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共同富裕，有些人第一反应就是平均主义，劫富济贫。
但这个观点实则大谬。
分配问题是共同富裕的核心。中央最近指明的路是第三次分配，作为第一次、第二次分配最有益的补充。
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议里首次明确提到：“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
有一个数据可能会吓你一跳——
中国78.1%的社会组织处于“缺钱”状态。
你的第一反应也许是：怎么可能呢？
过去十年差不多是中国社会公益大爆发的十年。仅看腾讯公益平台的数据，动员的社会筹款额从2013年的1亿元增加到了2020年的38.49亿，而参与的人次也是七年时间从310余万增加到了1.18亿。
放眼整个中国，数据增长应该更加喜人。
增长虽然迅速，奈何之前的起点太低。
同时别忘了中国有14亿人，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就能变成美好的人间，但当它变成了分母，那么想让更多的人拥有美好的未来，也异常艰巨。
十几年前，有个北师大的学者发出感慨：“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一个金山，还没有被开发，那就是平民慈善。它是一块沉睡的处女地，没有平民慈善，慈善事业做不大。”
事实上，直到2年前，中国一年的慈善捐赠总额分摊到每个人头上才刚刚突破100元人民币，在世界上别说不如发达国家，连很多发展中国家都不如。
然而，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下沉，“人人皆可做公益”的理念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人心，这也让我们对于中国社会公益、共同富裕的未来充满信心。
中国现代公益觉醒得有点晚，始于2008年。
汶川地震，中国接收社会各界捐赠款物1070亿元，创下了中国慈善捐赠金额的记录，它第一次唤醒了个人对公益慈善的参与欲望。
当时国内个人捐款约458亿元，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超过企业捐赠，打破了国内个人捐赠占比长期在20%左右徘徊的局面。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慈善动员水平低、个人捐赠意愿较低，已经成了社会公益的严重短板。
我们拉两组数据一对比，就一目了然。
◆ 第一组是中美两国的人均捐赠金额。
2019年中国内地接收款物捐赠共计1509.44亿元，创下历年最高记录。2018年，中国人均捐款额超过了100元人民币。
2019年美国全社会的慈善捐赠总量为4496.4亿美元，慈善捐赠占比GDP总值约为2.1%，人均捐赠金额为1370.85美元。
如果粗略计算，美国慈善捐赠总额约为中国的30倍，在GDP中的占比约为中国的18倍，人均捐赠额约为中国的83倍。
◆ 另一个数据是中美两国的捐赠结构。
2019年，中国企业捐赠在慈善捐赠总额中的比例达到61.7%，个人捐赠只有26.4%。
图表来源：中国慈善联合会，华泰研究
在美国情况却恰恰相反，个人捐赠是慈善捐赠的绝对主体。根据美国施惠基金会（Giving USA Foundation），2019年，企业直接捐赠只占全社会的慈善捐赠总量的5%，捐赠的大头来自个人，占比69%。
美国庞大的个人捐赠，善款更多流向教育、人文、环保领域；这一点和中国有很大不同。在中国，社会捐赠最关注的三个领域是教育、扶贫和医疗。
让个人捐赠发挥主导性作用，或许才是第三次分配的最优选择。
从慈善业发达地区的经验来看，个人捐赠比企业捐赠具有更大的稳定性。企业捐赠由于受到资本逐利本性的影响，往往牵涉商业利益、资源交换等非慈善因素。依赖企业捐赠的慈善机构往往面临更大的风险与波动。
而如果是包括高收入群体在内的社会成员唱主角，则能够起到提升社会道德、润滑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等功能。
个人捐赠也意味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欧美的成熟发展经验就是很好的镜鉴。
自2015年起，中国现代的社会化公益进程开始了新的阶段。个人捐赠金额及其占比开始持续飙升，普通民众参与慈善的意愿和力度不断增强。
如果中国个人捐赠占比能赶上欧美，“人人公益”的局面将有着非常巨大的想象空间。
互联网技术的加速渗透，正推进着平民慈善鸟枪换炮。
有一个有趣的例子：陕西省有两个贫困县，一个县的慈善协会靠收旧报纸，13年共卖得19万元，另一个县的慈善协会在网上为一个环保项目筹款，一个月就筹到30万元。
一个月抵13年还不止，这就是互联网的力量。
目前，民政部共指定了32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32家平台看似微不足道，却像是一个“撬动地球”的杠杆支点，极大释放了中国民间的慈善热情。
其中，腾讯公益平台凭一己之力“顶起半边天”。以2020年为例，在腾讯公益平台上，2020年用户捐赠38.49亿，比2019年增长了37%，占所有20家平台筹款总额82亿的46%，接近半数。
自2007年运营以来，截至2021年5月15日，腾讯公益平台累计筹款已达到118.88亿元，共计为9万多个公益项目提供了助力，超过4.5亿人次的用户献出爱心，已经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公益筹款平台。
15年间，“互联网+公益"竟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化学反应"，人人公益的时代变得愈发可期。
自2008年之后已过去了11年，平民慈善这股聚沙成塔的力量越来越大，并迎来了新的叙事：共同富裕与第三次分配。
边缘生奇迹，嫁接出硕果。从国际经验来看，“第三次分配”的慈善事业，虽然并非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手段，但绝对是有力的补充。
经济增长加移动互联，这两大引擎带来的效果立竿见影，中国慈善平民化、年轻化、日常化的特征愈发清晰。
尤其是如今每年一度的“99公益日”，甚至已经成为了一个公益节日。
2015年9月9日，腾讯公益发起了中国互联网史上第一个公益日。历经七年之“养”，它已经成为全国覆盖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移动互联公益行动。
2020年，腾讯投入3.9999亿元的配捐，三天累计带动了23.2亿元的公众捐赠。2015-2020年，99公益日筹款金额从2.27亿元到30.44亿元，实现了17倍级的增长，给社会增加了巨大的公益资金量，也成功撬动了公众参与到捐赠中去。
99公益日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全民参与的公益活动。到2021年，参与人次已经达到1.18亿。
没有互联网，这样大幅度的参与，几乎无法想象。
做慈善，社会组织和媒体过去往往靠卖惨来唤起公众的同情心，触发捐赠。
北京慈弘慈善基金会是一个关注乡村儿童教育发展的慈善机构，它选择了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
他们邀请捐赠企业的员工代表亲身探访，深度参与项目，“唤醒”他们内心最朴素想帮助别人的情感。
基于美好和价值观，实际上比悲悯和痛苦的体验，更容易引发分享，让更多人自发参与到捐赠行为中来，更深入地完成一次社会化动员。
慈弘慈善基金会的这一模式，其实已经非常成熟和扎实，缺失的是如何从线下到线上，动员起更多的社会力量。
互联网公益业态，就正好补上了这一块。
这是一种中国人从未体验过的慈善模式，它铺设了一条从行为到习惯的完整道路。
腾讯公益平台为公益慈善组织和捐赠人之间搭建了一个互通的桥梁，并帮助公益慈善组织完成了关键的“反馈”环节，省去了组织基础设施和运营维护的成本，也增强了双方的信任关系。
不难看出，这座“互通的桥梁”实际上就是慈弘慈善基金会“唤醒”更多捐赠人的一个闭环。线上找到流量，把第一批被“唤醒”用户作为资本，去邀请“唤醒”更多的人，循环往复，成为习惯。
这方面比较经典的传播，是免费午餐项目。
比如，免费午餐项目将颗粒度细化到“4元钱就能让一个孩子吃上一顿热腾腾的午饭”，这样的价值传递就能够更加快速和直观地给捐赠人带来成就感和分享欲望。
4块钱，对于很多人来说都不是一项巨大的负担。再加上腾讯“月捐计划”“运动捐步”这样遍布日常的捐赠设计，很容易就能在大量的人群中形成捐赠习惯。
每天都潜移默化地传递公益信号，连接无限的公益双方，这显然极大地降低了参与门槛和连接成本，促进了社会资源的再分配。
互联网公益平台催生的“人人公益”理念，可以说正是共同富裕与第三次分配的连结点。
在第三次分配中，个人财富通过捐赠重新回到社会进行再分配，要让这个过程可持续，必须要解决一个问题：如何让捐赠者与受赠者都觉得有所得？
事实上，它也是衡量一个社会体达到的最好状态的标准。
引用经济学概念“帕累托最优”来衡量。帕累托最优一直是衡量一个经济体福利实现状况的重要条件，因为它能够以最优效率来配置资源，从而使得一个经济体的效用实现总量的最大化。
公益是公共性的多方互动行为，不应是完全单向的付出和牺牲。否则长此以往，不仅损害社会效率，还不利于延续公益体的活力。除特殊情况外，公益应当让参与者也成为受益者，实现全行业多方合作共赢的“帕累托最优”。
站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腾讯不仅铺设了“从行为到习惯”的“人人公益”路径，也创新性实现了捐赠各方 “帕累托最优”的行业效益，实现了公益生态的有机生长。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建立全国统一的慈善大数据平台，促进慈善捐赠和救助数据共享。” “公益数字化”成为了尤为明确的大趋势。
如果说传统公益模式是“授人以鱼”，侧重帮扶本身。那么伴随着数字化的深入，现代公益模式，有望掀起一场“授人以渔”的“渔业革命”，彻底改变公益生态。
腾讯的步伐正在迈向最深处：
◆ 第一，数字共建。
腾讯公益给予小型公益机构生存的机会。比如极低的进入门槛。参与腾讯公益平台，只需要满足“在中国大陆依法登记且登记证书有效期半年以上”的公益慈善组织即可入驻。
许多小机构就借此收获了开展公益服务的“第一桶金”，活了下来。比如北京晓更助残基金会，就是靠着参与2016年的99公益日所获得的84万元筹款，得以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在服务心智障碍群体中的王牌项目。
除此之外，腾讯的天然连接优势，也帮助了各种各样的小型慈善机构得以互相交换资源，搭载到其他平台，以及获得最基础的生存资源。
◆ 第二，规则共同体。
捐赠人、腾讯公益、大型公募基金会和小型的运作行公益组织这四大主体，在腾讯公益这个电子化大集市上，共同来制定规则，共同维护秩序。
这实际上把行业带往了一个全新的方向，一种新型的社会化公益领域的系统化建构，数字时代下一次全新的自治尝试。
未来，在四大主体的基础上，或许还要加入政府、第三方专业机构、业界专家等主体，一同参与进来，形成一份有效的治理体系。在这里，政府的角色不再是单一的管控，而是“三分规范，七分支持”。
这些动作共同指向了一个方向：人人公益并不是各自为战，它更强调整体性、系统性。
现在所建立的机制激励了更多公众参与，使得众多慈善会能够主动配合项目的运作、资金的募集以及草根组织的扶持等方面，大大“激活”了这些慈善会的整体活力，沿着帕累托最优的方向前进。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从捐赠能量上来说，北上广深并不是宇宙中心，二三线城市同样有公众捐赠的能量基础。
重庆、陕西、河南这些省份的人，给本地慈善会的捐款是最为积极的。而互联网公益的连接潜力，等于给这些省市的公益领域做了一次全新的激活和爆发。也就是，经济发展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公益活力被盘活了。
归根到底，中国的互联网与公益慈善正在发生剧烈的深度融合过程，仅仅通过有人来做、有人来管、有人来挑剔的模式已经不足以解决当下的问题。
诸多主体面临的是共同的挑战和共同的机会，但是又需要进行共同的建设。数字共建、规则共同体和公益领域的整体激活，都有同一个特征：共赢。
真正的公益，无需拷问人性。
政治学家罗尔斯提出，只有在每个人都受到无社会差异的对待时，正义才会出现。互联网技术深度发展结合公益慈善所催生的“人人公益”，恰恰营造出了罗尔斯的“无知之幕”。
所有捐赠者和被捐赠者，都被平等地置于同一个平台，没有社会差异。每一次的捐赠不是因为财富有多少，而是出于内心最原始的价值认同和富足感。
中国公益的新一页，已经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