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嵩《货郎图》作为货郎主题绘画的重要作品，从“风格”到“画意”，都展现出写实主义在南宋的风行。以深厚的界画基础为依托，从一个市井小人物——货郎的视角出发，通过一系列图像和文字，隐蕴创作时的历史背景，不仅体现出画家“以图鉴史”的磊落格局，也再现了南宋时代的物质文化，成为后人了解南宋社会生活的一部“图像志”。
画至五代，“上承唐之朴厚，而新开超逸华妙之体，至宋人出，而集其大成”。故宋代被刘海粟称为“实中国美术史上之黄金时代”。其时，中国的城市及城乡商业模式正在经历着一场“变革”。自晚唐以来，逐渐取消了坊、市分离制度，商业活动不再受到严格的空间限制，日趋活跃。及至南宋，以临安城为代表的江南城市，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日本学者斯波义信提出：“至迟在11世纪，有形的分区壁垒已彻底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更为自由的街道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贸易实际上可以在城中或郊区的任何地方进行。”以贩卖日用杂货为生的流动商贩——货郎，也应运而生。以货郎为主题的绘画，作为图像志的一种，成为宋代社会生活的真实镜像。
清 李佐贤题《货郎图》扇页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一、李嵩及其《货郎图》：“真实”与“再现”之间
李嵩，南宋画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为木工，颇达绳墨，后为李从训养子，从其习画。历光宗、宁宗、理宗三朝，为画院待诏。工画人物、道释，得从训遗意，尤精于界画。厉鹗《南宋院画录》曾对其身份提出质疑：“虽系养子，亦安可直呼父名，况从来未见此等款识，此必妄人作伪毋疑。吴系书画贾人，不知鉴别，故着于录。”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Cleveland Museum of Art）藏有清代李佐贤题扇面，论及李嵩生平：“婴戏货郎图款题右方‘嘉定壬申李嵩画’七字，细如蝇头，而墨色与画无异，决非后增伪款。群儿环绕，货郎备极情态，货担亦工细绝伦。考《图绘宝鉴》载，嵩属钱塘人，后为李从训养子。工画人物、道释，得从训遗意，光、宣、理三朝待诏。又考吴其贞《书画记》，李嵩《夜潮图》画法工细，上有蝇头楷题诗二句，识曰：李嵩云云。余所见宋人画，多不署款，而嵩画则款题屡见，殆好名者欤。”杨仁恺对此也提出过见解：“儿子作画必须加上父亲的名字，以示衣钵相传，与民间工艺和商家标牌同一做法。”这种题款的习惯或许源于其木匠的身份。
南宋 李嵩《货郎图卷》25.5cm×70.4cm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的李嵩《货郎图》主要有四件，分别是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货郎图》（简称“北京本”）、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市担婴戏》（简称“台北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的《货郎图》（简称“大都会本”）、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的《货郎图》（简称“克利夫兰本”）。除“北京本”为横卷，其余三件皆为扇面，从构图章法、线条、笔墨到图像意涵皆相仿，再现了货郎走街串巷，行走于乡野农村的时代画面。
南宋 李嵩《市担婴戏图》 25.8cm×27.6cm 绢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以“北京本”为例，其创作于南宋嘉定四年（1211）。图绘一位货郎，正在肩挑杂货担，不堪重负地弯着腰，缓缓前行，刚好截取了货郎来到村头的一瞬。货担上物品繁多，从生产工具到儿童玩具，从旗帜彩幡到锅碗盘碟，琳琅满目。从构图上，以货担为主体，分为左、右两组人物。左侧一组，写儿童围绕货郎担的情景；右侧一组，写匆忙奔向货郎担的女性与儿童。主次有别，又相互呼应。背景仅作野地平坡，古柳疏草，色调轻淡，展现出村野的素朴。从技法上，人物皆以线描勾勒，备极情态，即便是细密繁杂的货物，亦描绘得一丝不苟。线条流利劲挺，略施淡彩，古朴而沉着。作品款署：“嘉定辛未李从顺男嵩画。”后经明代梁清标、孙承泽、项元汴等人收藏，归于清宫。乾隆题御制诗一首云：“肩挑重担那辞疲，夺攘儿童劳护持。莫笑货郎痴已甚，世人谁不似其痴。”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
南宋 李嵩《货郎图》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南宋 李嵩 《货郎图》 26.4cm×26.70cm 绢本墨笔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相比于“北京本”的“全景式”呈现，其余三件皆取局部，各有侧重。童文娥从长卷、扇面的制式视角，探讨这种构图上的同质性与差异性，提出台北本、北京本与克利夫兰本之间，情节相连，富有戏剧性，形成如故事般发展的情节。当然，这种只画一角或半边景物，以表现广大空间，明显受宋代“边角”式构图影响。“在画面空间关系处理上，善于利用人物的姿势和身体位置的前后遮挡关系，营造了人物之间复杂且合理的空间层次。”运用倾斜线、人物视线与人物动作，可完成整个画面的“起承转合”关系，展现出作者深厚的界画基础。
关于李嵩《货郎图》的图像内涵，向来多有探讨。江兆申认为，总写农村僻壤，生活简陋情况，其中恐亦微寓讽世之意。黄小峰则提出，李嵩所画的货郎并非市井货郎小贩的形象，而是元宵节时节庆典中所表演带有吉祥寓意的“货郎调”为蓝本，再辅以艺术因素。曹智滔等人认为，李嵩把货郎描绘成身兼数职的形象，是为了体恤下层民众的疾苦和满足民众得不同的精神需求。方闻在《宋元绘画》中，以李嵩《货郎图》为例，谈及南宋院画，“尽管稍早前的文人画家极力抨击形似表现，但是我们仍可以看出，在十三世纪初的宫廷画院，写实的创作非常活跃”。实际上，无论是来自生活的“真实”，还是当时戏曲的“演绎”，其写实主义风格无疑成为宋代社会生活的一种写照。
二、货郎的身份：道教背景下的行商
关于货郎的身份，早在20世纪中期，已受关注。江兆申注意到，货郎项下挂一环，上悬齿目标识，是为牙科与眼科医生。前担下悬一笠，当系货郎备雨天自用者，斗笠上书“攻医牛马小儿”，则又兼兽医与小儿科。笠下布招，上写神字，又能祈灾驱鬼矣。此是从职业视角的分析。童文娥等人继承了这一研究视角与方法。
“北京本”画中“专医牛马小儿”“杂写文约”“明风水”“诵仙经”等看似是广告幌，实则并不能将其完全分解来看。换而言之，这一系列文字，作为“画眼”，并非随意题写，而是相互关联的，并将货郎的身份指向李嵩所在时代的社会背景——尊奉道教。
宋代是继唐以后道教发展的又一个繁荣时期，理论研究深化，新教派林立，道书编撰蔚然成风，特别是将道教视为巩固皇位与宣扬皇位继承合法性的重要依据。“经过唐五代三百余年的积累，加之社会宗教生活的日益丰富，两宋时期道教的丛生已经蓬勃展开，到南宋中后期，道教整理者已经面临着明显的‘众法纷纭’的态势。”这种“尊奉道教”之风也深入到基层社会。
1.诵仙经
“诵仙经”的说法，早在南朝已出现。江淹有“海外果可学，岁暮诵仙经”的诗句。在宋代的文献中，“诵仙经”多出现于道教文献中。《灵宝玉鉴》载，发“离怖畏符”时，需念咒“自从多劫来。出没不暂停。一入地狱内。举动心飞惊。当令离怖畏。随声诵仙经。共乘无上道。同班朝玉清。急急如律令”。《道法会元》收录有“神霄遣瘟治病诀法”，其步骤之一是“回至患家福神前，讽诵仙经”。金代王重阳《圣葫芦》有“这一葫芦儿有神灵。会会做惺惺。占得逍遥真自在，头边口裹，长是诵仙经”词句。同时代的《夷坚志补》记述蓑衣先生，“时以竹杖击地，谒唱道情。或夜诵仙经，达旦未已。或自念歌诗，皆劝世脱尘语。尚方赐沉香银烛，香雾盈室，终日不散”。可见，在宋元时代，“诵仙经”是道教仪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背后有深厚的“道教语境”。掌握“诵仙经”，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免不了长期的系统的学习。由此可推测，货郎或许是道士身份，至少有在道观长期修行的经历，并已熟练掌握“诵仙经”的基本要诀。画中“诵仙经”的挂幌刚好在货郎身上，或为其“主营业务”。
《货郎图》（北京本）中的文字“明风水”“杂写文约”2.明风水
宋代是风水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宋史·艺文志》所载堪舆著作达70余种。大到都城选址、城市建设，小到宅基、墓地选址，都离不开风水学，以择葬术最盛。其主要流派之一——理气派，由道士陈抟等人创立。道教与风水理论之间有着共通的理论基础，“两者都与周易象数有关，道教周易象数的发展有推动之功，而风水理论的不断增衍则是建立在对周易象数成果的吸收和应用的基础上的”。风水学所关注的阴阳、五行、八卦、九星、河图、洛书、星象、神煞、玄空、六壬等与数术理论有关的内容，同时为道教所关注。从职业视角而言，道士从事“明风水”的工作，是再正常不过的。
3.杂写文约
作为道士，通常具有一定的书写能力，故可兼职做代笔。宋代乡村的识字率相较于唐代有所提高，但“文字工作”仍有相当的市场，特别是基层社会的治理，离不开粗通文墨的小吏。吴、蜀等地“家习书算，故小民愿充州县手分，不待召募，人争为之”。对于农户而言，阅读告示、纳税完粮、公文诉讼等都要求基础的识字能力，可免去转述的麻烦。陆游《观村童戏溪上》提到浙东地区村童“三冬暂就儒生学”，只为“识字粗堪供赋役，不须辛苦慕公卿”。
《货郎图》（北京本）中的母亲与小儿4.专医牛马小儿
货郎的一个重要身份是江湖郎中。右侧趋步向前的女子，面做紧张状，怀中的小儿口中似有呕吐物，其神恹恹，与周围活泼的儿童形成鲜明的对比。宋代《小儿症治》在“小儿急慢惊”条指出，小儿有“客忤侯”。“其所谓客忤者，取其触忤之意。小儿未有所识，外人适至，因而惊忤，故曰客忤。古人论说，谓人从外来，衣服经履鬼气，或牛马之气，皆为忤也。其状吐，下青黄赤白。腹痛夭矫。面色变易。状貌似癎，眼不戴上，其脉弦急数者，是其候也。”再细观图中小儿的状态，似是“客忤侯”的症状，与“专医牛马小儿”的招幌相映照。
“台北本”中绘有一枚头骨，据考证是猕猴头骨，与鳖甲、蛇蜕、穿山甲、水牛角等珍贵药材，共同构筑出一个庞大的医药语境。道教与传统医学在理论上颇相通，如对宇宙和人的生命观念的基本看法，主张“治未病”的摄生原则等。部分道士悬壶济世，救人危厄。日本学者斯波义信还注意到，杭州作为重要的药材、香料的集散市场，由道士构成销售网，这也可以解释货郎为何兼营药物。
《货郎图》（北京本）中蒲扇上的文字
《货郎图》（克利夫兰本）中蒲扇上的文字“北京本”中还有一条重要的文字信息，是蒲扇上的“旦淄形吼事，莫摇紊前程”字样，以杭州话阅读，刚好是“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取自五代冯道《天道》。陆游《老学庵笔记》云：“今世所道俗语，多唐以来人诗……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冯道诗也。”可知到南宋时期，此诗句已成俗语。作为小商小贩，本应追逐蝇头小利，再看《货郎图》，明明有儿童欲窃其货物（可能是食物），货郎却不以为意，正是“行好事”。这其中恐怕少不了宗教的规劝，以至身为商贩，却看淡利益。
概而言之，李嵩《货郎图》中的货郎，并非是普通商贩，而是在宋代道教发展背景下，集风水先生、江湖郎中于一身的行商，是宋代道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投射。
三、货郎担上的货物：社会生活的日常
《货郎图》中的货物也颇为引人注目，按照功能分类，大体可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两类，还可进一步细分为农具、食物、儿童玩具等，展现出宋代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1.玩具
玩具虽系小物，但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图中有儿童玩具数种类，包括雀鸟、纸鸢、拨浪鼓、泥人等。以纸鸢为例，最初是军事活动中传递信息的工具，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游艺活动。陆游《村中书事》言：“文辞苦思徒妨睡，官职虚名不疗饥。垂老始知安乐法，纸鸢竹马伴儿嬉。”其《欢村童戏溪上》则言：“竹马踉蹡冲淖去，纸鸢跋扈挟风鸣。”形象地记录了儿童放风筝的情景。与其他儿童游戏一样，儿童可以在过程中获得经验知识，提高对世界的认知，展现出宋人对终极生存意义的思索与追求。
《货郎图》（北京本）中的茶具2.茶具
宋代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制茶工艺空前发展，出现以贡茶与团茶为代表的“新品种”。从皇室到民间，皆以饮茶为尚。还出现专供饮茶的茶馆，即便在乡间，也有满足行旅需求的茶铺。在货郎担子上，有比较齐整的饮茶器具，包括风炉、执壶、注子、茶匙等。相比于刘松年《撵茶图》中的茶器，不甚雅致，但体现出饮茶风俗在民间的流行，即便在乡村，亦有相当大的需求。
南宋 刘松年《撵茶图》44.2cm×66.9cm 绢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3.蔬果
在宋代，蔬菜业作为商业性的农业而不断扩大。一些较大的城市，除附近的菜园供其需要外，还靠其他州县运输。北宋仁宗时期，彭卫任知州时，有“民之鬻蔬者，例出蔬供郡官以免身役”。彭卫则对向他缴纳菜蔬的园丁曰：“我家食蔬少，尔持归鬻之，积钱尔家，待我终更并取也。”菜农向知州纳菜或者纳钱，可免除身役。在货郎担上有葱、姜、蒜、茄子等各式菜蔬。货郎身上的细腰葫芦，是通过栽培技术，改变植物原本样貌的结果。蔬菜业作为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投入的人力与物力较粮食为多，货郎贩菜也展现出宋代农业的精细化与专业化。
《货郎图》（北京本）中的“山东黄米”招幌4.山东黄米酒
“北京本”中有“山东黄米”的招幌，参照“大都会本”中的“山东罗酒”字样，可知应为“山东黄米酒”。宋代对酒的管控相当严格，实行榷禁制度，但在社会生活中，并没有严格执行，故在《清明上河图》等绘画中还可以看到悬有酒旗的铺子。不过，在此图中，或许另有隐喻。秦漫《李嵩〈货郎图〉文字辨析》提出，“山东黄米酒”可以看作是北伐的余响。在此图创作前的数年，由韩侂胄主持的“开禧北伐”败北。对于南宋人而言，“王师北定中原日”已变得愈来愈遥不可及，“山东黄米酒”与“旦淄形吼事，莫摇紊前程”形成呼应，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情愫。
小结
李嵩《货郎图》作为货郎主题绘画的重要作品，从“风格”到“画意”，都展现出写实主义在南宋的风行。以深厚的界画基础为依托，从一个市井小人物——货郎的视角出发，通过一系列图像和文字，隐蕴创作时的历史背景，不仅体现出画家“以图鉴史”的磊落格局，也再现了南宋时代的物质文化，成为后人了解南宋社会生活的一部“图像志”。
（本文原刊于《中国书画》杂志2022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