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谷趋势（ID：zgtrend） | 震谷子
中国的疫情有所缓和，日本却开始紧张了。
2月20日，停靠在日本横滨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人们，终于熬过了14天的隔离期，可以上岸了。但是迎接他们的不是鲜花与拥抱，而是不断上升的确诊人数和死亡噩耗。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NHK）20日报道，2名在“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感染冠肺炎的患者死亡。这是在“钻石公主”号邮轮首次出现感染新冠肺炎后死亡的病例。
截至目前，日本国内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增至3例，邮轮确诊634例，日本国内的确诊人数也达到了63。2月21日北海道又被确诊3人，其中2名是小学生，埼玉县一个男婴被自己从武汉归国的爸爸感染。疫情还在不断扩散。
其他国家对日本也日益警惕。意大利奢侈品牌普拉达（Prada）已决定推迟原定在日本举行的时装秀。此外，泰国政府也呼吁不要前往日本。
世界卫生组织高级顾问进藤奈邦子在出席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紧急研讨会时称：“目前中国的确诊人数已出现减少趋势。现在更令全球担心的是日本。”
民众对政府的声讨声愈发强烈，日本总统安倍晋三也因此遭遇了执政危机。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安倍内阁支持率大跌至41%。
至此，日本成了中国以外，最严重的疫情爆发区。
我以前也分析过新加坡政府应对疫情的表现。如果把中国、日本和新加坡政府在面对新冠疫情时的表现放在一起对比，你会恍然大悟：面对重大公共事件，政府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真的不是拍拍脑袋就能决定的。
新加坡有详尽的信息披露系统，日本也有。但问题在于，日本政府说了跟没说一样。
如果你登录新加坡政府的网站，能详细找到截至目前所有起病例的具体资料，包括身份、接受治疗的情况、去过哪里、接触过什么人等等。
日本呢？“无法确认传播途径”。
据NHK14日报道，和歌山县一名70多岁的男性农民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该名农民曾在位于和歌山县的某医院住院。另一边，一名该医院的50岁外科医生也被确诊。两人是否接触？当地政府告诉民众的是不知道：“很难推断出医院内已经出现大面积的感染。”
还有东京那些感染源不明病例，负责人只是发出灵魂拷问，“你回忆一下，过去这几天接触过中国游客吗？”。我认为一个这么宽泛的问题，90%的人都是记不清楚的。
这样的信息被公之于众，民众的恐慌不仅没有消失，反倒可能翻倍了。
除了信息披露，新加坡有成体系的“Dorscon”预警系统，日本也有类似的防疫系统。但问题是，日本政府的防疫干预力度不够强。
几张图先感受一下：
新加坡的预警系统从最基础的待在家隔离，到最严重的停止公共活动，进行社会隔离。每一级都有具体的判断标准和应对方式。就像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规则，我会非常清楚，随着防疫等级的提升，自己应该要干什么。
日本的防疫依据，主要来自1999年4月正式颁布的《感染症法》。该法以“尊重人权”为最高准则，里面只规定急性传染病的患病者应该进入到指定医院的隔离病房，但并没有任何法律授权政府可以对所谓“疑似患者”搞隔离。
在这部法律中，传染病按照传播力和严重程度被分为五大类，我们熟知的SARS病毒是二类。这次的新冠病毒，首相安倍早在1月28日就把它列为“指定感染症”，其实比一般等级还要高一点，不属于这五大类中的任何一类，但是实施措施，却是按照应对二类传染病的措施来防疫。这就有点弱了。
弱就弱在，对看上去没啥事的普通人，日本政府不能干预了。比如，它不能像广州市政府这样强制路上的行人戴口罩；也不能要求企业居家办公。
但这个病毒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无症状感染”，表现像个健康的人，却携带病毒，但日本政府拿这类人一点辙都没有。所以你基本会发现，现在日媒爆出来的国内患病者，都是已经有症状的患者。
最后是新加坡的分级诊疗，这一点日本倒是做得很好。医疗体系的最末梢能够延伸到一个个的专科诊所，这也大大减轻了综合医院的诊疗压力。更重要的是，分级诊疗能最大程度地优化医疗资源配置，让最需要救治的患者及时得到适当的治疗，优质的资源不会被盲目挤兑。
不过面对这个狡猾的病毒，分级诊疗也有限。小诊所往往不会有检测试剂盒这样的高端货，那如果有疑似病患怎么办？得把这件事一层层上报当地大医院，然后取得许可以后再给这个病患检测，然后把检测样本再寄给大医院做检查。一来二往得2-3天，这效率着实让人捉急。
总结一下吧：
面对这次疫情，中国当然是内外都紧，不舍昼夜全力抗疫；
新加坡则是外松内紧，动态防疫，一边安抚民众情绪，一边把最重要的防疫责任交还回给医疗机构和每一个个体。
而日本看起来有点内外都松的感觉，虽然反应非常迅速，但是行动的力度和范围都有问题，似乎下一刻就要控制不住事态的发展了。
巨轮“钻石公主”号的防疫，日本政府算是被骂惨了。
插着英国国旗的“钻石公主” 号邮轮，自己却要担起防疫工作，日本政府估计觉得很倒霉。一下子3800号人浩浩荡荡停在港口，日本国内没有大规模的防疫中心，怎么办？在船上隔离。
健康的人还好，但你让一群人呆在一个不那么通风、又紧挨着的小格子房间上14天，难道不会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日本神奈川县知事黑岩祐治就承认：“从结果来看，（‘钻石公主’号）未能对病毒传染做彻底的预防。我们无法否定邮轮隔离期间新感染的发生。”
这么一隔离，日本政府繁复的报告程序，以及较差的临时隔离设施就暴露无遗。
先是一位传染病专家在推特上发出船内隔离设施问题的视频，指出“安全区和危险区难以区分”，检疫人员在船舱里就是暴露在危险当中。
日本厚生劳动副大臣桥本岳的推特（现在已被删除），左边是“非污染通道”，右边是“污染通道”；可以看出确实简陋；图片来源微博@凤凰李淼
而他会被踢出专家群，一个反驳他的专家的一句话，道出了原因：“船上除了DMAT，还有厚生劳动省、自卫队、以及最重要的以船长为首的邮轮方，所以有很多决策流程要走。（岩田先生）没有理解其中复杂性，违背了我们的约定。”
是的，即使在船上日本各层面的协调都有效率问题，你不能越权，有事情要上报，不然会很难办。
也难怪岩田先生会觉得这个工作环境很危险，因为至今已有4名政府工作人员被感染。一个人是意外，2个人是相互传染……但到4个人，这就有问题了。
日本政府也有自己的难处。钻石公主号一下子出现3711人要检测，但日本哪有这么高的检测效率？邮轮上的2名高龄死者，死因或许就因为日本检测病毒的局限。船早在3日靠岸，但是这两名老人真正确诊还是在他们出现了症状以后。男性患者10日就开始发烧，11日送医就诊，但到了12日才检测出阳性确诊。而女性患者更艰难，持续发烧下不了船，到了12日才勉强下船救治，13日才检测出阳性。
你看，整个过程中，日本政府的应对基本上是被动的。
日本严重的老龄化社会给防疫雪上加霜。
因为这个病毒堪称“老人杀手”。截至目前，日本的三例死者都是80岁以上、有基础疾病的老人。
有人说到这个时候，老人们就应该好好呆在家里别出来，但日本老人不行。一来日本年轻人本就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政府给的养老金又不够，所以迫于生活所需，这些老年人还得出门工作，频繁与他人接触，增大了感染的风险。老年人普遍患有基础疾病，一旦被感染就容易发展成为重症。
都说给日本政府投票的几乎都是高龄者，防疫做不好，支持率肯定要打折扣。
病毒的传播力也“迷惑”了安倍内阁。我刚才提到，安倍内阁选择按照二类传染病的应对方式来防治新冠病毒，执行力太弱，事实上，在2月16日的专家会议上，专家们还达成了新冠疫情正处在“国内发生（疫情）的早期阶段，可以想象会进一步发展”的共识，但并没有认定当前为：国内感染期。
同一日，日本政府告全体国民：“病毒在我国没有流行。请国民就像应对感冒或季节性流感一样，在公共场合不要对人咳嗽”，“若多人聚集，建议考虑摆放消毒液，大家勤洗手”。
可是日本政府为什么不能像中国政府那样，对国民做出强行限制？归根结底还是日本法律的限制，政府无法强制出台措施。要强制，没法律给你做根据。那现在立法？估计立完法这疫情也过去了。
日本实行内阁制度，首相有权组建内阁，但议会是民众选出，里面的政党也就更复杂。由于安倍在执政期间一直提升他的首相权力，这必然会因为利益分割出大小不同的帮派，在野党还会一直对执政党的措施指手画脚，影响了应对重大公共事件时的效率。
另外和中国不同，日本的地方自治非常成熟。无论是都道府县，还是市町村，根据法律，原则上一律被赋予各自职能范围内的全部权限。也就是说，日本地方公共团体（类似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非常广，除了中央政府的外交、安全和司法之外，囊括了几乎所有的国内事务。
这就意味着，面对疫情应该如何做，地方具有非常大的自主空间，而好事大家都争，坏事就开始踢皮球。不同办事部门都各说各话，没有统一的口径，跟民众那里道理怎么也讲不清，要实施方案又需要一层接一层地上报，这让人回想起3·11大地震时那个混乱无章的日本大政府，和一直达不成共识的福岛政府……
2003年“非典”疫情肆虐神州大地时，厚生劳动省随即成立了 “SARS对策本部”，每天公布可疑患者人数及排除情况，做到信息完全透明。一个月过去，已发现的37位可疑患者全部被排除。也就是说，非典上，日本没有一例国内患者。
当日本人庆幸自己没有被病毒血洗时，新加坡却成了当年海外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第一例确诊患者就是“超级传播者”，将疾病传染给了20多个人。新加坡在抗击“非典”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可是，当年的新加坡政府反应又快又狠，被中国媒体称为“铁腕治SARS”。新加坡卫生部出台了六条“防线”，包括将疫情控制在一间医院内、专车接送病人、家庭隔离和边境控制等。最终，新加坡不仅控制住了疫情，还因此建立了今年抗疫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疾病爆发应对系统”。
相比于新加坡，日本政府则暴露了它的官僚与分散。同样是大政府，同样是国民的管家，面对新冠肺炎，日本政府缺乏足够强的应急号召能力和有效的应对措施。
这场疫情终将过去，日本也早已过了疫情爆发的关键时点，说实话我不认为这之后日本会疫情大爆发。而日本这样的政治制度有批评者，自然也有簇拥者。想想看，这一次疫情，我们看到了来自日本媒体、社会各界那么多对日本政府的批评声音，但我们呢？
这个现象本身就值得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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