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威尔逊
爱德华·威尔逊的著作2021年12月26日，被誉为“社会生物学之父”的著名的生物学家、博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在美国马塞诸塞州的与世长辞，享年92岁。
爱德华·威尔逊被公认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科学家和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与麦克阿瑟共同提出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为保护生物学提供了核心的理论基础。他开创了社会生物学这一全新的领域，在社会各界激起强烈反响，影响了进化生物学、遗传学、人类学等学科，衍伸出“演化心理学”等其他分支。他从16岁起就致力于研究蚂蚁，成为世界顶级的蚁类专家。
他还是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前驱和倡导者，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一生写作了30多本书，其中《论人性》(On Human Nature)和《蚂蚁》(The Ants)分别在1979年和1991年获得普利策奖。
他曾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150多个享有盛誉的奖项和奖章，是30多个世界知名和享有盛誉的组织、学院和机构的荣誉会员……
1929年6月10日，爱德华·威尔逊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海滨小镇莫比尔出生。在天堂海滩的沙滩上，当7岁的威尔逊低头凝视着一只大西洋刺水母时，他从这只水母繁复的结构里感受到了海洋王国里的神秘与邪恶。这一幕在威尔逊的有生之年里念念不忘，去天堂海滩寻找各种奇妙的生物，成了他童年里最愉快的“探险”。
如果说天堂海滩的水母是威尔逊成为博物学家的起点的话，那么在天堂海滩遇到的另一个意外可以说决定了威尔逊的研究类型。
那一天，威尔逊在钓鱼时不慎被飞起的鱼撞脸，尖刺扎入了右眼的瞳孔，此后，他便失去了这只眼的视力。由于遗传的原因，他的听力也不佳，无法识别鸟类和蛙类的叫声。幸运的是，他的右眼在此后余生都保持了2.0的视力，近距离观察物体比一般人更加敏锐，种种原因，让他选择了小小的昆虫作为终身研究的类群。
10岁时威尔逊跟随父亲和继母举家迁往华盛顿，在家附近就有可以免费进入的世界级的动物和博物馆。
少年威尔逊常常在这些地方一逛就是好几个钟头，博物馆里的标本，动物园里的动物，都在他心里埋下了想成为生物学家的种子。两年后，12岁时威尔逊随着家人回到莫比尔，那一年，美国加入二战，威尔逊成为一个儿童工作狂，先是送报纸，后又加入了童军，再往后做起了小博物老师，还做过餐厅的服务生，快餐厅的帮厨……这些经历，让威尔逊迅速成长为一名坚毅的少年。
工作之余，威尔逊把所有时间都献给了大自然，开展各种自然观察和研究，立志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不用再做那些乏味重复的工作。
16岁的威尔逊决定开始研究阿拉巴马州的蚂蚁，他与蚂蚁专家史密斯取得联系，从他那里获得了支持和参考文献，坚定了他要成为科学家的理想。然而，要成为科学家，首先要上大学。但是他家里的经济条件负担不起上大学的学费，他又想到了参军，通过参军在退伍之后享受上大学的免费资助。但因为右眼失明，他在体检阶段就被拒之门外，在失落之余，威尔逊发誓一定要想办法上大学，成为顶尖的科学家。
1946年，威尔逊终于如愿进入阿拉巴马大学学习。这所大学入学资格宽松，学杂费标准低廉，威尔逊通过三年修完全部课程取得科学学士学位。
在大学里，威尔逊遇到了热爱博物学的指导老师、蝴蝶专家查莫克，有了一帮热爱博物学的同好，一起调查当地包括蚂蚁在内的各种生物。
他发现，在当地造成极⼤危害的外来种火蚁与普通的火蚁并不一样，结合那段时期对阿拉巴马州火蚁的研究，他撰写了一篇长达53⻚的研究报告提交给了环境保护办公室。
后来，这种火蚁被学者命名为入侵红火蚁，也就是现在在我国和很多国家都成灾的红火蚁。这份报告为后来的红火蚁防治提供了珍贵的基础资料。
这件事给威尔逊带来了极大的成就感，他意识到，自己在童年和少年时期那些零零碎碎的昆虫研究竟然可以造福大众。
1951年，威尔逊在良师益友的推荐下进入哈佛大学读博。哈佛大学在昆虫学研究领域有深远的传统，还有全世界最丰富的蚂蚁标本收藏，是威尔逊开展蚂蚁研究的最佳选择。
威尔逊在哈佛读完博士后留在哈佛担任助理教授，之后又获得了佛罗里达大学、密歇根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名校的终身教职邀请。最终，哈佛大学也用终身教授教职留他，他选择了在哈佛开展研究和教学工作直至退休，那一年，他仅29岁。
威尔逊当时在哈佛的研究主要是蚂蚁的分类学和生态学，这是一项很基础的研究工作，就像编字典，你必须先弄清楚有哪些种类，这些种类有什么特点。蚂蚁是昆虫里多样性极高的一个类群。
因为做研究需要，威尔逊去了从小就向往的热带地区进行科学考察，开始了环球之旅，足迹遍布几大洲的热带雨林。
当时，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沃森也在哈佛与威尔逊担任同样的工作。他比威尔逊大一岁，因为分子生物学在当时非常前沿、如日中天（现在的地位也是如此）。沃森时常对威尔逊在内的基础生物学研究学者，表示出轻蔑的态度，认为分子生物学将替代传统生物学。威尔逊将其称之为“见过的人里最讨厌的家伙”。
但是，威尔逊也对沃森的能力和成就表示了极大肯定。分子生物学革命引发了哈佛对生物系未来的思考，派生出后来的宏观生物学与进化生物学等学科
1961年，威尔逊结识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助理教授麦克阿瑟，这位博物学家为整合种群生物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两人计划合著一本种群生物学著作，后来又把目标锁定在了生物地理学。
1967年，两人合著的《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出版，在种群生物学的基础上整合了生物地理学和生态学的内容，获得了学界的一致好评，成为进化生物学、保护生物学的重要的参考资料。
《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在当时，全球物种的自然栖息地已经开始遭遇极大的人为破坏，面积不断缩小和碎片化，自然保护区便成为了其中的“岛”。
岛屿生物地理学，最初是研究影响岛屿物种丰富度的因素，后来又扩大到在任何生境中成为“岛”的自然保护区，以及非生态系统下包围的生态系统，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指导。
此后，威尔逊将研究重心转向了对社会生物学的探索。这一火花源自1953年被誉为“现代动物行为学之父”的科学家劳伦兹和动物行为学家廷贝亨造访哈佛，他们发表的演讲，让威尔逊大受震撼和启发。
之后，威尔逊对自己喜欢的蚂蚁进行了一系列行为学研究。
蚂蚁是一类群居在一起的社会性昆虫，在研究蚂蚁的过程中，威尔逊萌生了将种群生物学、动物行为学和进化生物学整合为社会生物学的想法。
1971年，威尔逊出版了《昆虫的社会》。书中详述了对社会性昆虫的观察，在末章透露了对社会生物学的设想和愿景。在此后的三年里，威尔逊将研究扩大到了脊椎动物，搜集整理各种与动物社会相关的研究进行整合分析，并在1975年出版了《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
《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但他没有想到，书出版后掀起了腥风血雨。
社会生物学，顾名思义，横跨社会学和生物学两门学科。对于生物学界来说，这本书受到了一致好评，因为它丰富了生物学的内涵，扩大了生物学的研究对象。而对于社会学界来说，这似乎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挑衅的原因在于，这本书的最后写了一个非常容易踩雷的研究对象，那就是人。
一旦涉及到人，社会生物学就演变成了一场针对人类的大讨论。
在这一点上，威尔逊是一个耿直的死理科生，他并未觉得在一本研究动物的书里提到人有何不妥，并且认为，讨论社会生物学不能规避讨论“人”。
写人的部分踩到的一个大雷点就是“基因决定论”。威尔逊认为，虽然人具有自由意志和选择权，但是在心理发展方面仍然不能摆脱基因本身的影响。他推测，人类的基因组中可能存在某些影响攻击性、利他行为以及其他种种行为的基因，这些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塑造了人性。
反对者认为，这样的理论是为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开道，在生物学上寻求支持这些偏见的理论基础，质疑威尔逊怀有不良的政治动机。
1978年，威尔逊在发表关于社会生物学的公开演讲时，遭遇国际反种族歧视委员会成员的示威，被一位女孩当众泼了一桶水。
有记者采访时问他，您日常生活中很礼貌很有亲和力，为啥像个避雷针一样四处招黑？他回答，因为我更喜欢原创的观点，而不是取悦于人的观点。
反对的声浪里，还有著名遗传学家路翁亭和古生物学家古尔德。他们否认基因遗传在人类社会中起到的作用，同样认为决定论是利用生物学的必然性，来捍卫现存的社会等级，加固歧视和特权。
这些激烈的反对并没有使威尔逊退缩，他也在反思自己是否应该把人纳入社会生物学的研究，继而又想是否应该把文化这一因素纳入人类社会生物学进行分析。因为人类的社会行为由文化传递，文化植根于大脑，大脑又是生物进化和遗传的产物。若能找到基因进化与文化进化的关系，或许能说服反对者。
以《自私的基因》一书闻名于世界的著名生物学家道金斯，是威尔逊社会生物学的支持者。
《自私的基因》这本书名字起得颇有误导性。实际上，“自私”的内核里，包裹的是“无私”和“利他”。相比于道金斯，威尔逊的理论显得更成熟一些，他认为，自然选择是可以作用在群体上的。
一个群体内部，自私者更容易成功，但是群与群之间的竞争力，利他者组成的群更可能获胜。
人类里的一些群体，会使其他群体改变观念，从敌人变成盟友，这个趋势是受群体选择偏爱的。实际上，在威尔逊的多部著作里，他都在强调人类“利他”和“合作”的一面，认为这是人类未来的大势所趋。
在这个时期，他也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希望用更多学科的思维来拓展社会生物学研究。1978年他著成了新作《论人性》，这本书在次年获得普利策奖。
1979年，英国生态学家迈尔斯发表了有关热带雨林毁灭速率的报告，引起全世界生态保护学家的重视，也成为威尔逊投身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的催化剂。
爱德华·威尔逊那年在密苏里植物园园长雷文的主持下成立国家研究委员会，专门研究热带森林破坏和物种多样性消失问题，科学顾问成员除了威尔逊还有《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进化生物学家戴蒙德、保护生物学家洛夫乔伊以及热带生态学家詹曾等在学界响当当的名人。
此后，威尔逊又担任了WWF的科学顾问，到处发文和演讲呼吁保护生态系统。1985年，他发表了文章《生物多样性的危机——科学面对的挑战》，引起广泛关注。
次年，美国国家科学院与史密森学会在华盛顿举办生物多样性国家论坛，论坛首次使用了“生物多样性”这个新概念，威尔逊作为论坛成员，编辑整理了会议论文集《生物多样性》（中译本《缤纷的生命》）。
这本书后来成为国家学术出版社有史以来最畅销的著作，也将“生物多样性”这个名词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2002年，他出版了著作《生命的未来》，他书里，他告诉读者，在各种绝境之地都生存着我们还未曾全部认知的生命体，多样性超乎人的想象。然而，自人类出现开始，大自然的承载能力就遭受了极大的挑战。
第六次大灭绝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每一分每一秒，影响的不仅是物种，也是我们人类自己。人类必须寻找到可行的路径来走出困境。
正是出于对生命的热爱，威尔逊富有建设性地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观点，告诉人们从建立自己的环境伦理道德开始，统合长远的目标，从个人到政府到NGO甚至可以争取宗教界的参与，用各种抢救环境的方案来给生命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捍卫一个完整而美丽的生命星球。
退休后的威尔逊依然笔耕不辍，积极思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人类的未来。2016年，87岁高龄的威尔逊出版了新作《半个地球》，提出人类应该在未来几十年内为其他物种留出包括陆地和海洋在内的半个地球的空间，这样就可以保护世界上大约 85% 的物种，为人类与地球建立长期可持续的关系。
《半个地球》2019年，90岁的威尔逊又出版了《创世记》，这本小书里延续了社会生物学的部分理论，指出是利他行为促成了演化史上的重大转变，使生命从原核生物逐渐演化成今天纷繁复杂的形态。
在38亿年的演化史中，群体选择与个体选择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真社会性，并不来自“自私的基因”理论中的亲缘选择，群体选择产生的利他主义，才是塑造真社会性的关键。在群体选择的基础上，人类逐渐演化出复杂的社会和灿烂的文化。
威尔逊始终相信，跨领域的工作是知识领域中最重要的活动，在《给年轻科学家的信》中，威尔逊这样写道：“科学的基础力量，不仅来自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等单一学科内部的关联，也来自这些基础学科之间的关联。科学并不会夺走包括艺术创作在内的各种人文学科的精髓，恰恰相反，科学可以提供一些方法来增添人文学科的内涵。科学方法一直比宗教信仰更能贴切地解释人类的起源和意义。身为科学家，你对任何未知的现象都要持有开放的态度，但是千万别忘记，你的专业是探索现实世界，不能带成见，不能有偶像，唯一可接受的是经得起检验的真理。”
回顾威尔逊的一生，生命的厚度和广度都让人望尘莫及。E·O·威尔逊生物多样性基金会主席大卫·普伦德表示：“他是一位真正的有远见的人，具有独特的激励能力。他可能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表达了人类的意义，影响力延伸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基金会的CEO保拉·埃利希则将威尔逊描述为“无情的思想综合者”，称其“勇敢的科学聚焦和富有诗意的声音，改变了我们了解自己和地球的方式”。
这几日，很多媒体的纪念文章将威尔逊称为“21世纪的达尔文”，笔者倒认为大可不必。
威尔逊与达尔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博物学家：达尔文的研究之广之深、改变时代的意义是威尔逊达不到的，威尔逊的跨界思维、学科整合能力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贡献也是达尔文所没有的。
威尔逊就是他自己，一个璀璨的、独一无二的个体。
（本文作者三蝶纪系科普作家，著有《酷虫成长记》《常见海滨动物识别手册》，沉迷观察记录生物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