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周健工
江南地区，每年秋季都会有一场华山论剑，各个门派的大佬相互过招，好不热闹。
它就是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今年已经办到第六年了。我参加过前三届，后来虽没有再去，但期间还总是被大佬们的饭局刷屏。
今年乌镇互联网峰会上，我最关注的正是一场罗汉堂主办的关于衡量数字经济的讨论——“评估数字时代的进步与商业价值”，包括诺奖经济学家在内的国内外顶级学者，探讨数字技术带来的诸多货币无法衡量的福利，并且如何用衡量的结果去解释经济现象，提出相关的政策。
这个话题很有意义。因为互联网江湖一直流传着一个“生产率悖论”：
伴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普及渗透，以及数字经济的迅速成长，数字经济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与中国，都同时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下降。明明计算机代表着更高纬度的生产模式，为什么计算机到处可见，就是不见劳动生产率提升？
只有解答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够明白，为什么说当前中国的GDP统计方式到了不得不变革的时刻了。
01
近250年前，工业应用的蒸汽机刚刚发明的时候，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有过这样的描述：
“如演员、歌手、舞蹈家这类劳动中，就连最尊贵的也不能产生什么东西供日后购买等量劳动之用。（因为）……像演员的对白，音乐家的歌唱这类的工作，都是随生随灭的。”
1934年，经济学家库茨涅兹在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中提出现代GDP（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与体系。他一开始就拒绝衡量福利，而是以市场上可以交易的商品与服务的货币标准，来衡量经济产出总量。
随着经济和技术的进步，GDP的内涵也在扩展，从亚当斯密区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到更广的服务业，从硬件到软件，从机器到研发，越来越多的“无形资本”进入GDP的统计范畴。
数字经济中，也产生了大量的无形资本，比如专利、组织发展、品牌、数据库、标准等等。它们的出现，使得人类的消费端出现了全新的现象：一个是个人消费的资本化，一个是无处不在的互联网免费服务。
如果这些潜在的、可能被纳入GDP的无形资本，最后都无法被统计到GDP中，是否会带来经济中实际产出的低估呢？
来源：罗汉堂
和历次技术革命一样，大数据需要解决的问题，可能比它已经解决的问题还要多。
伴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普及渗透，以及数字经济的迅速成长，在数字经济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与中国，都同时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下降。
这不是新鲜的话题，提出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学家索洛，在1987即提出过著名的“索洛悖论”：计算机到处可见，就是不见劳动生产率提升。这个“生产率悖论”，后来一直在折磨人。
数字经济加持，统计出来的是经济的真实情况，还是产出被低估后的长期扭曲？不同的衡量，将导致我们对经济形势完全不同的描述和解读，因而产生不同的理论和政策。
从全球主要经济体来看，我们正处于一个“六低”的时代：低利率、低投资率、低增长率、低通胀率、低失业率、低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经济决策者和专家们越来越清楚，数字经济是最大的变量，如果无法化解生产率悖论，“六低”可能成为经济的又一种新常态。
02
当前，全球互联网人口刚刚越过总人数的一半，数字经济的普惠性在中国初步得到了证明，而在以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印度、东南亚和非洲，更多的居民从智能手机和新一代通讯技术中享受到了免费的娱乐、社交、搜索等，还有许多在传统条件下无法提供的服务，如医疗健康、教育、政府服务等。更不用说手机银行、小额贷款、电子商务等，让更多人可以参与到数字经济与共享经济中。
从政府到人民，拥抱数字经济的热情依然旺盛。数字经济，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发展思路。
但发达经济体面对数字经济却表现得更加复杂。过去的30多年，发达经济体中，劳动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
中低收入阶层下降得更快。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自动化程度的提升，机器人的增加导致了工人薪酬的下降。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得到了证明。
另外一个趋势是，美国传统资本收入占整个收入的比重也下降了。
数字化在大规模替代劳动和资本，而那些无法被数字化替代的要素，又能主动利用数字化，是最大的赢家，这部分要素的收入份额在不断上升，如科技精英、科技巨头、风险资本、企业家、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等等。
所以，数字经济是带来更大的平等还是不平等呢？
从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和印度来看，数字技术快速覆盖了超过十亿的人群，产生了普惠的效应。但是从发达经济体来看，人们普遍的印象是数字经济和全球化一起，带来的不平等一时无法解决。
与新兴经济体不同的是，发达经济体有成熟与发达的存量经济与产业，面对数字经济免费服务的颠覆，发生了大规模的替代与转移。
家庭承担了子女教育、家务劳动、养老、娱乐等功能，因为无法交易，一向以来都不计入GDP。随着互联网的接入，以及家庭日益智能化，家庭把更多可交易的活动变成家庭内部。美国联储最近的一项内部研究，就试图从家庭中打捞出一点GDP出来。
私人购买的轿车、住房，如果主要用来加入共享出租车和民宿服务，是否应该在居民购买计入GDP后重新对待？
毫无疑问，消费与投资之间的界限正在模糊。未来将出现大量的“产消者”（prosumer)，例如进入家庭的光伏、储能、与电动汽车连接起来，通过物联网加入一个能源的共享系统，等等。
对于消费者来说，除了它从网络或者实体商店购买的商品或者服务之外，它也在享受更多的消费者剩余——消费带来的那种高出其购买之外的满足。经济学家还用消费者剩余的方法，测算出了搜索、社交、百科全书等大量基于互联网的免费服务的货币价值，但是还没有纳入到GDP中。
03
中国的互联网巨头阿里和腾讯，ICT巨头华为，都在从自己的角度衡量数字经济。主要经济体的央行、财政部等决策部门，国际经济组织，智库和大学，都在努力让数字经济的衡量更加靠谱。
而学术界也在呼吁重新衡量经济发展的问题，其中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汉堂学术委员迈克尔﹒斯宾塞为代表，认为正确衡量数字经济能对发展中国家有重要意义。他在今年6月罗汉堂年会上，还重点以衡量数字经济为主题做了演讲。
如何衡量数字经济或者新经济，特别是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增长连续九年下滑不见底，也给中国国家统计局带来了挑战。美国经济分析局历史上就不断把“新”经济纳入GDP。
企业软件的资本化，让美国1999年GDP上调了1.1%，而研发支出的资本化，让2012年美国GDP上调了2.5%。
美联储最近的一项内部研究，通过联网数据的流量，来衡量消费者从手机和其他设备中获得的服务价值，测算出自2007年以来，GDP增长要高出半个百分点，过去几十年的GDP增长也可以上调四分之一个百分点。这样可以让劳动生产率数据略微好看一些。
尽管还没有足够好的衡量方法，对数字经济的判断，已经开始影响经济政策。1990年下半段，美国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称美国正经历向新经济转变，官方统计数据都可能低估了潜在的和实际的产出。
当其他人担心产能不足和通胀压力时，格林斯潘看到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为更低的失业率和更低的通胀留下了空间。公开市场委员会加息的决定，一直耐心地等到明显的通胀出现了之后才做出。这样，美国创下了历史上低通胀下最低的失业率。后来美国经济分析局上调 了GDP数据和劳动生产率数据。
美国现任联储主席鲍威尔最近在谈到美国联储依靠数据的实时决策时承认，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带来的价值中，很大的部分从官方统计数据中缺失了，因此可能低估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样的判断，具备一定货币政策的含义。
我们知道原来的数据已经失真，但还没有看清楚现在的真相。
不管怎么说，大量的“随生随灭”的消费场景，在数字经济时代已经司空见惯。我们要承认它，也要测量它，以摆脱数字经济的“后真相”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