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谷趋势（ID：zgtrend） | 叶子
有这样一座小城市，2021年其GDP总量仅3727亿元，常年在全省排倒数一二名，对全国大盘子来讲几乎无足轻重。
但是，这里的医药产业却在江湖上声名鹊起，凭借着一己之力成为了全国创新药的中心之一，秒杀一众一二线城市。
它，就是连云港。
2200年前，连云港的方士徐福，为给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药而远渡重洋。多年之后， “炼丹”之火仍然生生不息。
这里坐拥着24家药企，医药产值占到全市工业总产值的五分之一，申请上市的药品数量常年排在全国第5的位置。
都说生物医药是全球前沿科技产业，连云港在创新药方面的成绩，足以令一些大城市俯首称臣。
为什么在江苏13市中处于鄙视链末端的苏北“吊车尾”，连云港能书写出这样的传奇？
一部恒瑞史，半部港城史
1990年，孙飘扬出任恒瑞公司的前身——连云港制药厂厂长，年仅32岁。留给这个中国药科大学高材生的担子，极其沉重。
当时厂里300多名员工，一年利润8万元，经营状况每况愈下，两任厂长都无法扭转。说是制药厂，其实更像小作坊，全部家当就是几口大缸、几口大锅，用来罐装红药水和紫药水。
同城的东风制药厂和连云港中药厂也差不多。靠着这些简陋的家产，分别制造氯化钠输液，以及大山楂丸之类的传统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很低。
三家国营公司中，由南京知青陶惠启出任掌门的东风制药厂稍好一些。在孙飘扬走马上任之前，陶惠启已经把厂子扭亏为盈了。
有一次，孙飘扬开完会坐车路过东风制药厂，对着身边的卫计委药政处处长说：“如果三年之内超不过，我就提头给你看！”
当时同行市场竞争很激烈，陶惠启找到一个市场需求痛点乙肝，再引进浙江海宁药厂肝病新药强力宁，从而避开了内卷。这被孙飘扬加以借鉴，投射到连云港制药厂的发展中。
他决定以抗肿瘤药品为突破口，“在那个年代肿瘤患者很少，大型制药厂不会想到这一块，加上有技术壁垒，小厂也做不了。”
通过市场调研，孙飘扬第一步瞄准了当时市场销售强劲的，他花光了厂里全部现金买下这款专利。抗癌药VP16针剂
由于只能依靠陈旧的设备“土法炼钢” ，他决定把VP16生产成方便服用的胶囊。最终，VP16胶囊上市即一炮而红，当年就赚了上百万元利润，制药厂销售额增长了34%。
接下来，孙飘扬又有一个轰动性举动。
他，这对于当时一年的利润还不到100万元的连云港制药厂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何况买的还只是一个制药工艺。出资120万元收购中国医科院药研所开发的抗癌新药异环磷酰胺专利权
厂内外不少人捏了一把汗，但结果再度证明了孙飘扬眼光的独到。
3年后，抗肿瘤新药异环磷酰胺获批上市，恒瑞因此有了第一款自己的新药——在抗癌药极度匮乏的90年代，异环磷酰胺一上市即成为抗癌明星。
这波当时饱受争议、后被广为称道的操作，确定了，也充分体现了孙飘扬凌厉的管理风格——惯于果断出手，注重豪赌。恒瑞主攻“大企业不愿做、小企业做不来”的肿瘤药方向
在那样一个莽荒年代，以孙飘扬为代表的一代年轻企业家摸索前行，最终化解了连云港国营制药厂的存亡问题，也为连云港医药工业闯出一条独特的发展路径。
陆陆续续中，连云港制药厂改名恒瑞，东风制药厂改名为正大天晴，南京中医学院毕业生萧伟掌舵的连云港中药厂，则改名为康缘药业。
借助于世纪之交的国企改制、外资引进、股份制改造上市和管理层收购等浪潮，几位年轻管理者成了企业真正的实控人，身价倍增。
当然，故事里还少不了另外一个主角：1995年才成立的豪森制药。
不同于这些脱胎于国营资产的企业，豪森制药从一开始就带着更加浓郁的白手起家的色彩。
这本是由孙飘扬和一名香港投资人组建的新企业，最终由于孙飘扬的分身乏术，由他的爱人钟慧娟——连云港延安中学的一名化学老师执掌。
至此，未来叱咤中国医药版图的连云港“四大药企”在世纪交接时分完成集结，颇有一种大手笔开干的意味。
仿制时代
2006年6月20日，恒瑞医药股权分置改革结束，恒瑞医药市值也首次突破百亿元。
然而，一场新的风波正在酝酿。
同年11月9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一纸败诉判决，让恒瑞医药的股价应声下跌7.59%。
市场反应如此之大，主要是因这场官司涉及恒瑞医药的拳头产品——。多西他赛是肿瘤化疗药物中的一线用药，由法国药企巨头赛诺菲研发并引入中国市场，并很快被恒瑞医药仿制，仿制药品“艾素”在2003年上市。多西他赛
恒瑞艾素一经上市就销售强劲，直逼赛诺菲专利药，到2006年，艾素全年销售额达到3.24亿元，占恒瑞医药当年销售总额的20%以上。
一审败诉的恒瑞医药随即提起反诉，这场始于2003年的专利诉讼整整拉锯了七年，因双方提供证据而各有胜败。
不止是恒瑞与赛诺菲，那个年头，跨国药企与国内药企的知识产权纷争不断，连云港更是成为全国冲突最集中的地带。
当孙飘扬等待法院的终审判决时，陶惠启也在想方设法应对德国勃林格殷格翰的专利侵权诉讼，豪森药业与美国礼来公司的专利大战更是已历时5年。
按照分类，药品可以分为仿制药和创新药：创新药投入多、风险大、利润高，技术专利双重卡脖子，疗效可能也是最新最好的；仿制药则是创新药专利过期后，在安全和疗效上差不多的、价格低廉的仿制品。
刚到连云港制药厂时，孙飘扬曾在一场动员大会上说：“没有技术，命运就在别人手里，我们要把命运抓在自己手里。”
很显然，做创新药才能真正把自己的命运抓在手里，但这既要钱，又要物理化学和制药工程等技术的长时间积累。
刚刚起步的恒瑞医药可以说“两手空空”，因此只能优先发展仿制药，并选择那些从未被仿制的创新药，进行“首仿”，获取更明显的定价优势和更可观的利润，又可以提升自身的技术储备。
这也成了同样来自连云港的正大天晴、豪森制药的一致选择。
例如，电影《我不是药神》老婆婆口中4万块钱一瓶的格列宁正版药原型“格列卫”，其由瑞士诺华制药研发，在2002年4月进入中国，一颗0.1克的药片就要价200元，一年吃下来就是20多万。
这一境况直到10年后才得以改变。2013年，格列卫专利在华失效不久后，豪森药业首仿药“昕维”上市。
随后的2014年，正大天晴仿制药“格尼可”上市，两者的价格都直降至格列卫价格的十分之一，很多慢粒白血病患者终于吃得起药了。
实际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开支大头都在更为廉价的仿制药上，甚至在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仿制药占比也不低——可以说，仿制药基本决定了一个国家国民健康的基本盘。
在这场稳住基本盘的战斗中，以恒瑞医药为代表的连云港药企支棱起来了，让这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有了更廉价丰富的选择，同期企业也借仿制药完成资金的原始积累。
直至现在，首仿药依旧是连云港药企布局的重点。从近三年的获批数据看，正大天晴斩获了14个首仿药，恒瑞医药10个，豪森药业9个。
有先发优势的首仿药可以保留，过度重复内卷的其他仿制药可以毫不犹豫地舍去。
2019年10月，一则“恒瑞医药砍掉大批仿制药项目”的消息传遍行业，引发热烈讨论的同时，也让恒瑞医药市值三天连涨200亿，最终直逼4000亿元。
消息来源于当时的一场活动对话中，孙飘扬直言，专利到期的原研药，该仿制的已经仿制完了，所以，在去年夏天，恒瑞已经停掉一般仿制药的项目，只做创新药和有核心价值的高端仿制药。
“恒瑞的管线中已有几十个创新药在研发，尤其是进入III期临床的药物，投入相当大，我们其他方面的开支可以省，但是创新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孙飘扬强调，“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要改变企业的生存现状，更有竞争优势，必须走创新之路。”
实际上，对于创新药研发，孙飘扬一直有着固有的坚持。
2000年，恒瑞医药刚一上市，募集到的一半资金就被用来在上海建立了研发中心。
当其他药企靠着仿制药赚得盆满钵满，甚至靠着房地产、投融资等副业风声水起的时候，恒瑞医药则始终埋着头，紧盯新药研发的前沿，一点点地缩短着与国际水平的差距。
上海研发中心后来被视作是恒瑞医药的“发动机”，很多核心治疗领域的新药开发都在这里孕育而出，但在当时，这个刚建起的发动机要配什么螺丝，一直困扰着孙飘扬。
直到2004年，钟情于抗癌药的孙飘扬采发现，抗胃癌药可能是一个好的方向。
首先，胃癌在全球发病率全球排第二，而在新发胃癌患者中，中国人占一半。而从国内来看，我国癌症中胃癌发病率排第二，死亡率第三。
另外，胃癌早期临床症状不明显，60%-80%的患者查出即晚期，查出后五年生存率不到五分之一。
即使是化疗，也有70%-80%的患者面临失败风险——胃癌急需一款救命药，来延长化疗失败后患者的生存期。
在孙飘扬的推动下，恒瑞医药迅速锚定了这个方向，2004年，重磅抗肿瘤药物阿帕替尼立项，这是一款在凡德他尼及PTK787基础上改构的“me-better”药物。
十年磨一剑，，是当时晚期胃癌靶向药物中唯一一个口服制剂，也是全球第一个治疗胃癌的小分子靶向药物。2014年12月，阿帕替尼经CFDA批准上市，产品名艾坦
阿帕替尼的成功上市，标志着以恒瑞医药为代表的中国药企，真正走上了由仿制向创新的战略性转变之路。
此后的5年间，恒瑞医药每年的研发投入已由8.92亿元，一路攀升至49.89亿元，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也从9.57%上升至17.99%。
恒瑞之外，正大天晴2020年研发费用超20亿元，豪森药业2020年的研发支出达到12.52亿元，主营中医药的康缘药业研发支出也接近4亿元。
巨额研发支出下，连云港医药工业收获颇丰。
2018-2020年，中国累计有32款国产1类新药获批上市，其中1/4来自连云港，恒瑞医药4款，豪森药业3款，正大天晴1款。
这是震惊世间的“连云港现象”。
在中国医药产业发展的历程中，国际化一直是绕不过去的话题，包括现在新一批成立的Biotech企业也在积极出海，以图做出真正全球首创的产品。
恒瑞医药也一直有三个梦想：第一个是产品制剂出口海外；第二个是创新药在中国上市；第三个是真正意义的专利创新药在全球上市。
在2018年两会期间的一次采访中，孙飘扬曾直言，“创新药应该直接到欧美市场去卖。”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认为，这或许源于连云港药企人身上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这种精神已经使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国内创新领先，还要到更广阔的世界市场去闯。，优选科技含量高、剂型独特、仿制有较高技术壁垒的品种申报FDA，如伊立替康、甲巴喷丁和利培酮等都是当时的大热门品种。，在陌生的国外直接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不是短期内能做成的，先挑选一些合适的代理商打开市场，再自己或收购或自主成立团队。
然而，在全然陌生的国度，品种怎么选？渠道怎么铺？毫无经验可循，恒瑞医药只能全靠自己摸索。
首先品种上贵精不贵多
其次渠道上
2011 年12 月，美国FDA认证伊立替康注射液，并获准其在美国上市销售，这是恒瑞医药实施“国际化”战略获得的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成就。
次年，注射剂奥沙利铂成功获批在欧盟上市，国产注射剂首次叩开欧洲市场大门。
而后捷报频传，连云港各大药企均有所斩获：
2011年底，豪森生产的注射用抗癌药物泽菲通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证，获准在美国上市销售；
2015年9月，恒瑞医药向美国incyte公司转让了一款产品的海外权益，一举赚了近8亿美元——这也是中国药企第一次向美国输出创新药技术；
2016年年初，正大天晴与美国强生制药签署独家许可协议，将一款治疗肝炎的创新药专利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国际开发权许可给对方，强生将支付正大天晴总额达2.5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6亿元）的首付款和里程金，以及上市后的销售提成；
2016年，康缘药业的桂枝茯苓胶囊在美国完成二期临床试验；
……
在这个国际化的过程中，企业不断实现由仿制到创新的突破，也不断塑造起民族制药的品牌。
到如今，连云港药企产品已进入40多个国家，并在继续加快开拓全球市场且重点关注新兴市场。
中国医药的“连云港现象”，是一段企业乃至整个产业与城市“双向奔赴”的故事。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座孕育了几家龙头药企的海滨小城也开始承载不住巨头们的野心。
连云港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无法为进一步发展提供足够支持，比如制药需要处理的大规模固废，企业不得不把它拉到石家庄去处理。
同时政策上也鲜有优惠，比如说社保，有些发达地区的社保优惠力度可以达到8%，连云港却做不到。这也会把企业推向南京、上海、苏州等经济发达地区。
氤氲了近半个世纪的连云港“神话”，需要找到新的故事注脚。
一年多前，当研发与市值的“双料一哥”恒瑞医药跌去4000亿市值，并迎来最差半年报的7月，人们期待的那个“白衣骑士”终于再度出山救市。
彼时已64岁、退居二线的孙飘扬重掌恒瑞。这种“临危受命”的戏码，与30多年前是多么相似。
历史，又仿佛来到一个新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