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曹可凡、程永新、马伯庸、严锋让读者感受真正的历史的创作者
《大医·破晓篇》讲述了清末民初时，一个在日俄战争中死里逃生的东北少年，一个不肯安享富贵的上海少女，一个在伦敦公使馆里跑腿长大的广东少年，在1910年这一关键节点，同时踏入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开启他们医海生涯的故事。
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这一新书的重要场景，在中国近现代史中亦存在过。在清末的大变局时代，这家医院先后多次组织队伍参与上海鼠疫、皖北水灾、武昌起义等抗疫救灾活动。时至今日依然屹立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院内，只是变成了院史馆。
谈到主人公的历史原型，马伯庸表示，并没有一比一的真实人物原型，但他们分别代表了当时时代背景下慈善医生的三种典型来源。第一种是有留洋背景的人；第二种是家庭比较富裕的人，比如当时“有很多富二代抛弃了优渥的生活，毅然决然地投身到医疗事业中”；第三种是出身较低、难以生存的人因缘际会成为了“约定生”，接受医院提供的培训，从此一直在医院服务。三个主人公的命运被牵扯进真实的历史事件，他们相互扶持，从蒙昧天真的少年逐渐成长为出色的医生，也见证了这家医院的诞生和发展，以及中国近现代公共慈善医院及医疗的起步。
曹可凡、马伯庸据介绍，这是马伯庸少有的“相对正统”的小说题材。读者能在书中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如上海第一家女子专科医校——女子中西医学堂校长张竹君、国民党早期元老陈其美、中国公共卫生先驱者颜福庆等等。故事中，一个与主角擦肩而过的路人，也许都有自己的百度百科和研究专著。
“我觉得历史始终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些群众本身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不多，我希望能够为这些小人物树碑立传，能够让读者感受得到真正的历史的创作者到底是什么样的。”马伯庸说。
用细节拉近现代读者与历史之间的距离
《大医·破晓篇》书封不过，这种创作题材对于非医学专业出身、对近代上海社会并不熟悉的作者而言，“创作难度远超想象”。不仅要熟知上海城市社会的发展史，更要精通医学知识，保证将细节描写得准确到位，马伯庸在后记中描述“这是个艰苦而充满乐趣的过程”。他翻遍了学术文库、二手书市场和各地图书馆，走访了很多老医生和老专家，还挖空心思进入华山医院的旧档案库，“我甚至考虑过找个医科大学报一门基础课，学上一两个学期。”
从个人创作史观的角度，他表示：“历史小说首先就有一个先天的缺陷，就是现代读者跟历史之间是有距离的。怎么样能够让他们进入到历史情境，怎么样说服他们相信我讲的故事，自己本身要把细节做到位。”
由于故事的时间轴从清末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国前，不仅每个时期的医学发展都有所变化，医疗常识和手段也和当下的认知非常不同，因此，在很多场景下，作者需要描写的“是一个在当时认为正确，可能后面会认为是错误的治疗手段，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比如，1900年才有血型的概念，1911年才普遍接受输血需要匹配血型。再如，盘尼西林（青霉素的旧称）在1943年美国才实现量产，一九四五年之前的中国主要是靠磺胺来抗菌。“如果我写一位抗战义士被医生打了青霉素，显然是错误的。”对诸如此类的细节，他尽力做了考究。
另外，为深入了解上海的社会发展，马伯庸从方言、文化、社会环境、城市建筑和街巷等方面都做了功课。他介绍，自己研读了四本不同时期的上海话书籍，还花了一年时间，每天翻阅当时的《申报》，为了体验近代上海的社会氛围，“这种感觉你必须要读当时的报纸，看那个广告用词和社会八卦新闻才能体验出来。”
与会者合影曾一度想放弃，责任感是创作源动力
马伯庸希望，通过《大医·破晓篇》，让更多人了解医界先辈的情怀、功绩和牺牲。
2020年初，也是正式开始写作后的一两个月，新冠疫情爆发了。他“一度想放弃这个项目，生怕被人误解是追热点、蹭热度”，但当他看到抗疫中医生的身先士卒、医护人员的努力，“忽然就有了一种责任感”。“责任感”也成为了他坚持完成这部作品的源动力。
“一百年前的时代比现在要更加落后、原始，但依然有好的医生和护士挺身而出，不为名不为利，救死扶伤做了很多事情。”比如1910年建成的红十字会总医院，负担着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社会救济职能。哪里有疫情，就要去治疫；哪里有灾害，就要去救灾；哪里爆发战争，就要冒着枪林弹雨，救死扶伤，完全出于人道主义行使着作为慈善组织的医疗服务职能。
“在那样一个时代，也有这么一批血肉之躯，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为了人民的幸福，一直在努力。这些人的故事不应该被遗忘，就像现在我们医护人员的贡献也不应该被遗忘。”正如马伯庸对书名《大医》的解读，“‘大医’不只是‘医’，它还是‘大’。就像金庸笔下的那句话，‘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是一个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