制体制和作业流程需要不断调整，才能发挥人工智能优势。以美军为例，当前主流的规划和决策流程以及指挥机关的编制，均是便于梳理和应用静态数据。要发挥人工智能作用，就必须不断汇总和梳理高质量的实时动态数据，需要在各级指挥机关设置相关岗位和部门。二是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主流开发和应用路径高度依赖大规模算力和能耗，但很多军事应用场景尤其是一线部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依靠有限硬件支撑的“深度求索”（DeepSeek）推出后，引发美国国防科技界的关注。部分美国人工智能企业高管和专家认为，DeepSeek可能为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开辟更广阔天地。  结论：对大国博弈的影响    

 新一轮军事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推动大国军事体系变革，人工智能在诸多新技术中的影响最广。各方根据不同战略需求和环境变化在体系变革上采取不同路径，已成为大国长期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军事技术竞争不是大国关系中的规则改变者，但也带来了新挑战。 

 大国军事体系的变革涵盖战略感知与运筹、后勤支援体系和作战体系的变革。在态势感知与战略运筹上，新一轮变革包含基于大数据和多源情报分析的态势感知，以及人工智能助推的战略评估、规划与决策。在作战体系变革中，传统的高成本主战装备平台虽仍可应用新技术进行更新和升级以适应新作战环境，但不再主导新的作战体系。经过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赋能，低成本平台尤其是无人平台在作战体系中发挥了更重要作用，推动在跨域联合作战中新一轮的高低搭配、人机协同，为遂行不同任务提供了更多选项。新技术赋能后勤保障也提升了保障力量对于复杂战场的适应程度，增强了作战体系的韧性。 

 军事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成为当代大国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多技术领域，后冷战时代西方尤其是美国主导和引领、其他国家效仿和追赶的格局已经被打破。因此，军事技术竞争成为大国之间创新和应用体系竞争的组成部分。随着各方差距缩小，需要应用技术实现战略目标，这使体系对抗成为大国军事技术竞争的主要特点。而技术应用在体系中相互协作，以及技术之间、体系之间相互抵消，又制约了技术转化为压倒性优势。

 如火如荼的军事技术竞争也带来一系列新老挑战。一是长期来看，对于新技术影响的期待和其在复杂环境中的实际效能之间将存在差距。各方在军事现代化进程中对技术，尤其是单一技术的过度依赖可能成为军事体系的短板。二是人工智能和其他信息技术的发展难以在战略、战役和战术各层面达到完全透明，“战争迷雾”无法消除。因此，评估、分析和决策不能过度依赖技术工具。三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产生的影响超出军事领域。为谋求军事优势而将技术创新和应用“泛安全化”，以军备竞赛和军备控制的思维定势应对技术竞争，将忽视技术在更大范围产生的机遇、风险和挑战。

 在大国博弈背景下，应对新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创新和应用，首先需要加强军事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不仅需在研发、生产和应用各环节加大投入，还要消除各部门内部、各环节之间的障碍和堵点，为相关部门和行业建立更加常态化的沟通交流、信息共享和及时反馈机制，推动更加高效的协作。其次，军事体系既要强化战略评估与决策、创新军事思想和作战理论、变革编制体制和适应新技术的发展，同时也要重视体系对抗的影响，避免技术决定论和路径依赖。在战略和实操层面，则需发挥人和军事组织的主动性，驾驭技术，以战备为导向，不断提高军事体系的绩效和韧性。最后，大国需要认识到，技术是战略的刚需，但不是战略的主导。各方既要不断围绕新技术带来的风险挑战进行交流对话，也要不断推动新技术改善民生和解决全球问题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