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是中国推进全新发展格局的突破口

中央最近发布的建设雄安新区的国家战略决定，明确将雄安新区与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开放改革格局具有决定意义的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并列称为具有“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定位的国家重大新战略。

一石激起千层浪，如何理解中央制定雄安新区的国家战略意图？如何就中央部署的雄安新区战略，来切实有效地制定各个具体的实施环节和操作步骤？如何防止和克服在落实雄安新区国家战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认知误区以及操作“跑偏”现象？

首先，雄安新区的全面推出，是现阶段深入推进中央部署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支点以及重要的突破口。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作为中国21世纪的三大核心发展战略之一，短期来看，其是要瞄准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的疏解问题，治理首都的“大城市病”，长期来看，其是要将京津冀区域以及周边地区打造成为中国的主要经济增长动力极之一。

当前，在中央和各级政府的统筹安排和强力推动下，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已经取得了显著的初步成效，然而在战略推进和实际落实过程中，暴露出诸多突出的制约和阻碍因素。这既突出表现在当前针对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方面所遇到的重重障碍，也表现在针对北京首都的“大城市病”治理方面所遇到的种种困局；既表现在推进京津冀的产业转移以及产业协同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能力性和制度性落差带来的阻碍，也表现在河北省乃至京津冀整个区域内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以及经济新动能发展壮大进程中，所遇到的诸多方面的制约，更为突出地表现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短期内难以调和的尖锐矛盾。

针对这些阻碍因素，特别是由机制体制性障碍因素所带来的发展困局以及改革滞后局面，必须要以全新的大改革思维，来谋划和布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关键破局口。正是基于如此的大突破大战略思路，中央部署的雄安新区以及针对雄安新区所提出的七点重点发展任务，恰恰就是找准了当前困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的“卡脖子”问题点，有针对性地抓住牵引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入推进的“牛鼻子”关键点，以此来加快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长远和多层次目标的实现。

其次，雄安新区的全面推出，是在京津冀区域内全面落实中央部署的创新驱动发展国家战略的最新体现。作为中央赋予北京首都四大定位中的关键定位，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中心，是能否将京津冀区域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极的基础所在。

北京已经是众多高端创新要素资源、高端高新产业、基础创新研究机构、各层次创新研发人才以及支持创新的金融机构等最为集中的区域。迫切需要将首都北京的高端创新资源与周边地区的中下游创新环节对接、转化、辐射和衍生，尤其需要将北京的高端创新研究成果与周边地区的制造业体系实现密切配合和融合发展。

因此，雄安新区的定位，不仅仅是要将其作为承担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的优先承载地，更为重要的是，其要首当其中地成为与北京和天津创新成果和创新产业化的汇集地，成为京津冀区域内的应用创新产业创新中心、高端高新制造中心、现代高端服务中心，成为加快京津冀区域内培育和加快经济新动能和打造中国经济内生动力源的核心支撑力量，成为绿色制造、先进制造、智能制造和高端高新制造全面融合发展的综合创新示范区和发展引领区，成为中国建设创新型现代化国家的心脏地带之一。

再次，雄安新区的全面推出，是中国所坚持的深入推进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最新举措。一方面，与深圳特区所处的从零开始阶段以及利用香港的加工贸易转移的开放背景所不同，与浦东新区所处的以金融国际化阶段以及依附江浙地区强大的制造业体系的开放背景也有所不同，雄安新区是在中国经济全面进入新常态的特定发展阶段，是在中国经济由外需主导逐步过渡到内需主导的重要转折时期，是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苗头初现以及全球化面临重大挑战时期，是在中国需要以更为坚强的信念和举措维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关键机遇期，是在中国由低端开放逐步向高端开放的特殊过度期，所推出的一次重大国家发展战略。

需要高度关注的是，如果将首都北京作为推动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示范区的完全承担者，由此可能造成的全球、全国、全京津冀地区的高端创新要素资源以及高端高新产业向北京的再次过度集聚集中，首都的“大城市病”由此会进一步恶化，北京与周边地区的发展落差会进一步扩大，而京津冀区域内部的发展动力，也就更不可能得到科学的均衡配置与合理分布。因此，从这层意义来看，雄安新区是中国在新的发展阶段所要推进的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新尝试新突破，既成为北京首都实施新一轮高端对外开放的部分功能分担者和协作者，也成为京津冀区域内执行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政策的试验区和示范区。

另一方面，长期困扰、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以及环北京贫困带难以消除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对外开放的程度不够，由此带来的思想解放的激励机制不足以及造成的市场一体化机制的相对滞后。因此，雄安新区不仅仅是促进北京和京津冀区域，在中国新的对外开放格局下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来打造经济新动能的排头兵，更是希望通过雄安新区对既有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功经验对接以及“接地气”式的借鉴升华，从而为京津冀区域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率先实现和融入中国的新一轮对外开放，探索新经验新模式。

当前，最容易引发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究竟是以政府行政命令手段，还是以市场机制手段，来全面推动和落实雄安新区的各项规划和建设目标？

与深圳特区当初与最具有市场机制活力的香港毗邻和辐射影响的条件不同，也与浦东新区所处的中国最具有市场经济思维和活力的长三角地区特点也不同，雄安新区是处于最具有行政权力色彩的首都北京邻近区域，这就很容易激发依靠政府行政命令手段来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的联想。

客观来看，当前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所面临的突出障碍因素之一，就是对制度一体化和市场一体化这两个根本性、决定性改革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不足。制度一体化和市场一体化等软环境制度方面的建设以及相应的一系列机制体制性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最具有决定性作用和基础性地位的关键因素，在相当程度上优先于交通体系一体化等硬件方面的建设任务。

但是，更需要理性看待的是，如果仅仅依靠市场机制，而完全忽略政府在推进这个“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中的重要指导性、规划制定以及风险监管作用。事实上，也容易造成在推进雄安新区建设中的种种秩序混乱和发展风险问题。

雄安新区建设的顶层设计中已经充分注意到这个关键短板问题，决议中特别指出“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活力”，就是强调同时发挥好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各自合理功能的重要性，也就是中国一贯所坚持的政府和市场有机结合的国家治理价值观的直接体现和发展逻辑的延续。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雄安新区作为中国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成长过程中必然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挑战或风险，甚至在发展过程中也有可能走一些弯路。

当前，特别要防止针对雄安新区建设的一些代表性的误读，雄安新区应该不是中国副首都中心的定位，虽然在她的诞生就“天然”承担了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的部分疏解任务。最终的发展事实将证明，雄安新区必将是落实中央提出的新发展理念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新样板，是实现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全面融合的试验区，是将京津冀区域以及中国的大北方区域推到新一轮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助力器，是加快中国经济新动能培育和打造经济内生动力机制的催化剂。■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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