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意义的工作》，大卫·格雷伯著，吕宇珺译，中信出版社，2022年7月版，408页，79.00元著名人类学家、无政府主义者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1961-2020）的《毫无意义的工作》（原书名Bullshit Jobs: A Theory，2018；吕宇珺译，中信出版社，2022年7月）
是一部精准对焦、单刀直入的书，也是一部视野开阔、视角多元的书。这是一部很应景、很接地气、很感性甚至很有情绪的书，也是一部蕴含有丰富理论资源和跨越时代与地域的深度思考的书。这是能帮助你洞悉生活真相的书，也是会让你面对更多困惑与质疑的书。无论读过还是没读过，只要你还在“工作”，这部书就都在那里，期待与你对话；无论你在“工作”中是奋发还是躺平，这部书都会让你思考为什么要奋发、为什么会躺平；无论你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还是很不满意，这部书总会迫使你重新思考你的满意或不满意。由于这个世界上有了越来越多“毫无意义的工作”——也就是“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读这部书的理由就越来越充分。或许我们难以摆脱“毫无意义的工作”，但是我们总应该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应该知道为什么难以摆脱，以及我们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总之，这是一部关于“毫无意义的工作”的很有意义、很能让读者产生阅读兴趣的书。如果从该书有可能产生的最重要的实际效果来看，所有公私机构的决策人和管理者最应该读这本书；这本书首先应该放置的地方不是图书馆或学者的书房，而是公私机构的大堂和管理者的案头，以及所有人才招聘会的会场里。当然，不难想象的是有些人会如何害怕和反对这本书。爱恨兼收，这似乎是很多无政府主义者的现实批判著作的共同命运。
大卫·格雷伯在序言“40%的工作毫无意义”中讲述了该书的缘起。甚至可以说，如果有读者想最快速地掌握该书的核心内容和影响，读完这篇序言也就差不多了。2013 年春，一本新创的激进刊物《罢工！》（Strike!）向他约稿，编辑的希望是写点儿煽动性的内容，而且是其他刊物都不愿意发表的那种。这刊物听起来挺酷的，当然也正对了这位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家的胃口，因为在“我脑海里常常有那么一两篇符合这个要求的文章”，在我看来这真是最理想的写作与发表的合作。于是他写了一篇题为《谈谈“狗屁工作”现象》（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的文章交给了编辑。写作的出发点是基于他的一种直觉：有很多工作岗位毫无意义，纯属浪费时间和资源，甚至还会给世界带来害处。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对此也心知肚明。那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情况？ 他认为这是一种蔓延在我们社会中的可怕的心灵创伤，但是这种创伤似乎从未有人谈起过。接下来他谈到关于工作意义的这个话题充满了禁忌，人们似乎不敢随心所欲地在公开场合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因此他写这篇文章有双重的挑战性：来自话题本身以及读者反响的挑战性。
在全文引述了这篇万把字的文章之后，他接着谈到了所掀起的舆论巨浪：很快被翻译成了十多种语言，《罢工！》杂志的网页因为访问人数过多而多次崩溃；读者有留言寻求指导的，更有表示已经辞去工作的。读者的留言、来信就成了后来这部书的基本案例，极其真实、生动和感性。甚至在文章发表一年多以后，在伦敦地铁车厢里出现一系列游击队风格（！！！）的海报，上面印着从这篇文章中摘取的话，比如“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耗费在那些他们其实知道并不需要的事情上”“似乎有人专门发明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只是为了让大家一直一直工作”“这是我们集体灵魂上的一道伤疤”“还谈什么工作的尊严？”……在网络上看到介绍该书的文章中附有一幅漫画，不知是否出自这批海报，很形象地描绘了一个从事“狗屁工作”的白领职员的一生：目无表情，系上一根领带的过程就是从青春走向坟墓的过程，真不知那些每天打着领带挤上地铁匆忙上班打卡的白领对此是否会有日复一日、“生无可恋”的感想。或许这幅漫画更应该张贴在那些“毫无意义”的官僚机构和公司的大堂之中。
（图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2022-07-20 10:50）这次海报行动引发了又一轮的热烈讨论和更广泛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文章中提出的论点不仅得到了公众的证实，还得到了统计调查结果强有力的支持”。说到这里，我想到的是我们许多所谓“很火”的文章其实真连三分钟的热度都说不上。更有意思的是他对读者反响的这种描述：“文章给了人们一个谈论的契机，对许多人来说，就像是便秘许久终于可以通畅一次，他们隐秘的感受得到了一次发泄。”或许这可以说是一种极为另类但非常真实的“接受美学”。
从这篇文章发展到现在这部书，作者的目的是进行一次更为系统的论述。但是对于中译本的读者来说，更要注意的是作者强调的这个方面：文章是写给革命性政治杂志的，重点是谈政治问题，是对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统治全世界的激烈批判；因为“该思想体系的实质与其宣扬的理念恰恰相反，不过是披着经济外衣的政治行为罢了”。在这里他顺带提到“自由市场政策总体上导致全世界几乎所有地方（除了印度和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其中可能有未经深入研究的误判。从政治角度来审视经济问题，这是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家的尖锐视角：“改革效果越糟糕，改革力度就越大。那么对此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改革根本就不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那是出于什么考量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想想统治阶级的思维模式。”这就触及“狗屁工作”现象中最本质的问题了：“对国家决策有决定权的那帮人”乐于见到的是：“越来越多的财富和权力集中到了少数权贵阶层手中，而能够对他们的权力造成挑战的组织力量已被摧毁得近乎荡然无存。”作者自己反问：这样想是一种阴谋论吗？他说其实这正是“反阴谋”的理论。道理很简单：“经济走向的成因错综复杂，但如果走向不利于权贵阶层，那么权贵阶层定会给相关机构施压，去介入、改变这个走向。”例如2008-2009 年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型投资银行得以保全，而普通抵押贷款人却血本无归。这是权力介入财富分配、维持掠夺秩序的例证。
为了更全面地揭示和解释“狗屁工作”现象的存在的复杂性，也为了提出一些更有深度的历史问题，因此有必要从一篇文章发展到一部书。但是作者念念不忘的还是政治问题：“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化作一支利箭，射向我们所处的时代，射向我们的社会和文明。有些事情已经大错特错了，人们完全搞错了自己的使命……让工作本身成了我们的目标和一切意义之所在。”他说如果有人在自己并不喜欢的岗位上工作不努力，就会被认为是糟糕的人。格雷伯说“大家就好像集体默许了我们每个人被奴役的这种遭遇”。“这种情况糟透了，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我希望这一切不要再继续下去了。”这就是他写本书的最终目的。
格雷伯在书中所说的“狗屁工作”（即“毫无意义的工作”）主要指的是根本不需要的、但是由于各种人为的利益动机而设立的工作岗位，其定义就是他在书中经过反复论证后一步步推导出来的“最终版本临时定义”：“狗屁工作是一份毫无意义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领薪水的职业，其无意义或有害程度是如此之高，乃至从事这份职业的人都无法为其找出合适的存在理由。虽然要从事这份工作有一个条件，即从事者不得不假装这份工作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13页）不但毫无意义，而且还有害，还能有高薪水，这样的工作岗位我们也时常会看到。但是他更关注的是从事这份工作的人的自我认识，这也是我们在遇到这类工作者的时候会想到的问题。他承认这个定义中包含有很重的主观成分，即假定从事这份狗屁工作的人会知道自己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他认为这样的假定虽然难以用数据统计来支持，但他相信人是无法永远欺骗自己或者可以永远相信自己的幻觉的。问题是，在此之下需要展开的思考、论证、学术分析的深度与广度远非在这个临时定义中可以简单地想象得到的，作者针对这种现象的危害性以及远未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与重视的状况展开了多元视角和跨学科的深度研究。格雷伯希望透过狗屁工作现象这扇窗能看到更深层的社会问题。在我们今天的就业竞争与内卷化越来越严酷的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对于“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的吐槽并不少见，然而难得看到的是由此引向作为一种政治、经济体制的分析思考。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中，更是没有读到像格雷伯这样展开全面分析、有历史与社会深度的专著。由于处于不同的国情语境，格雷伯所揭示的现象以及由此展开的阐释与我们的所见所思固然并不完全适合，但是他的研究方法与思想深度却对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性——从社会体制的视角思考“毫无意义的工作”岗位对于维持与巩固现有权力关系与分配秩序所具有的“意义”，从而思考社会变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从该书的论述结构来看，第一章主要是对何谓“狗屁工作”进行论述，提出了基本定义，初步明确了该书的研究视角与焦点。第二章对“狗屁工作”做了大的分类，分别是：随从（flunky）、打手（goon）、 拼接修补者（duct taper）、打钩者（box ticker）和分派者（taskmaster），同时也分析了类别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梳理。事实上这些关于分类的分析实在应该成为任何机构在设置工作岗位之时的必读戒条。从第三章到第七章，作者探讨了狗屁工作的缘起、盛行的社会与历史原因，以及狗屁工作给个人与社会带来的影响与危害。在这些探讨的背后的学术视角和学科资源来自人类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甚至神学等领域，充分展示了格雷伯作为著名学者与社会运动的积极倡议者的学术水平和社会良知，其学术性与思想性的紧密结合对于我们来说更有了超出该书研究议题之外的重要收获。
设置那些狗屁工作岗位是极为荒诞的现象，一个最简单的检验标准就是如果没有这些岗位，这个世界不但完全不受影响，而且很可能还会减少麻烦。在这样的体制岗位安排之下，本来士兵A拿着计算机从一间房走进另一间房就搞定的一件事，最后成了另外两个人要开十小时汽车、填十五页纸质表格、花掉纳税人整整四百欧元这样荒谬的操作；在这样的体制岗位之中，谁知道有多少人像那名西班牙公务员一样，可以持续了起码六年拿着薪水却不用真正上班。在格雷伯的论述中经常谈到逻辑问题，这也是我们看到狗屁工作岗位的设置时感到的最大的困惑：究竟是什么逻辑导致这样的岗位设置思维？对此格雷伯说，当根本没有足够多的工作让所有人都忙起来的时候，出于某种奇怪的逻辑，出于一种或许可以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很重要的逻辑，于是反而更要招人。这样就可以维持“事情很多，我们很忙”的幻觉。（39页）但是由于权力体制的不可置疑性和话语包装的欺骗性，使一般人对于这样荒诞的体制岗位难以有所认识，即便有人认识到了也无从反对。更荒诞的是这种毫无意义的工作岗位因其高大上的外观、高薪酬、如果是在体制内的就更有安全感以及在忙碌外表之下优哉游哉的闲适而对于青年从业者有极大的吸引力，成为趋之若鹜的就业理想。几乎所有的狗屁工作岗位都从不同侧面分享着这些实质特征：装点组织性、结构性的机构门面，为机构上升至更高一级的体制级别而制造声势；为特权阶层的新一代从业者安排合理合法地瓜分社会财富的打款机，同时也是作为培养未来接班人的跳板；有时也需要笼络、收买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有为青年，以高薪和舒适的岗位磨灭其社会良知与责任感；以无数的表格、汇报、研讨材料制造虚假业绩繁荣景象，为高层管理者带来乐于享受的成就感幻觉……如果这些狗屁岗位只是出现的政府部门和生产企业也就罢了，对社会文化更大的伤害是它们同样出现在大学，格雷伯在书中多次以亲身经历讲述了大学里的狗屁工作岗位对真正的教育与学术事业的摧残。例如大学越来越热衷于赶超一流，于是就有了英国某著名大学的教务长岗位，其职责就是为大学提供“战略愿景文件”；量化评估成为大学里压倒一切的管理手段，教师和学者被迫在各种表格、项目申请中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当许多真实的学术水准根本无法在表格中反映出来的时候，迫使学者以立竿见影的短平快项目维持自己的学术饭碗。格雷伯曾经在某大学担任过几个月的系主任，他发现这个岗位起码百分之九十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每天填写并提交各种表格，这些表格被层层往上传递，上面又根据这些表格层层向下追踪监督，资金和人员成本就这样花费出去，唯一的成果就是在办公室的抽屉塞满了永远不会有人看的表格、报告。他说“这一切的运转与高校最根本的生命源泉——教学和教育，完全脱节，毫无关联”。（67页）格雷伯说，系里的教师边喝着咖啡边聊天的时候，很少聊到自己对知识的渴求、对思想的热爱。他们更可能正在抱怨系里行政事务的繁杂，正在吐槽那些永远填不完的表格。即便某人有了新的学术成果也不敢表现得太过明显，因为其他人都在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这样就在学术知识的生产地产生了“反知识”“反学术”的氛围。这样的荒诞奇观其实也不需要格雷伯对我们讲了，问题只是那些表格、报告的属性和形式或许有很大差别罢了。人们常有的误解是狗屁工作岗位基本都出现在政府公共部门，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认为政府机构必然是臃肿的、里面的行政级别必然冗余，而私营企业则是精简高效的。格雷伯指出这样的想法大错特错。（20页）他认为这种错误看法部分源自对苏联等国家的记忆，由于国家政策是全民就业，必然导致许多岗位是不管是否有必要都被硬生生添置的。而对于资本主义，人们常常吐槽的私营公司无情地逼迫员工干活，不断要求大家提高效率，每时每刻都在监督着员工的工作。格雷伯承认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掀起并购狂潮以来，企业精简裁员和提高效率的压力确实大为增加，但同时指出被裁的是那些真正在生产、维修和运输一线的底层员工。在几乎所有大型企业，当蓝领工人承受着无休止的残酷压榨和失业威胁的时候，毫无意义的行政管理岗位却一直在急剧增加。（22页）格雷伯承认在标准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花钱雇用不必要的员工确实完全没道理可言，但是现实的生产体系已经不是标准资本主义，不能简单地以经济看待经济，要在经济和政治混合作用的“封建制度”框架下思考这种现象。“因为管理主义的背后就是封建主义本身：这种新式封建主义充分伪装了自己，用管理主义作为遮挡，藏于其间；财富和地位的分配已不再依据经济，而是依据政治因素。”（208页）在这种政治经济体制中，很多人从事的工作就是在整个系统中来回传送各种资源，而不是真正从事生产与创造的工作。而这个庞大群体又分为层层不同的等级，这种等级制正是管理主义的特征。一线工人在管理压力下增长的生产利润没有能提升自己的工资，而是除了被居于金字塔顶部的百分之一的人掠夺之外，就是被用来养活庞大的狗屁岗位。因此格雷伯说，“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完全不同，因为在现有制度下，经济职责和政治职责已开始大面积融为一体。”（220页）正是因为这样的分析，我认为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在格雷伯对狗屁工作的研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不仅带来了社会价值与意义的困惑，同时也产生了尖锐的职业伦理拷问。格雷伯认为那些真正权力很大的企业律师会完全认可自己工作的合理性，或者说他们压根儿就不在乎自己到底是在行善还是在作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萨克斯对美国金融机构管理者的评价也是这样的：没有道德，没有责任心，强硬、贪婪、攻击性强，觉得自己可以完全不受控制，将体制玩弄于股掌之间，尽可能多地将钱塞进自己的口袋。政治的腐败也是同样的，大家都觉得不会受到惩罚。格雷伯说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从事狗屁工作的人，也不是那些被鼓吹者和溜须拍马者麻痹的人，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一群骗子。（16-17页） 他还具体地揭穿了整个金融业就是一场骗局，“因为整个行业表面上是针对商贸和制造领域的潜在赢利机会进行的各种操作，但事实上，这两个领域几乎没有被涉及。金融业绝大部分的利润来自同政府合谋生产、交易和操纵各种各样的债务。在本书中，我真正想说的是，就和金融业充满了烟雾幻境和假象一样，伴随着金融业繁荣而兴起的信息岗位，大部分工作也不过是魔术师的骗局而已”。（176-177页）前面说过，格雷伯认定从事狗屁工作的人自己是意识到这份工作是毫无意义并且为此感到痛苦的。按道理说，既不用做事又可以拿钱，还有鲜亮的职业外衣，简直是太幸运了，难道还会有人为此感到痛苦吗？格雷伯的调查和研究告诉我们，在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这样的人不但有，而且很多，他们甚至会感到这样的职业人生简直使人感到生无可恋。简单来说，这样的职业人生被自我欺骗、逢迎上司、虚伪成瘾、空虚无聊等必然的伴生物彻底剥夺了真实的自我存在，自由精神、创造能力、社会价值感的彻底萎缩就这样把你的人生拖曳到污浊的泥淖里。问题到了最后就可以这样来问：从青春到坟墓，作为一条光鲜的社会寄生虫你会感到真心幸福吗？你能抵御内心里对自己的鄙视吗？格雷伯的结论是，“狗屁工作会对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100页）我也认为是的。但既然这种打击只是发生在个人心灵里的主观认知，而且处于不同的社会语境之中，无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所知所感都使我无法像格雷伯那样肯定这种“打击”的存在。但是，当格雷伯把对狗屁工作的感受与精神暴力联系起来论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就不仅仅是个人内心的主观性问题了，而是内外夹击的成分也很重。格雷伯引述了美国无政府主义者鲍勃·布莱克（Bob Black） 在《取消工作》（The Abolition of Work）写的这段话：“世界上还有许多不幸的人不得不生活在极权国家。不管掌权者提出怎样专横无礼的要求，这些可怜人都必须服从，否则就有他们好受的。掌权者对他们进行了大量常态化监视。官僚体系将手伸到了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多小的事情都要管。官员随意玩弄百姓，只对官员和有钱人等有权势的人负责。普通人不管是提出异议还是抵抗不服从，都会受到惩罚。告密者无处不在，随时向上面的人举报。这应该算是很糟糕的情况了吧。肯定是了。可现代工作环境不正是这幅图景吗？”（119页）这两位无政府主义学者对极权国家与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高度一致的，来自权力的外在强迫性同样存在于不同的社会体系之中。最后，格雷伯说他的政治观点很明确，他提出的具体解决狗屁工作岗位的方法是发放全民基本收入，按他的解释大致是全民都有相同的基本收入，然后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能看到对社会有真正意义的工作。听起来是乌托邦，他也明白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假定的前提之上：人类会在非强迫的情况下进行工作。（327页）他相信这是有关“人类自由”这个议题的强有力讨论，希望不是抽象地而是具体地思考自由的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因此全书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本书的主要目的并非提出实际的对策，而是倡导大家去思考和讨论真正自由的社会具体会是什么样的”。（332页）无论如何，这位曾经走在“占领华尔街”运动前列的学者绝不是书斋里的空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