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李洋
原以为今年最惨的是经济，现在觉得也许是水灾，但最后发现很可能是中国人的爱心。
过去十年我们有多兴奋，那么2020年我们就有多失落。
2008年，时任民政部救灾司司长的王振耀称，汶川地震“把中国的慈善水平至少提升了十年以上”。然而，随着洪灾的肆虐，惊悚的消息传来：
众多公益机构突然发现——筹不到钱了！筹不到钱了！筹不到钱了！
公众参与筹款的热情寥寥，慈善表现几乎是“一夜回到解放前”。这就是今天线上举行的2020年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全国众多与会公益机构必须直面的现状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6月12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发起公开募捐，募集“赈济家庭箱”及其他救援物资。一个月时间，仅筹得13万余元，与60万元的目标金额相去甚远；壹基金“驰援南方洪灾”筹款，目标200.5万元，过了十多天，看下进度……也是一个大写的惨。
这两家还是知名度颇高的公益头部机构，一些地方性的、中小型公益组织针对洪灾的筹款，结果更是惨淡。
雨雨雨，急急急！
2020年命运多舛，新冠疫情未了，暴雨洪灾凶猛。
6月以来，中央气象台连续30多天发布暴雨预警，创下近十年来连发天数的新纪录。
洪水席卷贵州、四川、广西、湖北等27个省区市，截至7月12日，造成3789万人次受灾，141人死亡失踪，2.8万间房屋倒塌，直接经济损失822.3亿元。
进入7月后，水位不断突破历史各时间段的记录。一次和1998年相当的水灾似乎就在眼前。
有志愿者形容救灾工作“前所未有”地艰难——此次洪水受灾面积广，持续时间长，社会动员力度却远远不够。
为什么公众捐款不积极了？是中国人不愿意爱、不再相信爱了吗？
别急着下结论，事情可能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傍大款”的弊端大爆发
筹款断崖式下跌，有公益机构筹款人归咎于“媒体报道不给力”，要么对洪灾报道失声缺位或不专业；要么将灾难“娱乐化”，什么撒网捞鱼、澡盆泛舟、街头看海，生生把水灾“玩坏”；要么把灾难报道政绩化，都已经是政绩了，哪还需要民众操心？
媒体报道的并不少，但就中国公益的自身特点来看，这次的真相有点残酷。因为，连串的黑天鹅牢牢戳中了中国公益的命门。
如果说疫情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是当头一棒，那么对中国公益就是一记“隔山打牛”。
首先，国内不少企业扛不住了。
长久以来，企业是中国慈善捐赠的绝对主力。
中国每年的社会捐赠，企业通常占到6-7成，个人占到2成左右。公益机构对企业捐款的过度依赖，被形象地称为“傍大款”。
而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慈善捐赠更多是个人捐赠主导模式。以美国为例，个人捐赠在民间慈善中占比一般在80%左右，和中国正好反过来。
今年一季度中国GDP增速-6.8%，创历史新低，二季度艰难转正，但预估也仅为2%左右，这背后是中国企业满满的眼泪——停工停产、裁员降薪、订单骤减。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企业生存都成问题，哪来钱做慈善？
其次，前期的疫情捐赠“透支”了未来。
中国公益模式特点是大灾有大爱。几乎每一次重大灾害的发生，都会激发全民性的捐赠热潮。可以说，救灾慈善塑造了中国当代慈善制度的基础架构。
只是疫情紧急关头，社会动员的太猛，谁也没想到洪水紧随其后，连官方都力有不逮，何况是企业和民众。
抗疫捐赠，中国企业、个人真的很够意思。大量钱款、物资从四面八方涌入疫区，极大弥补了政府投入的不足。
截至4月23日，全国各级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共接受社会捐款419.94亿元，物资10.94亿件，捐赠款物（含物资折价）相当于各级财政抗疫总投入资金的近1/3。
包括腾讯在内的一大批企业身先士卒。武汉封城后，腾讯基金会设立了3亿元战疫基金，第一时间为前线抢购捐赠物资，两周后又将这笔基金升级为15亿元，在物资支援、技术支持、人员关怀、科学研究等领域提供了一揽子救援和保障计划。
但过往经验表明，大灾激发的捐赠热潮往往会“透支”未来。
2008年汶川地震后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当年社会捐赠总量1070亿元，到2009年，急剧下降到542亿元，几乎打了个对折。
第三，经济衰退时期，社会捐赠额下降是一般规律。
上半年，企业停工停产裁员减薪，不少人收入缩水甚至中断。
爱心有余，财力不足，减少公益捐赠支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情况并非中国独有。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一项调查发现，过去64年里，经济增长期间，美国慈善捐赠总额平均增加了4.7%，而在经济衰退时期，尽管有更多人需要帮助，但平均捐赠实际上减少了0.5%。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2008年金融危机，当年捐赠总额下降了7.2%，2009年又下降了8%。
疫情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冲击较2008年金融危机不遑多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邓国胜预计，疫情对我国公益行业带来的消极影响已经开始，明年、后年筹款可能会更难，部分公益机构的日子会比较难过。
慈善捐赠随经济周期波动起伏，中国公益如何打破这个魔咒？
告别“全能政府”，中国人还没立起来
疫情是催化剂，它大大加速了中国社会治理问题的集中暴露，甚至引发行业洗牌，这也包括公益。
短短二十年，中国社会组织数量从接近于零，到超过80万，基金会7000有余。这么多的公益组织仅靠企业显然无法维系，竞争是迟早的。
只是2020年的黑天鹅把这一天大大提前了。
很快，中国的公益组织如果想要活下去，能够在面对经济周期的起伏时多一份定力，必须做到尽可能的依靠人民。
一句话，看谁能破解中国社会慈善动员水平低的难题。
有多低？
2018年，中国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当年中国人均捐款额终于超过了100元。但这相当于美国1/90，甚至远远落后于中美人均GDP之比。
引用一个不太让人开心的统计：2017年，英国慈善援助基金会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国民的助人意愿指数为14%，在全球139个主要国家中排138名，倒数第二。
这个调查考察三个指标，即在过去一个月中是否帮助过陌生人，是否捐过钱，是否做过志愿者，然后计算出一国被调查有过这种行为的比例，中国这项调查的有效样本是4373。
从慈善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个人捐赠比企业捐赠具有更大的稳定性。依赖企业捐赠的慈善机构往往面临更大的风险与波动。
一个例证是，香港金融风暴后，主要依赖个人捐赠的香港乐施会、宣明会等慈善机构每年的捐赠数额稳步增长，而不少依赖企业、政府资助的慈善机构却出现了财政危机。
当然，这也同时意味着未来的巨大空间。
2015年以来，中国社会慈善捐赠中，个人捐赠金额及其占比持续攀升，普通民众参与慈善的意愿和力度不断增强。
近两年随着“互联网+公益”的兴起，中国个人慈善捐赠渗透率有所提高，但依然没有超过10%，而欧美国家一般在50%左右。
慈善是一种源自民间的社会机制，作为政府职能的补充，在抗险救灾、教育扶贫、医疗健康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一个金山，还没有被开发，那就是平民慈善。它是一块沉睡的处女地，没有平民慈善，慈善事业做不大。
这番话是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的王振耀2007年说的，仅过了一年便得到充分印证。
2008年，汶川地震之年，中国接收社会各界捐赠款物1070亿元，当时创下了中国慈善捐赠金额的纪录，也开启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公益元年”。
其中，国内个人捐款约458亿元，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超过企业，改变了国内个人捐赠占比徘徊在20%左右的格局。
一元、两元、几十元、几百元的小额捐款，汇成百亿善款的“洪流”，这就是社会的力量，民众的力量。
无论政府也好，公益机构也好，都应该相信并善待这股聚沙成塔的力量。
中国公益转型的机会
如果说2008年汶川地震，我们靠的是巨大的灾难唤醒的爱心爆发，那么后疫情时代，我们只能靠技术创新引领中国人跨越现代慈善缺失的鸿沟。
公益机构如何提升个人捐赠的比重？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是不二之法。
在今天举行的2020年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腾讯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陈一丹认为，新冠疫情来势凶猛，是名副其实的一场“大考”。互联网公益交出了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答卷”，显示出了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筹款能力。
截至6月11日，通过腾讯公益平台，累计近1300万人次为抗击疫情捐款，共计超过6.06亿元。
中国互联网公益在2015年开始收获，从这一年开始，中国个人捐赠规模开始不断扩大。
在互联网的推动下，中国慈善事业正朝着平民化、年轻化、常态化的方向发展，“随手捐”已成为不少人的习惯，只要有公益之心，动动手指即可。
2015年9月9日，腾讯发起了中国互联网史上第一个公益节日——99公益日，五年时间，成为全国覆盖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移动互联公益行动。
作为2017年99公益日的预热活动，“小朋友画廊”一元购画创造了历史：36幅画，上线一天，吸引超过580万人次参与，完成1500万元的筹款目标；2019年4800万人次通过腾讯公益平台捐出17.83亿元，加上腾讯基金会和其他企业的配捐，共募得善款24.9亿元。
“互联网+公益”竟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化学反应”，这是绝大多数人都始料未及的。
示范效应带动下，包括阿里巴巴、京东、美团在内的多家企业纷纷发力互联网公益，形成合力，极大改变了我国公益慈善的传统运作方式。
位于陕西省有两个贫困县，一个县的慈善协会会长干了13年，靠收旧报纸，共卖得19万元，另一个县的慈善协会在网上为一个环保项目筹款，一个月就筹到30万元。
一个月抵13年还不止，这就是互联网的力量。
目前为止，民政部共指定了20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相较于全国14亿人口，20家平台在数量上看似不多，却以“杠杆撬动地球”之势，极大释放了中国民间的慈善热情。
民政部副部长王爱文在2020年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透露，近3年来，中国通过互联网募集的善款每年增长率都在20%以上，2019年募集金额更是超过54亿元，比上年增长68%，全国共有108.76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互联网慈善。
其中，腾讯公益平台凭一己之力“顶起半边天”，募集到所有20家平台筹款总额过半数之多。自2007年运营以来，腾讯公益平台累计筹款超过87.9亿元，将近3.46亿人次献出爱心，已经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公益筹款平台。
互联网还帮助解决了另一个“痛点”。
国内的公益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把钱物捐出去的一瞬间，仿佛就与这个公益项目失联了，钱款去了哪，物资到了谁手上，很难有反馈。这极大挫伤了公众参与慈善的积极性。
通过互联网捐赠，哪怕2分钱，区块链技术的运用也会让每一笔善款变得透明可追溯，大大提升了公益项目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中国的互联网与公益慈善正日益深度融合，除了传统的捐钱捐物，行走捐、阅读捐、积分捐、消费捐等创新方式不断迭代，使得80后、90后成为互联网募捐的主流，形成了鲜活的“中国样本”。
唯有相信，唯有前进
中国的慈善，自古以来官方成色明显。
只是到了现代，中国政府职能才开始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
在政府包办一切的时代，民间社会组织是没有存在空间的。但“全能”政府，看起来什么都管，往往顾此失彼。
体现到公益慈善领域，中国政府很强大，一直是抢险救灾和应急管理的绝对主体。不可否认，这体现了巨大的优势。但政府再强大，在某些方面依然无法完全替代民间的公益或志愿组织所能发挥的作用。
此次疫情中，以科技企业为代表的互联网公益发挥的效用远远超越筹款捐物，在抗击疫情、维护社会运转等方面，展现出了较传统慈善组织更高的效率与灵活性。
但我们很遗憾地看到，疫情初期，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公开指定有官方背景的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五家机构引发出的巨大争议。
这种“倒退”，固然与疫情的特殊性、复杂性有关，但背后反映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是：政府对政社联动的不够坚定。
幸好，后来我们又看到，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及时调整了这一政策，对民间公益力量授权放权。这说明，政府已经认识到政府和社会组织可以从专业层面各司其职，发挥作用。
承认政府的局限性，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民间社会组织才有发挥其价值的空间。
我们最怕的就是中国人不再相信。
只要信任在，爱就能汇聚成河。
2020年，或许就是中国公益组织真正的涅槃之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