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宏观经济政策与地方发展努力有效结合的发展经济学实践，在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大力优化国家整体经济布局的同时，也将对外释放更多红利，更多也更公平地惠及世界。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国发明成果转化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许维鸿，文章来源于《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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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元的城市，是带动所在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增长极。根据各地发布的数据，2024年我国共有27座城市GDP超过1万亿元。在“万亿之城”阵容更上层楼的背景下，全国性或区域性中心城市更加合理的布局带来中国经济韧性的不断增强。
回首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经济在地理上的城市权重变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末依靠出口导向、“内部挖潜”的城市发展阶段，逐渐形成北上广深等一线中心城市，辅之以享受一系列政策红利的东南沿海对外开放试点城市。改革开放迅速打开中国经济增长的崭新局面，大量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被引入经济中心城市，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占据国际市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更让世界看到中国的信用，并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具投资价值的目的地之一。当然，一度超常规的快速增长也埋下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进一步发展，中心城市格局开始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以长三角、珠三角、川渝等为代表的现代化都市圈开始成型，数字化技术被更广泛地应用于工业制造，更多城市通过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实现长足发展，甚至挤进“万亿俱乐部”。从产业发展规律看，现代化工业产供链开始溢出北上广深等一线中心城市，在区域内扩张和整合；除了长江等天然的交通大动脉，高速公路、铁路建设等让中国“基建狂魔”属性渐成体系；加上城市人口迅速向区域性的中心城市聚集，相关因素叠加造就了“中国制造”和“世界工厂”的底气。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一方面弱化和细化对地方GDP增速和税收增长考核的权重，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发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等；另一方面推进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规范治理、积极化解各类风险，改变地方政府发展模式。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中心城市之间的发展竞争，逐渐从房地产等粗放型向“科技+产业+金融”的高质量模式转变，并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相关政策助力下，打破区域贸易和投资壁垒，鼓励现代制造业产供链在更广区域内进行布局。中国地大物博，拥有超大规模市场等诸多优势，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最佳方式就是坚定办好自己的事，提升自身经济效率。这就需要在更广泛的地理范围内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力求基础制度与规则更加统一、生产要素和商品流通更加顺畅，并以经济中心城市等为重要支点，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
正是在新发展格局相关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全国性和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除了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在整体的地理分布上也更大程度释放了“经济外部性”红利，比如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向安徽、湖北等地纵深扩展，浙江“杭州+宁波”双城体系对于省内更多城市发展起到带动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在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过程中越来越多将湛江、茂名等地整合进产供链体系等。与此同时，不少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和整体发展理念变得更加务实，更加放眼长远：一方面继续积极对接北上广深等地的高科技行业“外溢”，承接相关的产供链扩张和转移；另一方面立足自身特色建设适合本地发展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谋求基于新质生产力的科创型、内生性布局。
事实上，不只“万亿俱乐部”成员，在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城市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向着生态环境友好、惠及本地百姓以及助力区域发展等更高目标迈进。这种宏观经济政策与地方发展努力有效结合的发展经济学实践，在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大力优化国家整体经济布局的同时，也将对外释放更多红利，更多也更公平地惠及世界。■
文章来源于《环球时报》
责任编辑：刘菁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