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作为明清两朝的皇宫，总建筑15万平方米，内有宫殿70多座，房屋 9000余间，上至皇帝后妃下至太监宫女有上万人生活在紫禁城之内，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家”。
在明清两朝，皇宫失火时有发生：明正德四年（1509年）文渊阁失火，烧毁大量书籍；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太和殿起火，因“灾出非常”康熙皇帝颁诏天下；雍正三年（1725年）吏部文选司起火，吏部所有档案被焚毁；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交泰殿起火，令太上皇乾隆和初登帝位的嘉庆深感不安……大小火患的发生加上集中分布的木结构建筑群，“火患”甚至成为皇帝们的“心腹之患”，而乾清宫、太和殿等与皇权关系密切的殿宇起火，会被认为是“上天示警”，影响国运。因此，防火、戒火工作成为禁城安全的重中之重。
交泰殿及藻井“意念”上的防火
意念上的防火蕴含着人们以水克火的美好愿景。中国古代的五行观念，讲究吉利和风水，通过供神、文字取词、建筑颜色、建筑配件的设计来表达防火的寓意，给人以心理慰藉。在御花园里有一座中轴线上的宗教性建筑——钦安殿，殿内供奉的是道教中的北方神玄天上帝，又称真武大帝。在五行中，北方神属水，供奉真武大帝正是为了使紫禁城内的建筑免遭火灾。明嘉靖时期，宫中发生火灾，为此嘉靖皇帝在此供奉真武大帝并在钦安殿正门题写“天一之门”四字。清代皇帝虽笃信喇嘛教，但并未因此取消供奉真武大帝，而是将这一传统延续下来，每逢道教大祭日，都会安设香案，皇帝亲往拈香行礼，祈求水神保佑。
古人一般将着火不直接呼为“着火”，要说“走水”，从五行上来说，水能克火，用水来压制火，讨个口头吉利，而且着火本来就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情，“着火”、“着火”的呼喊不停更是火上浇油，不如走水——“让水走到失火的地方去”提醒众人救火的效果好。
钦安殿内景
钦安殿为了避火，古人给建筑起带水的名字，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乾隆皇帝在全国为精心修纂的《四库全书》修建七座藏书楼，其中六座楼的命名都与水有关，它们是：紫禁城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沈阳的文溯阁、杭州的文澜阁、扬州的文汇阁。而第七座没有“水”的文宗阁是因坐落在镇江的金山之上紧邻大江，并不缺水。可见，就连皇帝为了保护古籍也是费了一番心思的。
放眼紫禁城在一片红、黄的庄严之中怎么混进了绿、黑二色？这座略显“突兀”的建筑就是上文提到的文渊阁。作为皇宫内的藏书楼，文渊阁以黑色琉璃瓦为顶，绿色琉璃瓦剪边，这是因为在五行中黑色主水，以水压火，保证藏书安全。文渊阁在建筑设计上是一座重檐硬山顶、砖木结构、六开间的二层小楼：楼下六间一字排开，分别加以隔断；楼上西侧为楼梯间，东侧一小间空置不用，居中三大间合而为一。实际上是楼下六间，楼上一大间的建筑格局，这种格局体现的正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建筑寓意。即使如此，文渊阁也没有逃脱被火的命运，明英宗正统四年（1449年）“北内大火，文渊阁内所藏之书悉为灰烬”，武宗正德四年文渊阁又发生一次火灾。
文渊阁说到五行，建筑上的门道更多。紫禁城里殿宇屋顶两端有琉璃吻兽，张口吞脊，这种吞脊兽叫鸱吻，也叫螭吻、鸱尾。相传鸱吻是龙的第九子，喜欢在险要之处四处远眺，口阔噪粗，喜欢吞火，属水性。相传在汉代的时候多有火灾发生，越巫建议制作海中能激浪降雨的鱼尾置于屋脊，可镇火灾，这便是关于鸱吻的最早传说。因鸱吻具有防火、镇宅的功能，在紫禁城的宫殿屋顶能看到鸱吻也就不足为奇了。
紫禁城内重要宫殿的室内顶棚向上隆起，天花板局部升高，八角形内有一圆形，如倒扣井的形状，这种建筑装饰叫做藻井。太和殿的藻井最为华丽，井口四周雕有16条小龙， 在藻井中央有一条腾云飞升之龙，口衔一枚宝珠，宝珠能转动，藻井下方则是皇帝的宝座。而在万春亭，因屋顶是圆形，藻井则直接做成圆形。藻井早在汉代就已出现在宫殿里，《风俗通》载“今殿作天井。井者，东并（星宿）之像也；藻，水中之物，取以压火灾也。”可见，这种精巧复杂的藻井不仅可以衬托出宫殿的雍容华贵、威严雄伟，还寄托着古人防火安宅的美好心愿。
防火墙与隔火门的设置
如果说供奉的神明、“走水”的说法、鸱吻、藻井的设计是源于人们防火安宅的美好心愿，那么紫禁城建筑诸多的防火构造则是为了避火的精心设计了。
防火墙与隔火门的设置。紫禁城内建筑密集，一旦起火火势蔓延必定烧毁大量房屋，防火墙、隔火门正为此而设。防火墙，即防火分割墙，通常就是传统院落中的院墙。在紫禁城里防火墙得到广泛运用。紫禁城的建筑布局以庭院为单位，院落与院落之间隔以院墙，院墙之间形成众多夹道，一方面便于交通，一方面有助于防火。在房屋后檐所建的檐墙，墙下部为细砖，墙身内里砌砖，顶部一直砌到柁枋以下，表面抹灰泥并刷浆。檐墙从地面一直砌到屋檐下与屋檐相连，不开设门窗，以防止火势蔓延。在乾清宫和坤宁宫两侧是连檐通脊的庑房，各设防火墙一道。该墙长7.7米，厚1.6米，隔火墙看起来与庑房并无差异，但细看一下，它的粱枋和斗拱等构件都采用了石材，这样没有破坏原有建筑的外观，又可起到有效阻挡火势的作用。保存帝后銮驾仪仗的仓库銮仪卫仓库，因銮驾仪仗多为易燃的丝、布、棉、木等材质防火要求尤其高。銮仪卫仓库每隔七间房屋就要空出一间，空出的房屋从外部看是一间无门无窗的房屋，内部却用三合土填实一直填至房顶，这间房屋便成为一堵5米厚的隔火墙，当建筑着火时，飞散的火星不会随着气流进入其他房间，引发更大的火灾。
与防火墙一样，隔火门也起到隔断火势的作用。乐寿堂坐落于宁寿宫，在与东侧的寻沿书屋之间有一段短廊相连，廊下之门则为石制，与木制石门外观相同，一旦起火关起石门可以阻隔火势，且不影响往来通行。
灭火设施和“消防队员”
人们对火灾的态度，防是第一位的，而一旦起火，设置灭火设施是降低火灾损失的重要方式之一。
禁城引水。
在紫禁城里内河、水池、水井、水缸并不少见，这些设计除了出于风水、生活、观赏等多方面需求，基于防火、灭火之用也是其设置的重要原因。《日下旧闻考》记载：白虎水为玉河，出玉泉山，径大内，出都城，注通惠河。”这条从玉泉山引来的河就是紫禁城里的内金水河，河水从紫禁城西北角流入，向南经过武英殿，穿过太和门，绕过文华殿、文渊阁，再从紫禁城东南角流入护城河，内金水河弯弯曲曲迂回流经禁城内部，就是为了能及时获得灭火水源。明朝天启年间，武英殿西油漆作发生火灾，正是此河的水解了燃眉之急。正如《酌中志》载“非为鱼泳在藻以资游赏，亦非故为曲折以耗物料，恐意外回禄之变，此河实可赖”。
内金水河紫禁城里的水井最广为人知的就是顺贞门内的珍妃井。光绪皇帝的妃子珍妃，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时，被慈禧推下井，这也是珍妃井的得名缘由。在紫禁城里每个宫殿的院落、门边都掘有水井，除了用于日常生活，一旦发生火灾也可就近取水。此外，紫禁城里御花园、慈宁宫等宫苑筑有池塘，除观鱼玩赏之用，在紧急情况下池水也可用来灭火救急。
吉祥缸。
明清时期紫禁城内遍布水缸，用以灭火，因忌讳水、火二字，便称其为“吉祥缸”、“太平缸”据《清会典》记载，清代皇宫内共有吉祥缸308口，根据各宫殿防火需求设置大小规格和数量。为保证水缸能够发挥作用，每天有专人负责挑水，保证水缸满水。夏季要确保水质干净，冬季为防止缸内水冻结，要给水缸加盖，缸外围以棉外套，到了寒冬季节每口缸下设置炭炉，为缸内的水加温，昼夜不息。直到今天我们漫步故宫仍可看到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吉祥缸，只是观赏功能取代了它的防火功能。
吉祥缸
激桶。
早在清顺治年间激桶就已出现，它是一种人力操作的喷水灭火设备。利用杠杆和活塞原理，通过一提一压，将水桶内的水喷射出去，达到灭火的效果。自雍正五年起，清宫内遍设激桶，据《国朝宫史》记载：乾清宫等处安设激桶56架，慈宁宫等处安设激桶10架。激桶有专门的激桶单遮盖，每年将盖布染新，每五年将损坏的盖布统一更换。由于宫中激桶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灭火效果。此后激桶便在圆明园、热河行宫、皇陵等处推广开来。因激桶在灭火中的关键效能，宫廷对激桶的管理使用也是十分严格。首先，激桶储存有专门的库房，放置在激桶器具房内；第二，对激桶的数量要定期核查，细致到每个佐领名下，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记载，在嘉庆二十二年详细核查了内务府三旗的激桶数量：正白旗景运门倭楞额佐领下2架……三旗佐领管领下共存贮激桶130架，被各处占用激桶13架，记录不可谓不详；第三，定期派专人对激桶情况进行查验，如咸丰八年派出“景运门等处激桶郎中” 宝善对所负责景运门激桶进行检查，发现有四架激桶内有水屉水门铜管嘴子焊缝均有开裂损坏，鹅脖螺丝损坏不全，锡里脱落并有铜锡铁器并存、以及木箱破烂不堪用等情形。宝善将激桶破损情形描述并核算修理银两一并报送。
档案图来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鸦片战争后，西方消防装备开始进入中国。光绪十三年（1881年）后，清政府购置了洋车式水龙，简称“洋龙”，装有轮盘推动，用人工腕力出水，后发展至马达发动出水。
水龙
为有效保护宫禁免于火灾，防火制度、防火灭火的队伍可是必不可少。
明代实行“火政”制度，建立“火兵”队伍和义务消防组织“火灶”。设置水缸、麻搭、火钩，组织人员，往来巡视，遇火则击拆报警并用配备的瓮、水桶等器具救火。
到了清代，为了有效防火灭火，清廷建立了专门的灭火队伍——八旗火班。火班人员选自步军统领衙门等处年轻力壮、技艺高超的官兵。这些官兵不仅负责宫禁防火灭火之责，还要担负起各旗在京内驻地的防火救火任务。为保证救火效率，当值的火班官兵要将失火点附近街道中的行人疏散，以保证道路畅通、顺利汲水还可保障失火之处不会发生趁乱行窃的问题，这样的救火思路和现代消防中某些原则不谋而合。
此外还制定了《火班章程》[嘉庆十九年（1814年）制定了《紫禁城内及圆明园火班章程》。光绪十四年（1888年），因贞度门发生火灾，光绪皇帝下旨要求对火班进行认真整顿，故内务府重新修订了《火班章程》。]从内务府挑选出200名精壮的苏拉分两班充当激桶兵，每晚宿值激桶兵操演激桶一次，确保激桶使用技艺娴熟。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乾隆皇帝发布上谕“嗣后宫内等处倘遇有火烛之事，总管等即行开门，放外边王公大臣进内扑救”，明确规定大臣和京内八旗官兵有入宫救火之责。事实上，宫门洞开，放入宫外之人救火仍有一定风险，文章开头提到的嘉庆二年十二月乾清宫交泰殿大火，虽被前来救火的大臣和官兵的共同扑灭，竟“有一汉军披甲，在内潜藏两日”，因此一般的火患宫内能自行扑灭便不放宫外人进宫。
嘉庆二十四年，因文颖馆堂中间旧有煤炉灰砖脱落，使炉内火焰透出延烧书柜内废纸起火。直接责任是厨役李海元，因此李被交到刑部治罪。文颖馆总裁官曹振镛、戴联奎因管理疏漏、未能事先防范分别被交部议处；收掌官文路未按规定例值宿被革职。严厉追究责任人，对防火不严、酿成火灾、扑救不及时的相关人员施以惩戒，也不失为皇帝时刻提醒宫中众人悉心防火的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