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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在高校和科研院所集中坐落的海淀，有一个人，逢人就说苹果和他的创始人乔布斯。他和那个时代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那是改革开放刚刚启幕的年代，社会欣欣向荣，思想解放，让人们有着更多的期望。只不过，那时候，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人们时常挂在嘴边的，是张贤亮的《灵与肉》、刘心武的《班主任》等等，这些以讲述十年动乱浩劫中个人命运的文学作品，后来被称为“伤痕文学”。
在“伤痕文学”当道的社会思潮中大谈苹果与乔布斯，大部分听众不明其意。
毕竟乔布斯的苹果公司1976年才成立，而苹果手机和电脑无以复加地介入中国人的生活，还要等到大概快30年以后。
这个人叫做陈春先，是中科院的一位物理学家。他和陈景润一道，在1978年成为文革后第一批被破格提拔的研究员，还参加了那一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他还主导建设了中国第一个托卡马克装置——这是核聚变研究的关键装置，在中国核聚变研究中，陈春先尽管没有盛名在外，但地位不可取代。
1978年陈春先（右一）与六号托卡马克研制骨干郑少白在装置前
改变陈春先的，是1978年~1980年的三次访美。作为中国科学家的代表，他到访硅谷，访学著名的128号公路。在那里，他遇到了同为核物理学家的波士顿大学教授汤姆克。汤姆克另外一个身份是永磁公司的拥有者。永磁公司，则是NASA常年的供应商。这位陈春先的同行告诉他，汤姆克有技术，另外一些人有钱，于是就把技术变成了产品，卖给了NASA以及全球的各主要核实验室，当时的永磁公司其实不过有20多人而已。
这让陈春先十分震撼，他原来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何美国的核聚变技术升级如此之快，他一度认为是某些技术应用层面的领先，到那时他才知道，这实际上很大是源于市场的力量。
于是，汤姆克的经历，以及星罗棋布式的分布于128号公路沿线，由MIT实验室演化而来的新技术公司，改变了陈春先。
除了科学家，他开始变成了一个鼓动者——他觉得中科院所在的北京中关村，也可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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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30多年以后，一个工程师看到北京一家科技公司的招聘广告，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应聘，因为招聘的公司默默无闻，招聘广告上说的业务，也是云里雾里，好奇心驱使再加上生活所迫，让他决定应聘——那好歹是一家互联网公司。
老板亲自面试了他。后来，“老板”这个称谓，获得了一个光鲜的名词，叫做“创始人”。这位工程师问对面的老板，“我要做什么工作？”老板回答得很简单：“打车，绕着三环给我打车就行。”
这个给出工作任务的老板，叫程维，他是一家叫做小桔科技公司的老板，这家公司当时只有一款默默无闻的产品，叫滴滴打车的APP。
滴滴掌门人程维
在提出这个简单的任务之前，程维其实已经是阿里巴巴支付宝的副总经理了（那时候，阿里的职位听起来也还不是太洋气）。他原本可以进入阿里“组织部后备干部的名单”，拿着不菲的未上市期权，等着上市、暴富、财务自由。要知道，2020年包含支付宝业务的蚂蚁集团终于上市，继而创造了一批百亿富翁。
但那还是一个被创业热情渲染的年代。程维还是想着创业，甚至创什么业都没想好，也想着要创业。
他身边的朋友说，在向阿里巴巴提出辞职之前的9个月里，程维甚至想了6个创业项目，平均约1.3个月一个，然后都被自己否定了。即便如此，程维还是要创业，直到他想到了打车。于是，在辞职的第二天，程维就注册了小桔科技公司，自任董事长。
程维并不拥有一个像做大生意的开始。即便在那个“投资人”遍地都是的黄金年代，程维也没有一个光鲜亮丽的天使投资人。给他投下天使轮的，其实是他在阿里巴巴时候的同事王刚，投资总额只有区区70万元，另外10万是程维出的。而且，无论是王刚，还是程维，都对独立运营管理扩张一个企业，没有太多经验。
他们就知道，先写个程序，弄个APP再说。
所以，程维和王刚刚刚做出了一个勉强上线演示的滴滴，就去找投资人谈A轮投资了。他们的要价是500万美元。当时，他们找了几乎所有20多家主流的VC，但VC看过之后，都直摇头，没有一家愿意出钱。那其实怪不得VC的投资经理们，对于那个阶段的滴滴而言，程维的要价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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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关村，很多人说陈春先去美国之后就“疯了”，很多人说他说的是梦话，还有人说他“没心思搞科研了”。
从一个物理学家的身份，陈春先变成了一个“新人”。他向物理所的领导递交报告，希望物理所创办一家公司，就像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沿线的实验室那样。但报告交了几次，都杳无音讯，他后来去问领导，领导觉得他的想法匪夷所思，在听他畅谈了自己的宏伟构想之后，领导一句话终结了陈春先：你告诉我，研究所办公司怎么批？
陈春先无语，因为在当时的机制下，科研院所还不能设立企业。物理所的路走不通了，陈春先只能找到北京科协，当时科技咨询部的负责人赵绮秋接待了他，听完他的想法，赵绮秋觉得脑洞大开，他跟陈春先说，办公司的事儿先放放，你做一场报告吧。
1985年陈春先（二排右二）在服务部生产车间视察产品
那是个解放思想的年代，想干前人没干的事儿，首先想到的，一般都是解放思想，争取共识。
陈春先的报告做得很精彩，很多都是听报告的人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赵绮秋告诉陈春先，有点机会了，但是不能硬来，要学会变通。直接成立企业很麻烦，一年半载也办不下来。他们商议，先搞一个变通的办法，把事情做起来。
用现在的说法，赵绮秋比陈春先更“接地气”。她给陈春先支招，利用陈春先等离子体学会副会长的身份，在学会先搞一个服务部，这个服务部由陈春先亲自负责，所做的业务，就按陈春先设想的公司业务来。陈春先觉得这确实是一个缝隙，就回去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去商量。
大家都觉得这个点子好。一拍即合，立刻就办。于是，没多久，“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就成立了起来。北京市科协给了很大的支持，这个服务部的“批文”，就是北京市科协发出的。拿着这个批文，陈春先和他的同仁们，找到北京市公安局，刻出了一个圆形的公章，到银行开了一个账户，一个顶着“服务部”名号的公司，就这样算是成立了。
陈春先创办的中关村第一个民营科技公司的图章
很多人总认为北大推倒了南墙是中关村的伊始，其实，陈春先的这个“服务部”才真正是中关村这个大国心脏的起点所在。
这个服务部，其实就是大国心脏的第一家“公司”，科研注入了市场的催化剂，一如30年后的前沿技术研发与资本市场的深度对接一样。一切，总算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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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维原来工作的阿里巴巴，是中国最忙碌的公司之一，一周7天，6天半都在出差是常有的事儿。在杭州，程维发现，一下雨就打不到出租车，好不容易等来，还会碰到强制拼车、拒载等让人气愤的情况。好几次，因为打不到车，他误了飞机；好几次，他因为打不到车，耽误了开会，半个会议室的人，都在等着他。
程维好不尴尬。
于是，他对身边人说，要不写个打车软件吧，身边人都说他疯了。因为大家都觉得有一个问题：中国没有诚信体系，打车软件叫到的出租车也不一定会来。“要是半路有个更好的活儿，他们就去拉别人了。”这和阿里巴巴支付宝起始时，面对的问题何等类似，支付宝的诞生，所解决的便是电子商务中最基本的诚信问题。
图片来源于网络反对程维的人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出租司机很少有智能手机，当时10个出租司机，掏出来的手机绝大部分都是诺基亚。而且，那时在线支付还没有在出租司机中形成习惯，他们更喜欢的还是收现金。
程维知道，自己这一次是要和习惯作战了。
出行是刚需，所以拿到供应者先得天下。程维面对的是如何获得出租公司的信任问题。程维开始向出租车公司推荐滴滴打车的软件，北京当时一共有189家出租车公司，在那里程维和他的同事，大多数都碰了钉子，他们同时都被出租公司问一个问题：你拿交通委的文件来？
30多年以后，程维面临的问题和30多年前的陈春先类似，即便是在这个大国心脏的所在，这也是创新者始终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几经努力，程维团队拿下了一家叫做北京银商的出租车公司，那个公司只有70多辆出租车，是绝对的小公司。而且，说到底，对方也不知道滴滴是干嘛的，就是朋友交情，友谊到位，看他们的确不容易而答应合作。对于程维团队来说，这时候，有总比没有强。
要想继续打开局面，程维还是绕不过去做北京交通委的工作。应该说，北京市交通委还是十分开放与开明的，他们邀请程维去交通委演示滴滴的运行，这让程维并非是单刀赴会鸿门宴。这或许并不是滴滴生死存亡的关键，但确实重要非常。
滴滴，应该说，时刻都面临着生存下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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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的一池静水，注定被陈春先和他的服务部所搅动。这就像30多年以后，程维和滴滴要搅动出行领域的大浪一样。白驹过隙，但是本质并无不同。
“服务部”成立之后，陈春先又去了一次美国，考察的同时，顺带带回了一些集成电路，这些集成电路后来用到了一些实验室的试验装置上做了开关。这个非常常见的“产品”，因为好用，销路不错，这随即成了“服务部”的一个拳头产品。于是，在“服务部”成立的第一年，就赚到了3万多元。
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中国的问题向来如此，不赚钱的时候相安无事，赚了钱争议也就会随之而来。在中科院系统，服务部开始引发争议，问题的逻辑来自于：服务部的人都是中科院的人，领中科院的工资，服务部造的东西卖给别的单位，就是“吃里扒外”，还抢自己所的生意。
那卖给中科院自己的研究所呢？就更有问题，那就成了损公肥私。
更重要的是，服务部还给自己的职工发工资，而且因为赚到了钱，发的工资还不算少，甚至超过了物理所的工资水平。那个年代，尽管已经不再动不动就问“姓社姓资”，但是这样的问题，仍然是个大问题。
毫无疑问，陈春先遇到了大麻烦。
中科院物理所派人到服务部查账，不顾陈春先的反对，复印了所有账目带走调查。在这之前，在物理所的全体会议上，陈春先和服务部被公开点明，指称其是科技二道贩子，服务部科研人员发放的津贴，是鼓励科研人员不务正业。
文革刚过去不久，这样的大帽子，在人们心中不仅是泛起涟漪。务实的人们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于是，一些人开始放弃服务部的工作，还有一些人，干脆把从服务部领到的津贴都退回给陈春先。这在文革中非常熟悉，叫做“划清界限”。
陈春先身边有人给他出主意，支招反击。而且还号称是掌握了所领导在文革中一些问题的直接证据。但是，陈春先没有接受这个方案，他觉得，那是不同性质的问题。一个知识分子，需要有做人的底线。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人整人”带来的伤害，都记忆忧心。因此，即便情势危急，陈春先也不愿意再搞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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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通委面前的“第一次”，程维还是“演砸了”：在两次呼叫出租车之后，最终均无应答。
让程维记忆深刻的还有另外更大范围的“演砸了”。一天，一位出租司机来到滴滴公司，要见程维。程维见了，结果没成想，出租司机当着程维的面摔了手机，说他一天耗了十几兆的流量，连一个订单也没有接到。在这样看，程维和他的滴滴就像骗子一样，对于他们来说，光耗流量，没有订单，就和抢他们的钱没什么两样。
或许他们还会觉得，程维和滴滴是运营商一伙儿的，为的就是那点流量的钱。
更难的是，此时竞争对手也来了，还不是巨头Uber。这个打车软件叫“摇摇”，他和滴滴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拿到了徐小平的真格基金的投资，创业初期，手里就有了350万美元。这和程维起家的家底，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图片来源于网络后来，互联网从业者发明了一个词来形容使用习惯，叫“应用场景”。从路边招手打车，到APP出行前约车，再到后来，自然而然地觉得，打车就要用APP预约。从模式创新到成功嵌入场景，需要耗费巨大的资本，那将是一场昂贵的游戏，在这场昂贵游戏的伊始，程维和滴滴，没有资本的优势。
一如继承了阿里“地推”的强大基因。程维的团队充满着中国式的智慧。例如，摇摇在电台里做广告，推介司机下载安装摇摇，程维团队就会想出主意，在这个广告之后再继续做一条，没有其他内容，只有“请拨打电话XXXX，即可下载安装。”这个电话，留下的是滴滴的电话。于是，驾驶中的司机们，分不清是摇摇，还是滴滴，很多就拨打电话，下载了滴滴。
靠着这样的狡黠，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在发生于本土的与国际互联网巨头的交锋中，迄今为止保持全胜：淘宝干掉了e-bay，滴滴收购了中国区的UBER，QQ打败了MSN，当然，还有百度以另外的一种方式，打赢了国际搜索巨头谷歌。
程维和滴滴在周旋与挣扎之中，对抗这天资比他们更为优越的对手。他们有时候也会自我安慰，这样比我们有优势的公司也在做同样的事，至少说明滴滴选择的道路，方向没错。然而，这一切，也仅仅是自我安慰而已。
朱啸虎，这时候已经看到了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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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每一场命运转折中，皆会有一个贵人。如果斗胆把朱啸虎说成是程维的贵人，那么陈春先的贵人，或许应该是周鸿书，他当时是新华社北京分社的副社长。
在陈春先还没有遇到麻烦的时候，周鸿书安排记者采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关村科研改革、创新的稿件，其中两次采访了陈春先。写这些报道的记者叫潘塘。有一篇专门采写陈春先，标题是《研究员陈春先搞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这篇报道中，写到了陈春先的种种尝试，也写到了当时中关村的科学与人才优势，但同样也指出了，很多科技成果还在院所当中，无法转化。
80年代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这篇报道，被作为内参发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科技的方毅在看过后批示肯定了陈春先的做法。此后，中科院还接到了来自更高层面的电话，要求停止对陈春先的调查。多位中央分管领导，也都对陈春先的做法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尝试做了批示，陈春先本人还走入相关负责同志的办公室，汇报有关情况，交流自己对于科技创新的看法。
局势瞬间逆转。
如果说北大推倒的南墙，是这个大国心脏物理上的一次迭代的话，那么，陈春先和服务部命运的逆转，则是在思想和意识上推导了阻碍大国心脏地带的围墙。在那以后，在这个大国的心脏地带，创新在思想和认识上的围墙已经不复存在，科学技术和研发与创新被加入了市场化的催化剂。
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这里，在破除了思想与意识的桎梏之后，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一片研发的热土。这里，原本就是中国的“科学城”和“大学城”。
陈春先曾对那些评价他痴人说梦的人说：这里的人才密度不亚于硅谷、斯坦福、128号公里，这里所需要做的，只是转变观念就能追赶。
时间和历史证明了陈春先的正确性，现在海淀的中心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关村，而是再向西北，西北旺、航天城、北清路一线，这里成为了大国创新和研发的神经元交汇处所在。
那也是新时代的奋斗者所在。更是新时代奋斗者的生活所在。现在，30年后，一如陈春先所言，这里已经不再仅仅是追赶硅谷，而是成为一个新的起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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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用半个小时，朱啸虎这位金沙江创投的合伙人，就决定了投资程维和滴滴。在这之前，他和程维并不是旧相识，他们少有的几次互动，还是通过程维的新浪微博完成的。
这似乎是一个互联网拯救互联网的转折故事。朱啸虎不是没有接触过摇摇团队，但是他的团队，认定摇摇团队只是传统经济模式的线上版，因为摇摇要注册成为会员，还要预交费用。这些思维，决定了摇摇不可能成为像滴滴那样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平台。
程维和滴滴，只是拿到了进入下一轮杀伐的入场券，自此以后，投资人会纷至沓来，一场打车软件为代表的中国新经济的大战，就将打响。
而作为最重要的一支力量，滴滴的指挥中心，就在西北旺，后来，这一线被叫做“后厂村”，网易、腾讯、新浪等中国互联网和新基金的传统与新兴力量，都将汇聚于此。
从百望山俯瞰后厂村
拿到金沙江的投资不久，腾讯表达了投资滴滴的意愿。程维和王刚去了一家昌平的足疗店，一遍捏脚一边讨论这个事情。事毕，在回去的路上，两人决定接受腾讯的投资。两人的分歧在于，程维倾向于腾讯领投，而王刚倾向于腾讯跟投，尽管在几年前，程维还坚持，不要过早的“选边站”。
中国的互联网向来有站队的传统，要么是阿里，要么是腾讯。最终，这一次，王刚妥协，按照程维的意愿，腾讯领投，在滴滴的B轮。
随后的故事，所有人都清楚了，随着阿里背景的快的出现，补贴大战打响。全世界范围以内，最大的一场互联网战役中，金钱铺路，烧出了手机打车的应用场景。美国人惊呼，在希望，民众的补贴是政府给予的，在中国，民众的补贴由互联网公司给予。
这一场惨烈的资本战役之后，出租车司机这个群体，一跃成为了中国移动互联网化程度最高的群体。
创新，以他独有的规律，改变了习惯。这原本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最终，资本意志之下，三分天下归一，程维和他的滴滴团队，成为了这个时刻最关键的人。
在陈春先在这个大国心脏地带做了那个访美归来报告的30多年后，程维同样以创新者的身份登上了国家行政学院的报告台，前一个在这个作报告的商人，还只有马云，在座的都是官员。
“中国可能是全球分享经济的领先国度。” 程维和30多年前的陈春先一样，像一个创新的布道者，尽管由此倒推4年，他和他的团队，还在北京的每一个写字楼聚集去发放传单广告，推荐大家用滴滴打车。
在国家行政学院西北方向20多公里，便是滴滴的总部所在。那里，现在早已是大国科技的前沿，与研发的心脏所在。
这些，就是中国新经济的奋斗者，他们和陈春先以及他后辈们的科学家一起，构筑了大国科技与研发的强有力的心脏。
奋斗者，应该有美好的生活。如今，时代需要回馈他们，并用幸福给这张入场券命名，这张入场券就叫做海淀·幸福里。
他的作者，是华润、首开、中交、北科建、住总这五大实力房企，强强联合。15年前，在海淀以“橡树”为符号，用橡树湾到萬橡府的路途，表达了诚意。现在，再度怀着诚意而来。大国心脏的构筑者们，配得上这样一个家园。
这个家园，位于北清路发展横轴与中关村科技发展纵轴的交汇处，也就是CID海淀北部生态科技区之芯，以less is more（少即是多）的建筑理念，通过100-200m2的天幕平层灵动舒适空间，为新海淀人而来。
这将是一个达成美好生活愿景的社区，将是一个东魂西技的建筑，还将是一个充满亲情互动的空间，与15年前的橡树湾一样，它并不是一套简单的房子，一座简单的建筑，抑或一个物理意义上的社区，而是一种对幸福生活的诠释。
海淀向北，生活向北，幸福更向北。
海淀·幸福里景观示意图
尾 声
大地虽然辽阔，但那是亿万人的独木桥。
2012年的一天，程维接到了北京西客站打来的电话，要他去那里领人——他的一位同事，因为在西客站发放推广使用滴滴的传单而被“擒获”。
1983年1月25日的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栏目播发了一则新闻报道，主角是陈春先和他是事迹。听到的人，都去敲了陈春先家的门。
跨越时空的惺惺相惜，一直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