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列古典四大名著之首的《红楼梦》，确是一本奇书。书中不但有宝、钗、黛之间的缠绵爱情故事，还透过贾府内丰富的生活细节，反映出了清代康雍乾时期的社会现实。春节祭祖，便是其中之一。
新年祭祖
《红楼梦》里的贾府（包括宁国府、荣国府），号称“诗礼簪缨之族”。府内的许多重要活动，都与节日有关。比如第十七、十八回里的“元妃省亲”，选在了元宵佳节。第七十五回，也有贾府中秋赏月夜宴的描述。至于贾府的祭祖经过在书中更是占了两回（第五十三、五十三回）之多。
曹雪芹在书中提到的春节（古称“元旦”）祭祖，其实算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风俗。晋代周处在《风土记》里记载，蜀地（今四川一带）在岁末要“祭先竣事，长幼聚饮，祝颂而散，谓之分岁”，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提到，“十二月尽，俗云月穷岁尽之日，谓之除夜”，“士庶家不论大小”都要“祭祀祖宗”。甚至成书于明代的《三国演义》里也有这方面的例子。在小说里，周瑜巧使“美人计”，将刘邦羁在江东。于是刘备就以元旦祭祖为由对孙夫人说，“念备一身飘荡异乡，生不能侍奉二亲，又不能祭祀宗祖，乃大逆不孝也。今岁旦在迩，使备悒怏不已”。刘备想回荆州，但东吴必定不会放刘备走，后来孙夫人给刘备出的主意就是借口元旦在江边祭祖，随后不告而别。至于清代中后期成书的《燕京岁时记》则说，“（十二月三十日）世胄之家，致祭宗祠，悬挂影像。”其情形正与《红楼梦》里的贾府相合。
《红楼梦》里的贾府，刚近腊月，就开宗祠、打扫、抬彩屏、擦供器、布置祠堂，开始为祭祖仪式做准备了。宗祠位于“宁府西边另一个院子，黑油栅栏内五间大门，上面悬一匾，写着‘贾氏宗祠’四个字”。正堂上“影前锦帐高挂，彩屏张护，香烛辉煌；上面正居中，悬着荣宁二祖遗像，皆是披蟒腰玉；两边还有几轴列祖遗像”，还“列着些”看不真的“神主”。这些自然就是所祭之祖了。
这些神主、遗像或者牌位的排列，当然是有讲究的。家族始祖因为他是本族得以发达的鼻祖，所以其灵牌永久居中不变。《红楼梦》里贾家之所为成为“百年望族”，全赖贾源（荣国公）与贾演（宁国公）两兄弟的“武勋”，所以“荣宁二祖遗像”就悬在正居中处。始祖以下的祖先，则是“易一世一迁”的办法。始祖灵位左侧摆放第二代，右侧摆放第三代，第四代置于第二代一边，第五代又回到第三代一侧，以下以此类推。左侧称“昭”；右侧称 “穆”。这种灵位摆放原则，《礼记·祭法》称之“昭穆制”。
电视剧《红楼梦》里的荣、宁国公牌位贾家从荣、宁两国公算到贾宝玉不过第四代，祠堂里供奉的牌位自然不多。若是按小说的结尾所述，贾兰中举复兴家族，这就已是第五代。随着时间的推移，祖宗的灵位总有一天会摆不下，这可如何是好。古人对此也有办法，所谓“亲尽则祧”是也。为避免祠庙供奉的牌位过于拥挤，根据祭祀世代的限制，把超过祭祀代数的祖先的牌位从庙中撤出，移入后堂“寝”或附室。
换言之，祖先的地位，其实也不平等。即便是皇帝的宗庙（太庙）也是如此。除始祖外的神主，凡辈分远的要依次迁入祧庙中合祭；只有建立不朽功业的祖先永不迁移，叫做“百世不祧”。就拿清代来说，从太祖努尔哈赤到高宗（乾隆帝）弘历，清朝的前六代皇帝统统 “百世不祧”，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惯性。比如道光皇帝遭遇了鸦片战争的惨败，连自己都觉得死后“断不可行祔庙之礼”。结果驾崩之后，当时任吏部侍郎的曾国藩带头反对，“（道光帝）功德之弥纶，又当与列祖列宗”云云。结果，道光帝还是成了“百世不祧”的“清宣宗”。不难想见，之后的咸丰帝、同治帝、光绪帝三朝也是如法炮制，个个都是“百世不祧”。幸而宣统帝在1912年宣告逊位，这才终结了太庙有朝一日会摆不下历代“百世不祧”的清帝牌位这一滑稽难题。
清代太庙长幼尊卑
有道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古人的眼里，祖先最大的功绩就是繁衍了后代。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祭祀祖先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族人必须按时参加祭祖，不可随意缺席。1920年湖北的《江陵邓氏宗祠条规》就规定，“祭日除老弱废疾不与祭外，自十岁以上均晨与入祠，随班行礼。有故不到者，先期告知值年人。”这与《红楼梦》里的情形相差无几。整个家族里的成年男子都需要参加宗族祭祀，就连平日在道观里与道士们胡混，一心想当神仙的贾敬，在祭祖时也只能专程回府。实际上，这场祭祖活动还真少不了这位宁国府里的贾敬。这是因为他是“主祭”。除夕之夜，在贾敬的主持下，奏乐、焚香、奠酒、三献爵……按礼制仪程，有条不紊地一项一项地进行。
电视剧《红楼梦》贾家祭祖而从辈分来看，贾敬与荣国府的贾赦、贾敬是同辈。他们的父母分别是贾代化与贾代善、而《红楼梦》里的贾母（史太君）则是贾代善的夫人，辈分要比贾敬还高。之所以“主祭”会轮到不务正业的贾敬，只是因为他是长房嫡子，须以宗子身份主持祭祖活动而已。对此，清代徽州的《茗洲吴氏家典》也有记载：“夫宗之法自右有之，所以一统宗也，以长以嫡，而贵贱贫富勿论焉”。
这其中的“以长以嫡”，其实就是宗法制度的核心。这套制度渊源于氏族社会的父系家长制，而在西周时期成形。周天子既掌握着王朝的最高权力，又是整个姬姓家族的大族长。其王位由其嫡长子（正妻生的长子）继承，世代相传，保持其宗主地位不变。至于正妻生的长子以下诸子及妾所生子皆称为“庶子”，没有继承王位的资格。即便如大名鼎鼎的周公旦，因为只是周文王的第四子，所以也只能在侄子周成王年幼时摄政而已。
实际上，大多数周天子的庶子，都成了分封的诸侯。其实周公本来也要去做诸侯（周成王将鲁国封给他），只是因为周公需要留在朝中，因此其长子伯禽就代父赴鲁国就任了。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诸侯虽然对天子为小宗，但在本国又是无可置疑的大宗了。国君也由嫡长子继承，余子分封为卿大夫。比如楚国国君是芈姓熊氏，与之同出一源的芈姓小宗为了与之区别，便称为昭、屈、景三氏（所以大名鼎鼎的屈原是“芈”姓、“屈”氏）。再往下，卿大夫对于诸侯为小宗，在其本家则为大宗，其职由嫡长子继承，余子为士。这就形成了一个由天子、诸侯、卿大夫到“士”的“金字塔”式的等级宗法社会。
周代宗法制度示意图宗法制度发展到封建社会晚期，更加强调“国”与“家”的高度统一。一个家庭以父亲为首，这是“父权”，一个宗族以男性族长为首，这是“族权”，一个国家以皇帝为首，也就是“皇权”。皇帝既是皇族的宗主，又是普天下臣民的君主。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其中的上下分明，等级森严在《红楼梦》里也有清楚的体现。“只见贾府人分了昭穆，排班立定。贾敬主祭，贾赦陪祭，贾珍献爵，贾琏贾琮献帛，宝玉捧香，贾菖贾菱展拜垫”。“当时凡从‘文’旁之名者，贾敬为首；下则从‘玉’者，贾珍为首；再下从‘草头’者，贾蓉为首；左昭右穆，男东女西；俟贾母拈香下拜，众人方一齐跪下”。因为贾演是兄长，宁府一系是贾家的长房。所以由贾敬主祭，而贾赦是二房（荣国府）的嫡长子，在宗族里位居第二，故而由他陪祭。至于贾氏宗族其他子孙，皆按辈分与昭穆次序行祭拜礼。其中的每一代，为首的都是宁国府（长房）的嫡派子孙（贾珍、贾蓉）。宗法制度下的亲疏等级是一目了然的。
电视剧《红楼梦》贾敬主祭演剧娱神
另外，《红楼梦》第五十三回的回目写作《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这其实不是孤立的两件事。元宵夜宴时，贾母请了女先生说书，又听了戏。这是因为，进入清代以后，宗族在祭祀活动的同时伴以演剧已是很普遍的现象。乾隆年间，浙江萧山汪氏宗族在其《大宗祠祭规》中定有“春秋演剧”的祭祖例规。到了清代后期，婺源县（今属江西）段莘村汪姓在每年新春都要举行祭祖典礼，为了配合祭祖典礼的盛大活动请来戏班演戏，从正月十三日开始到二十三日结束。随着演剧日趋频繁，甚至祠堂中也开始出现固定的戏台。譬如安徽省祁门县现存的就有新安乡洪家村敦化堂古戏台（清道光年间修建）、新安乡李坑村大本堂古戏台（清同治十三年修建）、新安乡叶源村聚福堂古戏台（清同治年间修建）等等。这是因为人们相信祖先神灵的存在，更相信祖先也有娱乐的需要，就必须要建立戏台供祖先欣赏戏曲。将好戏奉献给祖先和神祇，也是为了获得他们的庇护。
电视剧《红楼梦》元宵夜宴听戏荣国府的元宵开夜宴，唱了《西楼·楼会》《八义·观灯》等戏。前一部可说是才子佳人戏，写书生于鹃与青楼女子穆素徽的爱情故事。最后于鹃中状元后，在侠士胥表的帮助下，两人终成眷属 。而《八义》又叫《八义记》，根据大名鼎鼎的杂剧《赵氏孤儿》改编而来，讲述义士公孙杵臼与程婴为主的八义士鼎力相救，不惜自我牺牲以救得“赵氏孤儿”性命的故事。
在《红楼梦》里的贾府，戏曲的演出活动是经常进行的。大凡年节喜庆、生辰寿诞，贾府都要安排戏曲演出。《红楼梦》有十几回都提到贾府的戏曲演出。贾府里饱食终日的主子们当然有各种娱乐活动，但最经常的娱乐还是看戏或听戏。不过，祭祀演剧的剧目，是有讲究的。浙江余姚半山毛氏宗族在其《大宗祠规例》就规定，“宗祠演戏侑神，以忠孝节义等剧为主”，而对“佻达奸邪之类，非所以敦教化厚风俗也，当重戒之。”可见，宗族强调演剧的教化作用。荣国府听的《八义》，自然是符合这个要求的。
当然，再怎么讲“忠孝节义”，戏曲毕竟还是一种娱乐活动。《乾隆石城县志》就记载 ，此县“祠祀春祭之日”，“必演戏剧”。结果，那些“就塾未及一月”的读书少年，“借祭祖之名以观剧为事”，结果听戏入了迷，以致荒废了学业。好在这个问题对《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而言大概是不存在的。书中明白写着，《八义·观灯》“正在热闹之际，宝玉因下席往外走”，看望留守怡红院的袭人去了。
贾府这场内容丰富的祭祖，从除夕日一直忙到正月十七日族人“又过宁府行礼，伺候掩了祠门，收过影像”，直到“掩了祠门”，才算真正地落下帷幕。在一些《红楼梦》研究者看来，元宵夜宴演剧，正是整部小说中贾府繁华极盛的顶点，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第五十五回开篇就说王熙凤小产有恙）。曹雪芹如此安排，大约也正是体现了春节祭祖活动，在清代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参考文献：
程维荣：《中国近代宗族制度》，学林出版社，2008年6月
夏航：《〈红楼梦〉折射清朝宗法制社会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