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馆特展“圣书体”，解密古埃及文化_

1799年7月19日，埃及海滨城市拉希德（Rasheed），法国人在加固一座城堡，一位年轻军官无意中发现沙地里埋着一块奇怪的石头，上面刻得密密麻麻的不知道是什么符号或者文字。当时正值拿破仑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没有人意识到这块石碑有巨大的考古意义，直到1822年，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1790-1832年）宣布他发现了石碑的秘密：石碑上刻着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字，其中之一是古埃及文字 ——象形文字。这一突破性发现震惊了世人，让我们对人类文明历史的了解几乎拓展了3000年。

在破译罗塞塔石碑整整200年后，澎湃新闻获悉，“圣书体：解密古埃及”正在大英博物馆对外展出，特展展示该石碑破译的历史传承全过程——从中世纪阿拉伯旅行者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学者的最初努力尝试到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商博良和英国的托马斯·杨更加针对性的破译。同时带你回顾古埃及文字解密过程中的各种艰辛和考验，以及这一突破性成果所带来的启示。

这对埃及学的研究是巨大的。当它被发现时，没有人知道如何阅读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因为铭文用三种不同的文字表达了相同的意思，而且学者们仍然可以阅读古希腊语，所以罗塞塔石碑成为破译象形文字的宝贵钥匙，意义非凡。也因此，多名埃及考古学家曾要求大英博物馆归还罗塞塔石碑。

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圣朱利安要塞，埃及，托勒密时期，公元前196年

罗塞塔石碑的破译

1798年，法国统帅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率兵远征埃及。次年，法国远征军在埃及el-Rashid镇附近进行要塞地基扩展工程时，发现了一块“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该石碑是在公元前196年矗立的，上部刻有14行古埃及象形文字，中部有32行古埃及草书，下部有54行古希腊文字。后来考证，这三种文字写的是同一件事，为古埃及法老托勒密五世（Ptolemaic V，约前209-180年）的诏书。但是，由于其中的文字早被废弃，碑文的内容当时无人知晓。

发现罗塞塔石碑时的罗塞塔市。Thomas Milton的手绘水彩蚀刻，1801-1803 年。

1799年秋，拿破仑留下了自己带去埃及的军队，悄悄返回法国，通过“雾月政变”夺取了政权。但是，那支留守埃及的法国军队在1801年和英军作战时惨遭失败而投降。于是英军缴获了罗塞塔石碑，并于1802年把它运回了英国。后来，英王乔治三世以自己名义把它捐赠给大英博物馆。从此，罗塞塔石碑被放置在埃及厅，成为镇馆之宝。

大英博物馆陈列的罗塞塔石碑现场

罗塞塔石碑的发现，引来了很多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的关注和考究，其中很有影响的一位是瑞典东方学者约翰·奥克布莱德（JohanD.Åkerblad，1763-1819）。奥克布莱德在巴黎求学时的导师是语言学和东方学家西尔维斯特·德·萨西（SilvestredeSacy，1758-1838）。萨西早已对罗塞塔石碑做过考查，读出了其中五个人的名字。奥克布莱德继承了他的考察工作，从29个符号中辨识出约一半的正确发音。不过，他错误地认为石碑上的象形文字对应着一个字母表。1810年，奥克布莱德将他的报告送给德·萨西出版，题为《备忘录：关于埃及一些城镇和村庄的科普特名称》。然而不知何故，该书的出版被耽搁了，拖到1834年才正式面世。书名中的“科普特”是一种语言（CopticLanguage），是古埃及语的晚期形态，由古希腊语和古埃及语结合而成，还带有一个独特的字母表。科普特语后来逐渐被埃及阿拉伯语取代，但今天尚残留在埃及一些古老传统教会中使用。

托马斯·杨于1818年2月10日写的一封信，要求威廉·班克斯在埃及寻找这些象形文字的例子。

罗塞塔石碑破译的一个关键人物是英国博学家托马斯·杨（ThomasYoung，1773-1829）。托马斯·杨开始时使用奥克布莱德的象形文字符号字母表。1814年，他使用增补后有86个象形文字符号的字母表大体上解读了碑文，破译了13位王室成员中的9个人名，同时还指出碑文上部象形文字符号的正确读法，后来成书发表。托马斯·杨对语言和文字很有造诣，他曾对大约四百种语言做过比较，并在1813年就提出了“印欧语系”的分类。1819年，托马斯·杨在《大英百科全书》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埃及的重要文章，明确声称他发现了罗塞塔石碑文字的基本原理。托马斯·杨去世后，后人在他的墓碑上刻上悼词：“他最先破译了数千年来无人能够解读的古埃及文字”。

接下来，法国学者商博良发现象形文字兼有表音和表意两重功能。这一说法起初颇受质疑，但逐渐为学界认可。商博良大体上辨识了多数表音象形文字的含义，并重构了古埃及语的大部分语法和词汇。他在人类文字史上功不可没。

托马斯·杨和商博良有过沟通，但故事颇具戏剧性。1814年，商博良分两册出版了《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一书。同年，他写信给英国皇家学会要求让他对罗塞塔石碑作更好的诠释。时为学会秘书的托马斯·杨收到信件后不高兴了，次年做了个否定的回复，说法国的这个提案和英国已有的版本没有太大区别。那是商博良第一次知道托马斯·杨的古埃及文字研究，并且意识到自己在伦敦有个强劲的竞争对手。此后，两人的考察和研究工作互相保密，再也没有书信往来。

商博良的《埃及语法》印刷版，带有手工上色的象形文字，1836 年，法国巴黎。

商博良给 M Dacier 的关于语音象形文字字母表的信，巴黎，1822 年。

其实商博良早在1808年便开始通过AbbédeTersan的拓本去研究罗塞塔石碑。1822年，商博良正式发表了象形文字的翻译和语法系统的综合研究成果。他在写给法兰西文学院院长Bon-JosephDacier（1795-1833）的“致Dacier关于语音象形文字字母表的信”里，系统地报告了破译罗塞塔石碑上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结果。他写道：“我相信，远在希腊人来到埃及之前，他们刻画的象形文字中就使用了相同的语音符号来表示希腊和罗马专有名称的发音，并且这些复制出来的声音或发音方式与希腊人和罗马人以前雕刻的涡卷装饰图案是一致的。这一重要而决定性的事实的发现，完全是基于我本人对纯粹象形文字的研究。”和许多同行一样，托马斯·杨也公开赞扬了他的工作。不过，据说托马斯·杨随后发表了一篇关于象形文字和古埃及文字新发现的报告，并暗示自己的工作是商博良研究的基础。

1829年托马斯·杨去世，随后1831年商博良去世，于是对古埃及文字的破译工作便停滞下来。不过，到了1850年代，古埃及文字基本上被梳理清楚了。

象形文字的细节部分

古希腊细节部分

通俗文字部分细节

从罗塞塔石碑中看出，这是一块古老石碑的碎片，上面写着法令。公元前196年3月27日，埃及孟菲斯一座寺庙的有影响力的牧师授予托勒密五世国王（公元前204-181年在位）神圣的荣誉，以换取他对国家的善行。它是众多石碑之一，展示了埃及所有重要寺庙中设立的法令。为广泛理解，该法令分为三种文字：象形文字（适用于牧师法令）、通俗文字（意为“人民的语言”）和古希腊文字。

在破译圣书体整整200年后，“圣书体：解密古埃及”正在大英博物馆对外展出，特展展示罗塞塔石碑破译的历史传承全过程——从中世纪阿拉伯旅行者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学者的最初努力尝试到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商博良和英国的托马斯·杨更加针对性的破译。同时带你回顾古埃及文字解密过程中的各种艰辛和考验，以及这一突破性成果所带来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