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法国总统大选举行第一轮投票，现任总统马克龙和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RN）候选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分别得到27.84%和23.15%的选票，淘汰其余对手，闯入第二轮投票。正如许多观察人士所预言的，2022年大选重演了2017年的版本。
首轮投票结果出炉后，各党派总统候选人先后表态。不出所料，政治版图迅速分化为两大阵营：左翼的社会党（PS）、绿党（EELV）、法共（PCF）和“不屈法兰西”（LFI），以及中右翼的共和党（LR）候选人均呼吁不要给极右翼投票——事实上等同于支持马克龙；而两个极右派小党“收复失地”（Reconquête！）和“法国屹立”（Debout La France）的候选人则为勒庞背书。继2002年和2017年之后，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再次出现“共和阵线”对决极右派的图景。
然而，这种“重演”在很大程度上只具有表面的相似性，在同样的人物、类似的话语之外，整场较量的国内和国际背景，已经和五年前有了极大不同：法国在经历了“黄马甲”和反退休改革风潮之后，刚刚从旷日持久的新冠疫情危机中初步复苏，又迎面遭遇俄乌战争的冲击，更糟的是，这场战争让此前已经蔓延全欧的通胀浪潮雪上加霜，导致民众购买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水……而这一切，都是五年前踌躇满志角逐爱丽舍宫的马克龙和勒庞所未曾预料到的。
更深层的一个变化是，继中左翼的社会党在2017年大选中大比分“掉队”之后，此次投票中，中右翼的共和党以一场令人瞠目的惨败，走上了同样的道路。由此，自1958年第五共和建立以来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时隔五年先后出局，让位于新的权力平衡关系。传统政党体系土崩瓦解，“旧两党”让位于“新两党”，这或许是此次大选首轮投票最值得密切关注的方面。
马克龙“聚旗效应”的消散
时钟回拨到3月初，马克龙的连任之路看上去一片光明。
当时，马克龙追求连任的决心早已显而易见，虽然正式参选表态“千呼万唤不出来”，竞选步调明显落后于对手，但随着宪法委员会报名窗口于3月4日关闭，马克龙于此前一天发表公开信，正式宣布参选，这个虚假的“悬念”也不复存在。
而在此之际，由于俄乌战争震动全欧，法国大选民调显示出鲜明的“聚旗效应”（发生重大安全危机时，执政者在短期内会获得民意高支持度），马克龙的民意支持率强势走高。
2022年4月11日，马克龙在确认进入第二轮投票后向支持者致意根据民调BVA所公布的大选得票率，在正式宣布参选前夕，马克龙的首轮得票意向便已经从此前徘徊在24-25%的水平攀升到29%，而两名传统上亲俄的极右翼候选人都明显下挫；在Ispos-Sopra Steria民调中，马克龙的得分更突破三成，达到30.5%，《费加罗报》3月初的民调也验证了同样的趋势：马克龙的民意认同指数（并非得票率）大幅上升6个百分点，达到45%，这是在他2017年刚刚上任（57%）以来的最高水准。
2015年11月巴黎发生恐袭后，时任总统奥朗德的民意指数也曾大幅上扬，但对奥朗德来说不幸的是，总统大选要到一年半之后才姗姗迟来，这次事件造成的“聚旗效应”早已烟消云散，相反，法国随后频频遭受恐袭，却造成了“钝刀割肉”的效果，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等社会经济因素叠加在一起，对民心士气造成严重打击，最终导致奥朗德的民意支持率滑至历史低点，他最终黯然宣布放弃寻求连任。
虽然看上去处于比奥朗德更有利的时机，但在最后一个月的冲刺阶段中，马克龙的这种“聚旗效应”却显示出迅速消散的势头：4月8日的Elabo民调显示：马克龙仅以一个百分点的极其微弱优势领先于勒庞（26%对25%）；Ipsos民调则稍微乐观一点，马克龙仍然维持四个百分点的优势（26.5%对22.5%），即便如此，二人之间的差距也已经大大缩小，这给大选首轮投票增加了新的悬念。
近期的失分之处，亦是远期的警钟
“聚旗效应”无疑有非理性色彩，但并不是无条件的，它对在任执政者的利好后果，要放在具体情境中来考察。而在最后这短短一个月时间里，马克龙一度面临的大好形势迅速消散，同样是多个因素聚合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这些因素不是短期偶然现象，它们已经给马克龙的下一任期（如果不出意外顺利连任的话）敲响了警钟。
1、对俄策略未能奏效
马克龙或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首轮投票前的竞选窗口（只举办了一场大型集会和若干地方层面的走访拉票，同时拒绝了电视公开辩论），其主要理由之一，是需要集中时间和精力来处理俄乌战争对法国和欧洲的冲击。按照马克龙团队的设想（据称是总统府秘书长科勒操盘选战策略），这其中不乏“以外交促内政”的考量：法国作为上半年欧盟轮值主席国，如果马克龙能够代表欧盟在对俄斡旋上取得突破，不仅可以作为此次轮值主席国的重大成绩，而且也有助于拉高马克龙在国内大选中的民意，在避免与竞选对手缠斗的同时，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然而，这种“隔山打牛”的策略固然可能奏效（政治对手亦指责其借乌克兰局势渔利），但同时也是一招险棋，它至少产生了两个附带效果。
其一是无形中给了普京以潜在的发言权，俄乌战争走向是否能够符合马克龙阵营的预期，决定权在俄而不在法；马克龙多次同普京通话，却劳而无功，反而增加了舆论对前者能力和策略的怀疑；而“布查事件”在震动欧洲舆论的同时，进一步凸显出马克龙的无能为力，甚至在大选前还引发了波兰总理对法国策略的公开质疑以及两国高层的口水战。
事实上，从宏观视角推断恐怕不难发现，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利用欧洲各国内部政情，以信息战方式营造对己有利局面，法国大选更是其重点关注目标。在2017年大选中，俄罗斯就曾被揭破利用媒体工具、为持亲俄立场的右翼候选人菲永（François Fillon）大打信息战。而在当下俄乌战争的紧要关头，俄罗斯更不会促成马克龙的外交功绩、来为其选举送上大礼。更何况，如果马克龙代表欧洲的外交斡旋能够奏效，将不仅有助于国内选情，更夯实了他在“后默克尔时代”的“欧洲共主”地位，这是普京所绝不能接受的局面。
其二是乌克兰战事短期之内看不到终点，而欧洲对俄制裁措施，加剧了原本就已经创下历史记录的通货膨胀，这激化了在法国大选中原本就已经成为焦点的购买力问题，也成就了勒庞的竞选策略，成了打在马克龙阵营后脑勺上的回旋镖。
此前已经有舆论提醒，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同仇敌忾并不是没有成本的：普通民众出于一时义愤而在口头上声援乌克兰不难，但真正的问题是他们是否愿意长期忍受更加高昂的生活成本，以换取俄罗斯的退让和战事早日终结。目前看来，无论是出于道义还是“政治正确”，媒体和选民中很少有声音公开反悔支持乌克兰，但事关大选，选民却拐个弯把怨气发泄在购买力问题上，尤其是能源和燃油价格高企，和当初“黄马甲”运动爆发的背景遥相呼应，也成为一个不祥信号。
2、纲领右倾且缺乏新意
由于前期刻意蓄势、后期又受到外交事务冲击，马克龙在匆忙之间并没有推出什么具有新意、令人印象深刻的竞选方案，这和他在2017年大选之前形成了鲜明对照（当时他发表了雄心勃勃的《革命》一书来全面阐述纲领），现有方案包括：将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提高此前无偿发放的积极互助收入津贴（RSA，相当于低保）的领取条件，收紧外国人居留，减轻遗产税，取消视听税，增加教师工资，扩大免税、免社保分摊金的奖金额度，议会部分席位引入比例代表制，兴建更多核电站等。
共和党候选人佩克雷斯在第一轮投票结束后向支持者发表讲话和2017年相比，马克龙此次的竞选纲领显得全面“右倾”，和共和党候选人佩克雷斯（Valérie Pécresse）的纲领高度重合，这甚至引发了共和党阵营对于马克龙“抄袭”的指控。尤其是，在选战的最后关头，马克龙抛出的主要诉求之一是“推迟退休年龄”，这固然有社会学和经济学上的理据，也和整个欧洲的总体趋向合拍，但推迟退休年龄并不是一个适当的正向动员议题，因为它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不过是民众的默默服从，而绝不会强烈支持，相反，它却可能在反对者阵营中激起强烈反弹。正是这种反弹（同时让人回想起当初声势浩大的反退休改革示威），拉低了马克龙在最后关头的民意。
不过，马克龙及其竞选团队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首轮投票之后，竞选团队已经对外放话称，将重新审视竞选纲领，纳入更多环保议题等体现左派诉求的内容。当然，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做这种表态，不免有笼络左派人心的功利嫌疑。
3、“麦肯锡事件”
3月17日，法国参议院下设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公布报告（值得一提的是，该委员会几乎全部由反对党成员组成，报告人来自法共），警告私营咨询公司在公共政策上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根据这份报告，政府各部的咨询费用从2018年的3.791亿欧元飙升到2021年的8.939亿欧元，咨询公司已经涉足到公共政策的各个重大领域，其中包括新冠疫苗接种和退休改革等具有相当争议性的议题。
该报告还警告，政府借助私营咨询公司进行施政，可能会产生利益冲突问题，此外咨询公司通过避税手段来为自身额外谋利，以麦肯锡公司为例，该公司2020年在法国的子公司营业额达到3.29亿欧元（其中5%的业务来自公共部门），却通过母公司与子公司的避税操作，在2011-2020年间没有缴纳任何公司税。由此，尽管麦肯锡在8.939亿欧元咨询业务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却因为避税指控而成了此次危机的代名词。
在通胀高企、民生艰困的当下，“公私不分”和“避税”两桩指控，再次触动了民众的敏感神经，似乎更加坐实了反对者眼中马克龙的“富人总统”标签，例如梅郎雄在竞选中就竭力打“麦肯锡牌”，严厉抨击“自由主义者”马克龙，声称如果他当选总统，绝不会把公共部门能做的事交给私营机构去做。
对于欧洲邻国而言，法国大选中的这场风波或许会引发“友邦惊诧”，因为公共权力诉诸于私营公司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许多国家在这方面的开销要比法国大得多。根据欧洲管理咨询协会（FEACO）的数据，2020年德国政府向“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德勤、普华永道、安永和毕马威）支付的服务费达12亿欧元，英国政府此类开销超过25亿英镑，荷兰政府更高达近20亿欧元。
但法国不一样的是，自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以来，法国的行政体系确立起根深蒂固的“公共服务”观念，随之而来的是公私领域泾渭分明以及在公务领域中对私营机构的提防和排斥。公营企业的私有化，乃是高度危险的雷区（例如马克龙在经济部长任上批准美国通用公司收购法国阿尔斯通公司能源部门，导致他至今仍受诟病），这对于马克龙未来五年任期内更加倾向于自由化、市场化的改革构想来说，无疑是一种结构性的阻力。
左右传统大党的历史性惨败
此次选举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结构性现象，不是马克龙和勒庞再度进入大选第二轮，而是长期作为第五共和支柱的两大政党——社会党和共和党——陷于前所未有的低迷局面，甚至濒临崩溃。
处于中左阵营的社会党诞生于1905年（当时名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自第五共和建立起就扮演最大在野党的角色，到密特朗时代一跃成为执政党，再到奥朗德时代二度执政，虽然“家底”不如长期执政的中右派对手雄厚，但作为传统政党体系一大支柱的资格，却难以被否认。然而，近年来连续两次总统大选，却凸显出该党的生存危机。
2017年大选中，在经历奥朗德的进退失据和一系列内乱之后，该党候选人阿蒙（Benoît Hamon）首轮只获得了6.36%的得票，被淘汰出局，社会党也被敲响了边缘化的警钟。马克龙上台后，该党内部偏向“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的右翼选择同政府合作，坚持“社会主义”理念的左翼选择出走另起炉灶，社会党元气大伤。到了2022年，泛左翼阵营同样是一盘散沙，因环保理念而备受争议的巴黎市长伊达尔戈（Anne Hidalgo）代表社会党出战，民意却节节走低，长期在2%左右徘徊，最终在首轮得票中只收获了1.7%，不仅低于同属左翼阵营的绿党和法共，甚至还低于拉萨尔（Jean Lassalle）和杜邦-埃尼昂（Nicolas Dupont-Aignan）这两名“龙套型”候选人，仅高于两名持托派极左立场的“微型”候选人。连续两届大选的灾难性失败，宣告了社会党在选票版图上的彻底边缘化。
社会党候选人伊达尔戈在第一轮投票后向支持者发表讲话而在中右阵营的共和党，虽然此次得票率比老对手略高，但失败的滋味却更为苦涩。2017年该党候选人菲永因为妻子的空饷丑闻而遭受重挫，首轮投票中仅以一个多百分点的差距惜败于极右派对手（20.01%对21.3%），无缘进入次轮；今年大选中，持温和派路线的巴黎大区议会议长佩克雷斯在党内初选中击败“深右”竞争对手，虽然初期民调高达17-18%的支持率似乎俨然可以和马克龙放手一搏，但随后在选战中表现不佳，其温和派立场面临马克龙派和极右派的两面夹击，吃力而不讨好，最终只斩获了4.8%的选票，大大低于此前民调的预期，也创下了该党（及其前身）历史上的历史最差战绩。
对于社会党和共和党来说，更具有指标意义的一个失败是：此次两党双双掉下首轮得票5%的门槛线，这意味着两党此前为选战投入的开支，绝大部分将无法从国库得到报销。这将导致两党原本就承受压力的党库，将面临严峻的财政挑战。
事实上，早在数月之前，社会党内部就已经从低迷民意中预见到这种结局，有声音建议伊达尔戈退出选战，以便及时止损，但最终政治考量压倒了经济考量。2017年大选失败之后，社会党已经被迫出售了位于巴黎中心区域的党部大楼，以平衡账目赤字，如今看来需要更勒紧裤带才能渡过难关。
而共和党此番跌下5%的门槛线，更是令几乎所有观察者大跌眼镜。虽然此前佩克雷斯团队早已意识到胜选无望，但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力抗行事乖张的极右派泽穆尔（Éric Zemmour）之上，试图打一场尊严和荣誉之战。外界此前广泛认为，即便拼不过泽穆尔，佩克雷斯的得票率仍有望在7%到8%，距离5%的红线尚远，但没想到这场双重失败如此惨烈，最终结果比他们想象得更无情。
考虑到共和党的负债情况一直不乐观（同样曾于2019年出售党部大楼，筹得4600万欧元救急），因此这次失败也更雪上加霜。首轮投票次日，佩克雷斯发表声明，紧急呼吁中右阵营支持者解囊相助，不仅为了弥补此次选战的700万欧元开销，更提高到事关共和党乃至整个“共和右派”生死存亡的高度。她在声明中表示，为了这场选战，她的“个人负债”已经达到500万欧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根据此前“公共生活透明度高等理事会”公布的各候选人的名下资产，佩克雷斯以973.7万欧元高居榜首，是第二名泽穆尔的一倍还多。最富有的候选人率领执政历史最悠久的老牌执政党打了一场历史性的败仗，导致全党面临财政困境，这或许是此次大选中最无情的黑色幽默一面。
“新两党”取代“旧两党”
然而，将传统两大党的败选责任完全归咎于佩克雷斯和伊达尔戈，是不公平的。某种意义上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2017年马克龙作为中间派崛起的变革局面，至今仍在延续，这种政治版图变动，对传统两大党地盘的挤压效应仍在持续显现，个人难以力挽狂澜。
但社会党和共和党的灾难性失败，释放出一个意义重大的、同时也不乏危险的信号。
从某种程度上说，法国的政党结构长期呈现出一种“多党制为表、两党制为里”的特征，抛开二战刚结束时法共的独特分量不论，社会党和共和党扮演了第五共和治下左右两大支柱的角色，平日相互竞争（当然也不排除同其他小党的合纵连横），但在面临极右派政党挑战时可以迅速结成“共和阵线”（最典型者如2002年大选），共同捍卫民主共和制。
但在2017年大选前后，社会党陷入内乱，群龙无首，让马克龙趁势崛起，虽然他在大选第二轮中也是面对极右派、同样结成了“共和阵线”，但这已经是新玩家的新格局：“多党制为表”不变，“两党制为里”已经开始转化成马克龙为首的中间派与勒庞为首的极右派。
2022年4月11日，极右派候选人勒庞访问当地一农场并与支持者见面。马克龙的历史机遇在于，他看到了极右翼力量的兴起已然成为一个时代主题，传统的左-右对立格局，面临着整体向右移动的内在驱动力，但在法国的现实政治中，要对冲这一极端力量，执着于“社会主义”理念的社会党和执着于安全理念的共和党都难堪大任，只有将社会党右翼和共和党左翼招致麾下，重铸“中间派”，才能获得最大的民意基础与极右派分庭抗礼。如果说2017年大选中形成这种格局尚有偶然性——共和党的菲永因丑闻而惜败于极右派，否则闯入第二轮面对马克龙仍有相当胜算——那么2022年大选则进一步奠定了这种格局。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多元性竞争民主体制下“一党独大”绝不可能的情况下，极右派事实上构成了马克龙的一个“黑暗镜像”，它不可能被强力消灭，因此体制力量只能“与敌同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断有反对者指责马克龙是从权谋角度出发、放纵极右派，因为极右派进入大选第二轮，乃是对马克龙最为有利的剧本。
的确，在这场拆毁传统政党体系的战役中，马克龙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里指的并不是他真的暗通极右派，而是说来自政治光谱两端的极端力量，在客观上也扮演了夹击角色：如果没有极右阵营此次前所未有的壮大（至少从候选人数而言），以及共和党内某些“深右”势力的呼应，佩克雷斯不会遭受如此惨痛的失败；而如果没有梅郎雄以“有效投票”作为号召（将选票集中到最有希望取得突破的左翼候选人——亦即他自己——身上），并且迎合左翼选民日益激烈的不满情绪，社会党也不会刷新史上最耻辱的得票记录。
曾经轮番执政的两大主流政党，如今得票率加起来不过6.5%，各自进入历史上的至暗时刻，不过，也不应当由此低估所谓“政治家庭”概念的历史韧性。这是中左和中右阵营在面对挑战时频频诉诸的理念，却恰恰是极右阵营和马克龙阵营各自所不具备的：勒庞和泽穆尔尽管价值观接近，却不会互相视为“一家人”，而顶着卡里斯玛光环的马克龙，虽然麾下的“共和国前进党”从传统两大政党中吸纳大量精英，却并没有（似乎他本人也无意）打造出一个新的“政治家庭”。
假以时日，当“新两党”的动能衰竭之后，“旧两党”的政治家庭是否会重新复苏（尤其是梅郎雄已经表态不会再参加下次大选），未来仍然有可期之处。但如果并非如此，那么法国政坛可能将面临一个真正黯淡的“碎片化”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