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希望人们更加关注《鼠疫》中的善意而非冷漠

加缪希望人们更加关注《鼠疫》中的善意而非冷漠
2020年02月27日 13:48 澎湃新闻

【编者按】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期间,加缪的小说《鼠疫》时常被提及和推荐。在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加缪曾自我警戒:“必须与思想紧密贴近。《局外人》描写人赤裸裸地面对荒诞。《鼠疫》描写的是面对同样的荒诞个人更深刻的观点。”另外,当他发现批评家更加关注《局外人》中的“冷漠”时,他认为这是不对的,人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善意”,所以他决心在《鼠疫》中把意图更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来。下文经授权摘自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加缪传》,记述了加缪在写作《鼠疫》时的生活状态以及时局。

他将把在奥兰的所有时间用于写一部新的小说。他在寻找一个有力的象征来支撑主题,聚精会神地阅读《白鲸》,井在日记中记下那些象征运用十分强烈的段落:“情感、图像十倍地增加哲学内涵。”(伽利玛出版社刚在前一年翻译出版了《白鲸》,让·焦诺是三个译者之一。)

但是,人们还想知道更多的有关这一思想产生的根源:运用一个因为鼠疫肆虐而与世隔绝、市民被隔离的城市来作为他所认识的世界局势之模式。当时的世界局势是:战争与占领,纳粹思想猖獗。1941年4月,正值斑疹伤寒在特莱姆森地区蔓延之时,罗布莱斯报道了疫情,加缪的日记里有关于鼠疫的小说《鼠疫或冒险》的第一手详细材料。在首个梗概中,故事明显地与六年后出版的小说相似。不过这部记录稿在日记里有一个古怪的副标题:《具有拯救力量的鼠疫》。人们可以推断,作者的意图从一开始就相当矛盾,因为“具有拯救力量的鼠疫”显然是影射安托南·阿尔托,阿尔托理解的鼠疫是使人净化和有益的。加缪很可能读过阿尔托把戏剧与鼠疫进行比较的文章。该文先是发表于《新法兰西杂志》(1934年10月),后来又成为《戏剧及其重影》的一部分(伽利玛出版社1938年出版)。然而,当让路易·巴罗后来在导演加缪的《鼠疫》舞台剧本《戒严》时,却遭遇了失败,原因是巴罗想通过演出来印证阿尔托(鼠疫是使人净化的,有益的)的理论,而对加缪来说,疾病就如专制主义一样是万恶的。

从加缪最初的写作计划开始,他就视鼠疫为绝对的恶。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他1941年10月做的读书笔记来做这一设想:他发现1342年黑死病流行期间,犹太人被处决;1481年,当鼠疫肆虐于西班牙南部时,宗教裁判所把罪孽归咎于犹太人。

《鼠疫》

然而,奥兰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前,已经领略过什么是厌烦和某种现在让加缪感到痛苦的东西;加缪觉得自己是这座物质主义城市的囚徒。当他独自站立在海滩上观潮时,竟会将潮水看作远去的船只,并梦想自己也随之而去。他如此在日记里表达了自己的希望:“与这颗空虚的心一刀两断——拒绝一切令人枯竭的东西。如果活水在别处,为何将我滞留在此?”他坦白道:“在某一时刻,人若再也不能体会到爱的情感,剩下的就只有悲剧。”在奥兰的整个冬天,他心情十分沮丧,有时被动忍受,有时故意苛求自己。“抛弃一切。没有了沙漠,那就是鼠疫或是托尔斯泰的小火车站。”1942年初的日记含有他对与纳粹合作的最初评论。他指责维希政权的“仇恨并卑劣地希望看到那些敢于向已压垮你们自己的力量抗争的人(英国人民)以失败告终”。

1942年1月底的一个夜晚,在阿尔佐路的公寓套房,加缪的阵咳发作。病情急剧恶化,加缪口吐鲜血。弗朗辛十分紧张地冲向屋外——他们的住所没有电话——去找亨利·科恩医生,他是加缪大学女同学莉莉亚娜·苏克龙的小叔。科恩医生接到通知时正在看电影,他立即赶来为加缪做检查。在这第一个漫长的夜晚结束时,弗朗辛穿过阳台,把刚才发生的情况告诉了她的母亲和姐姐。克里斯蒂安娜·富尔心急火燎地赶去,见到加缪躺在床上。他有气无力地对她说道:“我还以为我完了。”

这一次,加缪的左肺首次受到侵犯,情形与他十七岁第一次发作时一样严重。他必须再一次接受人工气胸手术,并且一生都要做定期吹气疗法。咯血很快止住了,但医生开了长期静养的医嘱,特别禁止他游泳,但这恰恰是加缪在奥兰的主要娱乐活动。

科恩医生自己也将成为某种“鼠疫”的牺牲品。维希政权在条例中制定了一条“比例规定”,限制获准行医的犹太医生不能超过全行业的2%。律师和由国家控制的其他行业也有类似的限制,犹太教师和学生都已经被开除出学校。加缪夫妇和贝尼舒夫妇在奥兰附近的加纳斯代尔沙滩过春假时,决定邀请科恩医生夫妇和他们一起度假,希望以此来安慰他们,原因是禁令已经开始在奥兰正式生效,他们被迫放弃病人。

即使在形势好的时候,科恩医生也以为人严谨而出名。他不仅为加缪开了一张必须休养的医嘱,而且对患有心脏病的安德烈·贝尼舒也提出了同样严格的要求。然而在加纳斯代尔5月的迷人气候里,好医生竟然很快忘了自己的医嘱,与病人加缪和贝尼舒投入了令人消耗体力的滚球比赛。他们看到科恩医生竭尽全力地瞄准和投掷铁球的样子狂喜不已,也许,如此这般,能使他暂时忘却令他深受其害的种族歧视法律。

然而,等他们回去之后,从来都是急于贯彻纳粹法律的维希政府代表早已在科恩医生诊所的门上贴上了封条。这位医生只好在连襟莫里斯·帕里安特那里接待加缪。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帕里安特名字列在获准行医的犹太医生名册榜首。

所以,加缪是在床上关注着自己的手稿在帕斯卡尔·皮亚和伽利玛兄弟之间传递。他也是在病床上、在远离文学界的情况下决定不让作品在《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的活动仅限于阅读和记笔记;在最初的三个星期里,他甚至都下不了床。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听到一些有关《局外人》的评论。当阿尔朗在《喜剧》第一页上对这部书所作的盛赞终于寄到时,他兴致勃勃地看了这篇评论。至于其他评论家,他觉得无论是赞扬他还是攻击他的人,谁都没能理解他。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他将如何生活下去。长久以来,“疗养院”这个词第一次被提及——并将长期出现。至少他希望能逃避北非夏天之前的潮湿天气。5月份,加缪夫妇申请了一张能让他们去法国山区的安全通行证。因为弗朗辛在教书,希望到学年结束时,即7月1日出发。申请书还附上了一张急诊医疗证明。在等待批准的这段时间里,他们到离奥兰西部十五公里的安艾尔土克附近的海边度过了远离城市喧嚣的两个星期,生活在一个属于玛格丽特·多布朗家庭的农庄里,那儿有许多朋友。由于加缪不能游泳,因此弗朗辛也不下水。不过,加缪可以下厨,有一天还为大家做了一大锅普罗旺斯鱼汤,把厨房里所有能找到的佐料都用上了。

加缪

当安全通行证终于在8月拿到后,加缪夫妇急忙打点行李,跳上了一辆开往阿尔及尔的火车,接着从阿尔及尔坐船去马赛。加缪夫妇经过阿尔及尔时,与他们在一起午餐的朋友中有埃马纽埃尔·罗布莱斯,他注意到加缪午餐时一直大汗淋漓,几乎一言不发。

选择让加缪去山区疗养是由他们有限的收入决定的。幸运的是富尔家正好拥有适宜于他们的地方:偏僻的小村庄就如同他们的私家度假地。弗朗辛·加缪父亲的姐姐,即她的姑妈,嫁给了演员保罗-艾米勒(大家简称他保罗)·奥特利。奥特利的母亲在勒帕奈利耶小村落开了一家家庭式膳宿公寓。小村落实际上是一小组农舍,距离利尼翁河畔尚邦市不远,海拔九百六十米,位于圣艾蒂安市以南六十二公里外的维瓦莱山区。山的一边为锯齿状的层峦,另一边为葱茏的缓坡。当然加缪并不知道这块土地原先属于自己外祖母支系的本家产业(西亚克在尚邦市东南,就在几公里之外)。富尔一家从幼年起就在勒帕奈利耶过暑假。很快就将成为加缪朋友的诗人弗朗西斯·蓬吉偶尔也到奥特利夫人开设的旅馆里做客;当年,他与弗朗辛的姐姐克里斯蒂安娜谈论文学时,常见小弗朗辛在院子里玩耍。某一天,蓬吉在尚邦邂逅了一位年轻女郎,之后娶其为妻。

他们的主人萨拉·奥特利,是一个刚中带柔的女人,一位广受尊敬的女性。她总是徒步走到四公里之外的尚邦市去购物,然后再带着东西徒步返回。

这个孤立的小镇当时的人口不足一千(不到现今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却是法国新教的重镇。自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尚邦及其附近村庄马寨圣沃阿的居民与当地占多数的天主教抗争,但常常成为迫害和强迫改教的对象。因为通往城里的唯一通道山峦重叠,尚邦和马寨的居民很会进行抵抗。这个地区至今还是一个新教堡垒,而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它已经成为新教家庭消夏的首选之地(战前,新教徒避暑客中包括纪德和蓬吉家族)。萨拉·奥特利客栈由普通民房改建而成,为一组十分坚实的方石建筑群中的一部分,是18世纪一个新教公证人家族的领地。锯齿状的大门和塔楼构成了当地的一个旅游热点。

为了躲避雷雨,加缪夫妇乘坐的开往马赛的汽船沿着西班牙海岸绕了一个大圈子。由于战时的煤炭质量低劣,所以船无法对付海上风暴。船舱里人满为患,不过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在甲板上睡觉。加缪夫妇一上船后就忙着找人,因为雅克·厄尔贡跟他们说过有一位朋友也乘坐同一条船。那就是历史学家达尼埃尔·阿莱维的女婿、历史教师路易·若克斯。若克斯在法国度过了秋天之后,在阿尔及尔一所中学谋到了一个职位,同时还在大学开课。他不是一个闲得住的人。他的许多朋友都投入了反对占领军和维希政权的积极的抵抗运动,他决定联络他们。他的朋友中包括皮埃尔·布罗索莱特,也是一位历史老师,属于人类博物馆地下抵抗组织成员,组织后被摧毁,导致波朗被捕;后来他成为戴高乐将军的顾问,负责抵抗运动事务,并为创立抵抗运动国家委员会起过关键作用;他被盖世太保逮捕之后,宁愿自尽也不愿泄露任何秘密。另一位朋友是让·穆兰,他被戴高乐派往法国去统一地下抵抗运动。他被捕后惨遭虐待,死在开往德国集中营的火车上。还有一位朋友叫乔治·比杜,他在让·穆兰死后成为抵抗运动国家委员会主席。

若克斯也在寻找加缪,但认不出他来,他原以为加缪是独自一人旅行。不过当他看到一个年轻人正读着伽利玛用白色新封面出版的路易·吉约的小说《梦想的面包》时,心想他是否就是加缪。阿尔贝和弗朗辛两人都觉得这个手里拿着泰奥菲勒·戈蒂叶的书、样子十分博学的小先生就是他们要找的人。从这个时刻开始,加缪夫妇和若克斯形影不离,共同体验战时旅行中的千辛万苦。举例而言:每个旅客都得脱下衣服接受检查,看看是否有虱子。检查完毕后发一张证,上面写着:“某某经检查没有发现……”他们在马赛又一起登上了开往里昂的火车,分手时他们热情相约,来日重逢,甚至约定一起导演戏剧——不管怎样,六个月后,当战争结束时,他们真的在维也纳的金字塔饭店再相会,而这家饭店在当时的《米其林指南》里已经有了三颗星。

若克斯在法国与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接上了头,他们能够让他联系上那些回到阿尔及尔准备盟军登陆的人员。当戴高乐及其自由法国的军队来到阿尔及尔后,若克斯便当上了临时政府的秘书长,法国解放之后他在巴黎继续担任此职。再后来,他先后被任命为法国驻莫斯科和波恩大使。作为戴高乐将军的贴身顾问,他在最终导致阿尔及利亚独立的谈判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要去勒帕奈利耶,得先坐火车到圣艾蒂安,一座可怕的工业化城镇,外观上没有多少优雅所剩,那时大约有17万人口。然后再转乘另一列窄轨火车,到利尼翁河畔尚邦站下车。从尚邦出发,走一条穿过小河的乡村小道。河床狭窄,加之崩塌的石块掉入河中,河水经常变成激流。然后沿着陡坡先上后下,融入一条笔直的大道,路边长着参天大树;勒帕奈利耶的农场城堡就隐匿在大道的后面。满山松树的山丘景色常常淹没在迷雾之中。松树的那种不变的深绿色更营造出一种抑郁的气氛,当地人乐意把他们的周边环境形容为“阴森森的”。加缪到达后不久在日记里最初描写道:

旦复旦兮,泉水淙淙。泉水在我周围流淌,穿过阳光下的草地,流近我,近在咫尺;泉水之声顷刻进入了我的身体,心中的泉水和潺潺的泉水声将陪伴我所有的思考。这就是忘我。

他还记录了窗外的晨曦:

太阳从高高的山丘上升起来之前,松树与支撑它们的起伏的土地浑然一体——每一位来此山村的游客都会认可这一观察。

……随着太阳慢慢上升和天空放晴,松树也渐渐变高变大,蛮族的部队仿佛在向前推进……这显然是向着山谷的一场野蛮冲锋,一场短促而又悲惨的搏斗开始了,白天的蛮人以此将夜间的思想赶走。

1942年8月的第三个星期,加缪夫妇在勒帕奈利耶安顿了下来。他们很快发现,他们在尚邦要比在阿尔及利亚吃得好(在阿尔及利亚,他们的一切都依赖法国本土,不仅是制成品,还有肉和蔬菜,甚至食用油脂)。加缪立即安排自己每十二天去圣艾蒂安接受注气治疗。他回来时,弗朗辛去尚邦火车站接他,之后两人步行回到固如堡垒一般的农庄。至少有一次,他居然骑着自行车上坡下坡地兜了六十公里,而医生是不允许他这样做的。

他的日记中,有很长一段提及他在去圣艾蒂安的火车上所见到的法国在被占领时所遭受的种种苦难:“整个法国在等待中过着绝望和沉默的生活……”,还有“某个工业化山谷的龌龊景象”,雨更加重了这一凄凉的气氛。不过,一回到与文明甚至与尚邦隔绝的勒帕奈利耶,虽然仅有的消遣是聆听耳畔的潺潺泉水声,呼吸着有益健康的清新空气,享受着1942年一个收入有限的法国人所能期望的最好的饮食调理,加缪便觉得自己因此可以恢复体力,所有一切也将会成为可能。当然,“一切”指的是返回阿尔及利亚,但不是回奥兰;在这一点上,他和弗朗辛是一致的。他的梦想是在远离市中心的阿尔及尔海湾小山顶上的布扎莱阿找到一间房子。中学时代,他曾经和马克斯保尔·富歇以及他们的朋友一起骑自行车去过那里(但必须有一条公交线,因为他希望再去夏洛出版社工作)。他请住在布扎莱阿的埃马纽埃尔·罗布莱斯为他找一幢面向大海的房子。

《鼠疫》海报

然而他并没有耽搁,马上恢复了工作,主要是创作《鼠疫》。他意识到要写完这部书并不容易。他自我警戒道:“必须与思想紧密贴近。《局外人》描写人赤裸裸地面对荒诞。《鼠疫》描写的是面对同样的荒诞个人更深刻的观点。这是一种进步,它将在其他作品中进一步明确。”他考虑是否要把题目“鼠疫”改掉,比如改成“囚徒”。在重新浏览有关《局外人》的评论之后,他发现批评家注意的是“冷漠”(而他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善意”),他决心在《鼠疫》中把意图更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来。

他同时还十分投入地开始了《布德求维斯》(后来改名为《误会》)剧本的创作,素材是一则老套的故事。他在一份日报上看到相关的报道:儿子用假身份回到母亲和姐姐所开设的客栈里,结果被她们杀害。因为在他离家之后,母女俩采取这种方法来谋生。

同时他开始为第二“系列”的第三本书,即后来的《反抗者》准备笔记。

在难以入眠的漫长夜晚,他阅读乔伊斯的作品。他认为打动他的并非是作品,而是乔伊斯的创作之举。他还读普鲁斯特,认为《追忆逝水年华》雄浑有力,具有阳刚之气,因为它表现了“一以贯之的创作意志”和“一名病人为这部作品所付出的努力”。

阿尔及尔传来消息说,夏洛计划出版的《弥诺陶洛斯》,即他所写的有关奥兰的这本书,本应已经出样,但至今还没有拿到审查机关必不可少的同意批文;加缪原指望靠卖书的收入来维持生活,支撑到春天。让·格勒尼埃为《南方杂志》约过加缪写一篇关于让·吉东的《普热先生的肖像》的评论文章,那是有关一位天主教传统教士虔诚生活的叙述(加缪认为该传教士的良智能够为教会以外的人士所接受)。加缪是在奥兰写就这篇书评的,由忠心耿耿的克里斯蒂亚娜·加兰多打印成稿。他现在要把书稿寄给格勒尼埃,但在书稿上加了一个按语,表示他要与吉东在战争期间的立场保持距离:“《普热先生的肖像》写于战前。自停战以来,吉东先生发表了一些观点相反的文章和作品,而对这些东西我是不表赞同的。”文章以及这一在当时不失为壮举的按语一起发表在《南方杂志》1943年的4月号上。杂志在马赛出版,当时包括马赛在内的所谓“自由法国”已经被德国人占领。

加缪夫妇

弗朗辛离开丈夫返回阿尔及利亚的时候到了。根据他们的计划,她将在阿尔及尔为两人寻找当教师的工作,当然还要寻找住房;加缪则尽量在勒帕奈利耶多住些日子,可以呼吸新鲜空气。中途,她在里昂短暂停留,为去看望皮亚一家,并给他们送去了勒帕奈利耶的肉糜。之后她又在德龙省某个山村里的一位朋友家里待了一个星期,大约在10月中旬抵达阿尔及尔。

秋色渐渐浸染上卢瓦河地区,加缪留在那里观赏“红色之美”。他得忍受必要的长期疗程和苦行的生活:他每天只抽四支烟,并且把酒戒了。他在日记里好几次提到洁身自好。他写道:“将性生活赐予人,也许是为了将其引入歧途。这是鸦片……没有性生活,事物都复归正常。”妻子走了,无人听他说自己,说工作,他只能在日记里跟自己交谈,进行自我说教:“面对创作,作家不应谈论自己的怀疑……永远不要谈论怀疑——不管是什么样的怀疑。”

10月23日的日记中有一段的标题为“开始”,这无疑表示他开始写作《鼠疫》,他重复写道:“性行为不会有任何结果。它并非不道德,而是无收获。”

他去里昂逗留了几天,或许是为了预订船票,返程日期已定在11月21日。他在里昂还见到了格勒尼埃。他希望能够得到一张安全通行证,好到被占领区去,并到巴黎的图书馆查阅和收集有关鼠疫的研究。在巴黎,伽利玛刚刚出版了《西西弗神话》。他在日记中抱怨说:

并不是我抛弃了人和物(我做不到这一点),而是物和人抛弃了我。我的青春正离我而去,这就是患病。

这段话大约写于1942年11月7日,那一天他29岁。

就在这天夜里,“火炬行动”在阿尔及利亚海岸开始了。凌晨1点,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通过电台对法国人民发表讲话,向他们保证同盟军对他们的领土绝无觊觎之心,与此同时英美军队在阿尔及尔的东部和西部登陆。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军第一次登陆,行动将在七十二小时之内控制两千多公里长的马格里布海岸,目标是将敌军从北非赶出,并在欧洲南部准备好一个干预行动的基地。这次登陆事先绝对保密,使得轴心国措手不及;六万名士兵被分布在六百艘船舰上,此举扭转了局势:从这一时刻开始,西方同盟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直到解放全法国、全意大利和整个西欧。

正如人们所预料到的那样,由于维希政权在北非和法国本土所表现出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及其自相矛盾的效忠誓言,同盟军所遇见的政治问题至少与军事问题一样复杂。指挥登陆的是一个在法国抵抗运动中久经考验的领袖们组成的小组。主持谈判的是美国外交官罗伯特·墨菲,他当时是美国驻维希大使,之后是夜晚坐潜艇来会见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的马克·W.克拉克将军,地点在一幢位于地中海海岸的房子里。然而,就在北非登陆发起的那天,维希政权的追随者在阿尔及尔海湾发起了猛烈的炮击,击沉了几艘盟军的船只,而忠于维希的法国人与美国步兵之间的交战,则一直持续到11月11日。在阿尔及尔,盟军的目标是从维希政权的代表让·达朗海军元帅那里获得正式停火的命令(这位元帅不久就被暗杀了),同时树立亨利·吉罗将军的权威。(戴高乐怀疑这么做是要把他从法国抵抗运动领袖的位置上赶下来。)然而在法国本土,德国军队自11月11日清晨起就继续向南方推进,并在当天结束了自由区的存在。从此以后,整个法国都处在德国军队的控制之下,刚刚解放的北非由此与本土完全隔绝。

《鼠疫》封面

加缪在11月11日的日记里草草写道:“简直就是老鼠!”人们认为这句话意指三天前的盟军登陆对他而言是个陷阱。可以说这是他对当天所获消息的反应:他所生活的维希管辖区被德国人占领了。结果便是,由于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从此被战争隔绝,他既不能登上他(在里昂)预订了船票的邮船,更无法与弗朗辛团聚(甚至不能跟她通信)。

早些时候,有人提醒过他尽早离开,但话语含糊,他没有明白。弗朗辛回到阿尔及尔后,一直住在阿库夫妇那里。很快她就对时局有了预感:显然,同盟军不久就会登陆,她的丈夫再也回不来了。可是如何让他明白呢?她知道他会听从埃马纽埃尔·罗布莱斯的话,便到布扎莱阿去找罗布莱斯,发现他正忙着在一家师范学校上课。于是她给加缪发了一份电报,催促他早日返回阿尔及利亚,但为时已晚。后来他们听说加缪要坐的那艘船半路上被维希巡逻部队拦截并被护送回了马赛。

身无分文,冬天将至,不难想象加缪当时是怎样的心情。失望伴随着对家人命运的焦虑,因为他认为德国人将会轰炸已经成为首要目标的阿尔及尔。在这种个人的焦虑中,第一次出现了一种对国家的强烈情感;而这样的情感,全然源于德国军队的侵略。

其时,清晨的勒帕奈利耶已经披满了白霜。他坐在两条小溪交汇之处、状如船首的土墩上写道:

我在这无动于衷的国度里继续这个静止的航程。不亚于冬天带给那些过于热烈的心灵的整个自然和这白色的宁静——为的是熨平这颗被苦涩的爱情所吞噬的心灵……

肺呀,安静下来吧!吸足这苍白冰冷的空气,它是你的食粮。平息下来。再也不要强迫我倾听你缓慢的腐烂声——让我最终转向……

《加缪传》,[美] 赫伯特·R.洛特曼/著,肖云上 陈良明 钱培鑫/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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