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日0时50分，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特聘教授吴金华先生与世长辞。今年是吴先生逝世十周年，私家历史特转载系列纪念吴先生的文章，缅怀先生。
吴金华先生，2007年12月摄于美国吴金华先生（1943.11-2013.6）是当代最优秀的语言学家、文献学家之一，他在汉语史研究领域和《三国志》等重要古籍的整理上做出了杰出贡献。吴先生的研究方法与治学精神，内涵非常丰富，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即语言研究的文献方法、文献方法的运用特色和超越自我的治学精神。这些虽不能全面揭示吴先生治学的精髓，甚至未必能得其要领，但确实是我的真实体会，希望这些体会能够为全面总结吴先生学术的专家和撰写新中国语言学史的学者提供一点有价值的参考。
语言研究的文献方法
吴先生的汉语史研究，主要集中在训诂与历史词汇领域，兼及语法史。吴先生在汉语史研究中密切联系文献，而且特别重视运用文献方法解决问题。
关于训诂与历史词汇研究的重点，吴先生曾作过如下概括，一曰“古义时语，迄今未见注释者，试释之”，二曰“古书疑义，众说纷纭者，试理之”，三曰“古今注家偶有误解者，试辨之”，四曰“句读之误以致文理不通者，试正之” [1]。词汇研究为什么必须与文献研究紧密结合？吴先生认为，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常常会碰到语词方面的问题”，包括“文本鉴定”、“语词的判定”和“古义、时语及孤例的求证”等[2]。语言与文献兼治这一重要研究方法，吴先生自谓得其师之传。吴先生回忆道：徐复先生说，“训诂的重点是解析古书疑义，训诂的生命在于发明，即不断发现问题、不断破译难题，将古汉语的研究推向纵深；校勘的目的是扫除文本讹误，浩如烟海的古书积误是永远扫不完的，积累校勘的经验，丰富校勘的方法，这是古籍整理工作中历久弥新的课题。训诂与校勘虽然是两种学问，但这两种学问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学问必须结合起来，也就是把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结合起来，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徐复先生说：“科研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不应当厚古薄今，也不必喜新厌旧，我们应当充分运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攻坚式的学术研究中，只有能够不断发现问题并且能够大规模解决难题的方法才是有效方法。”吴先生表示：“我愿意向这个方面继续努力。”[3]
下面举三个例子，两个词汇的，一个语法的，借此具体体悟一下吴先生运用语言与文献兼治的方法解决问题的过程。
六朝词语“护前”，吴先生认为释为“护短”是错误的，当释为“犹言争强好胜”。《三国志·吴书·朱桓传》：“（朱）桓性护前，耻为人下。”历来大型辞书均引此例为书证，把“护前”释为“护短”的同义词。吴先生首先考之有关史实，指出“但见朱桓任性使气，未见其人饰非护短”。接着检索六朝以来相关用例，举出四条，包括《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关）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证明“护前”的内涵是“逞强好胜，不容许别人争先居前”。然后再举出充分的文献用例，从训诂上证实“护前”的“护”应理解为“提防、阻遏、排摒之义”，“前”是指“心目中或事实上的竞争对手”[4]。徐复先生盛赞这一考释，认为“出色当行，可以解颐”[5]。
汉语词汇史上有这样一些词，如“侵润”、“袍泽”、“民献”、“乃心”、“疏附”、“将顺”、“昏作”、“致届”、“用舍”、“友于”、“孔怀”，等等，其中个别的如“友于”之类，以往虽曾有人提及，但基本上都是作为修辞现象来讨论的，并没有作为一类词汇现象予以系统、深入研究。吴先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语言事实，始称之为雅言词，后改称典故词。吴先生指出：“在汉魏以来两千多年的汉语复音词中，跟俗语词相映成趣的雅言词，即利用传世文献中的词语或故实所构成的新词，是典故构词法的产物。”[6]“典故词，即历代文人利用古代典籍中的词语或故实所创造的新词，是特定时代所流行的经典文化的产物。”[7]王力先生从构成方式上把汉语复音词分为三类[8]，而“古汉语复音词中的典故词，在构成方式上不属于以上三类” 。[9]吴先生在《古汉语研究》2007年第2期上发表的《〈三国志〉双音节雅言词散论》一文中第一次系统揭示了这一词汇现象。吴先生指出，“它不同于模仿古语或暗引古籍的古典词，也不同于成语”，其基本特点是，“跟原典的语词相比，形音义发生了或显或隐的变化”，“跟俗语词相比，内涵丰富是雅言词的又一特点”；这类词的构词方式有四类，即“截引式，缩略式，提要式，藏谜式”；其表意方式的基本规律就是所蕴涵的原典义，可大别为四类，即“对原典全篇主题的隐括”、“原典全句大意的隐括”、“是原典中通俗词语的借代”和“原典义的正面发挥”；吴先生指出，“了解雅言词的性质和特点，有助于提高《三国志》整理研究的水平”，“有助于提高辞书编纂的水平” [10]。对于汉语词汇史来说，吴先生所揭示的这一词汇现象无疑是一项重大发现；所发现的这一词汇事实，在汉语词汇学上也有深入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如果不是从大量文献出发，如果不是从语言事实出发，永远也不可能有如此重要的发现；单纯从理论到理论，甚至只从西方理论出发，更是永远也见不到这一语言事实，当然也就谈不上发现，更谈不到据此去做理论分析和理论概括了。
“所见”等于“所”，“为……所见”的语法意义相当于“为……所”或“为……见”，这一重要语言事实是吴先生在研读《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文献中发现的。这一组文章有七篇，吴先生介绍说：“《试论‘R为A所见V’式》及《〈试论‘R为A所见V’式〉补正》试图通过广泛调查文献资料，特别是汉译佛经中丰富的语言事实，对被动句‘为……所见’式作较为具体的描述；《南北朝以前的‘为……之所’式》也抱着填补汉语史空白的宗旨对被动句‘为……之所’式陈述一孔之见；《‘R为A见V’式述例》、《‘为……见’式两例商兑》及《古汉语被动句‘为……见’式补说》则本着‘例不十，不立法’的原则，在努力搜集中、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探测被动句‘为……见’式及其相关的‘被……所’式等等在汉语史上的源流，并对‘为……见’式的变式及其同形异实之例加以考察。”[11]这组文章发表之后，很快引起汉语史学者的极大关注，并为杨伯峻、何乐士二位先生的著作所采用[12]。
文献方法的运用特色
研究语言不离文献方法，研究文献紧密结合语言，即语言与文献兼治，这在吴先生的整个治学道路上贯彻始终，篇篇文章、本本著作皆可为证。吴先生文献方法的运用特色，我概括为如下八项，即：文献异文，纠察关系；字词考释，洞明音声；体味句读，订讹正谬；汇通文献，信而有徵；穷搜博采，考镜源流；每下一义，广征众本；训诂考索，还原为先；钩玄索隐，博稽文史。上列各项容有交叉，因来自个人体会，非关逻辑，请读者诸君明鉴。
（一）文献异文，纠察关系。古代文献，尤其是版本众多且系统复杂的重要古籍，异文既多又杂，只有细致勘比考究、洞察字际关系，才能得其真谛。
例如，《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魏略》：“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为君溺攒也。”钱大昕《诸史拾遗》：“按董昭、吴质皆济阴人，质欲溺乡里，则昭亦在应溺之列，故云‘溺攒’。”卢弼《三国志集解》：“官本《考证》：‘攒，宋本作禶。’弼按：宋本作欑。”钱氏所解“似未中的”,而“卢氏罗列异文，亦不云‘攒’字何解”。吴先生认为，“‘攒’读为‘灒’，字之借也。”并举《说文解字》“灒”字释为证，阐释道：“‘污洒’，以污水挥洒也；‘水中人’，其水洒湿人身也。‘溺攒’即撒溺以污人，此必当时俗语。”并进一步厘清了字际关系与致误之由：“疑原文本作‘灒’，传写而为从‘手’之‘攒’，辗转又为从‘木’、从‘衣’之字，其义遂不可晓。”[13]
又如，《三国志·魏志·华佗传》：“小儿戏门前，逆见，自相谓曰：‘似逢我公，车边病是也。’”卢弼《集解》：“‘似逢我公……’九字，范书《佗传》作‘客车边有物，必是逢我翁也。’”吴先生论定：“‘我公’、‘我翁’，皆古人自称其父之语。”并举出《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记》、《焦氏易林》、《后汉书·宦者·张让转》载汉灵帝语、《太平御览》卷九十二引司马彪《续汉书》、《广雅·释亲》等文献用例和故训证明“翁”、“公”的字际关系，确不可易。[14]
再如，《三国志·吴志·楼玄传》：“旧禁中主者自用亲近人作之，彧陈亲密近识，宜用好人。”吴先生通过版本对勘，指出：“陈校本的‘近识’来自渊源于南监本的金陵活字本，其中‘识’系‘职’的讹字，其他版本均作‘近职’。晋司马彪《后汉书·舆服志》：‘尚书帻收，方三寸，名曰纳言，示以忠正，显近职也。’近职指在皇帝身边服务的重要职事，如尚书、‘禁中主者’之类。”[15]
（二）字词考释，洞明音声。文献流传过程中缘于各种因素而形成用字歧异，尤其是文字通假，成为阅读理解的难点，因此自古以来文献语言学家都特别重视突破文字蔽障而以声音通训诂，吴先生在这方面创获尤多。
例如，《三国志·魏志·蒋济传》注引《列异传》：“虽云梦不足怪，此何太适？适亦何惜不一验之？”黄生《义府》卷下：“‘虽云梦不足怪，此何太适适！’‘适’与‘的’同，言梦中事虽未可信，然何的的分明如此。”吴先生赞成黄说，认为：“标点本割裂‘适适’一词，非。‘适’、‘的’二字古音相同，例得通假。”然后举《韩非子·奸劫弑臣》“废正的”见于《战国策·楚策四》其“的”作“适”为证，推断“适适”当读为“的的”。并进一步推阐道：“古人形容所见分明，常用‘的的’一词。例如《淮南子·说林训》：‘的的者获。’高诱注：‘的的，明也，为众所见，故获。’再如《搜神记》卷十叙谢奉、郭伯猷二人同梦之事：‘谢云“卿知吾来意否？”因说所梦。郭闻之怅然，云“吾昨夜亦梦与人争钱，如卿所梦，何期太的的也！”’其中‘何期太的的’与‘此何太适适’语意大同。”[16]
又如，《三国志·蜀志·黄忠传》：“金鼓振天，欢声动谷，一战斩渊。”吴先生云：“‘欢声’二字旧无注。辞书或释为‘喜悦之声’，大谬。”因为“既云‘金鼓振天’，自当杀声动谷；敌我血战之际，喜悦之声何来？”吴先生指出：“此‘欢’当读为‘讙’，字之借也。”并举例证明“古称群呼为‘譟’、‘鼓譟’；或称之为‘讙’、‘讙呼’”。吴先生的解释是：“‘讙’与‘欢’古音相同，故‘欢声’得借为‘讙声’。《公羊传·文公六年》称晋襄公为‘晋侯讙’，《史记·晋世家》作‘襄公欢’。《礼记·乐记》‘鼓鼙之声讙’，郑玄注：‘讙或为欢。’《艺文类聚》卷二百四十七‘欢’作‘讙’。此皆二字通用之证。”[17]
再如，《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吴书》：“（赵）咨频载使北，魏人敬异。”张舜徽主编《三国志辞典》以“多年”释“频载”。吴先生认为：“《辞典》从字面上释‘载’为年，不明‘载’是‘再’的同音通用字。”吴先生指出：“‘频载’，通常写作‘频再’。”引《晋书·艺术·索紞传》、《宋书·刘康祖传》等三例，论云：“其中‘频再’与‘屡’同义，足为明证。”[18]
（三）体味句读，订讹正谬。古书句读标点，诚非易事，稍有差池，就会误解原意；文字讹误，特别是那种校正与否均能读通的讹误，若不能勘正，就会以讹传讹。吴先生读书之细、考证之精，在其著作中随处可见。清人评卢文弨说，别人读书受书之益，而卢氏读书则书受卢氏之益。当代汉语史学者亦能承此美誉者，我以为当首推吴先生。
例如，《后汉书·张鲁传》：“（曹）操入南郑，甚嘉之。又以（张）鲁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鲁即与家属出逆，拜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吴先生认为，“逆”字应该属下，理由有三：其一，“上文说张鲁率众‘奔南山’，是窜山而藏了；这里说‘鲁即与家属出’，指弃南山而出降。‘出’与‘奔’前后相应，所以本文应当在‘出’后断句。”其二，“‘逆’是半途邀迎之义，与事理相合……这里的‘逆拜’与上文的‘遣人慰安之’都是对张鲁‘本有善意’的嘉奖。”其三，“西晋陈寿《三国志》卷八《魏志·张鲁传》载此事云：‘鲁尽将家出，太祖逆拜镇南将军。’在‘逆’前冠以‘太祖’二字，文义极明。”[19]
又如，《宋书·符瑞志上》：“今年青龙在庚子，《诗推度灾》曰：‘庚者，更也。子者，兹也。圣人制法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于子，治成于丑。’此言今年天更命圣人，制法天下，布德于民也。魏以改制天下，与《诗》协矣。”吴先生的推理与论证都非常精彩：“《诗推度灾》作为谶纬之书，并不简称为‘《诗》’，就象谶纬书《春秋汉含孽》、《易运期谶》、《孝经中黄谶》不得简称为《春秋》、《易》、《孝经》一样。《诗》在当时文献中只是《诗经》三百篇的专名，用在这里不成义例。本文的‘诗’，应该是‘时’的误文，可据《三国志》卷二《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改正。上文说‘今年青龙在庚子’，指‘天时’已至；这里说‘与时协矣’，指人事跟天时正好相应。不仅如此，前面一大段讲‘此魏得岁与周文、武受命相应’，后面一大段讲‘魏以十月受禅’等等，都是鼓吹‘与时协’的神话，意在说明曹魏的代汉属于时来运至、势所必然。”[20]
再如，《宋书·臧质传》：“太祖谓可大任，欲以为益州事，未行，徵为使持节……徐兖二州刺史。”吴先生云：“‘事’字当属下。‘为益州’即出任益州刺史，是史家常文。”并进一步指出：“‘事’即公文，‘事未行’指公文尚未下达，这也是当时习语，又如本书卷七《刘延孙传》：‘又欲以代朱修之为荆州，事未行，明年卒，时年五十二。’跟‘事未行’相对而言的，是‘事行’，指公文到了有关部门，例如《世说新语·方正》：‘王述转尚书令，事行便拜。’”最后论定道：“校点本以‘为益州事’为一读，大误。”[21]
（四）汇通文献，信而有徵。无论是勘正讹误，还是揭示时语、古义，均须材料充分，比例分析，汇通证明，只有这样，结论才可靠、可信。这是中国古代语文学的法宝，也是颠扑难破的真理，吴先生的研究谨遵此道，所获结论坚塙难易。
吴金华先生手迹例如，《三国志·魏志·乐陵王茂传》：“如闻茂顷来少知悔昔之非，欲修善将来。”前人多说“如”字为“加”字误，吴先生认为“‘如闻’不误”，举本志《华歆传》、《晋书·刘聪载记》、《宋书·何承天传》、《南齐书·武十七王·竟陵文宣王子良传》、《梁书·王僧辩传》、《魏书·卢玄传》、《周书·苏绰传》七条材料证明，“‘如闻’乃魏晋南北朝习语，其用例亦不限诏文。郁、钱、周诸氏均博极群书，未免失之眉睫”。[22]
又如，《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魏王曹丕诗云：“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佐时整理，复子明辟致仕。”令曰：“昔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仲尼叹其至德；公旦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终然复子明辟，书美其人。吾虽德不及二圣，敢忘高山景行之义哉？”吴先生分析道：“乍一看，这不过是引用了《尚书·洛诰》：‘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明辟。’但是从语言的角度考察，《尚书》的话至少可以分析为‘复’、‘子’、‘明辟’三个词语，而曹丕的‘复子明辟’已经是汉魏时代的四字格成语。”在列举汉魏以来文献证据之后，吴先生论定从词义的发展变化的角度论述到：“《尚书》的‘明辟’犹言明君，‘子’是用于第二人称的尊称，‘复’作为动词，通常认为指‘归还（政权）’；王莽、曹丕的‘复子明辟’指冢宰归政于天子。”[23]
再如，《晋书·五行志中》：“王恭在京口，百姓间忽云‘黄头小儿欲作贼，阿公在城，下指缚得’。”吴先生认为：“‘阿公在城下指缚得’应当作一气读之，语气上的停顿应在‘城下’之后；如果要分断，只宜在‘下’后一逗。”并据史实指出，王恭兵败被俘，“谣言预示的‘城下’受缚，即应验于此”。接着从语言的角度分析，“‘指缚得’的‘指’，相当于今语‘直接’”，有《三国志·褚翜传》以及同书《隐逸·龚玄之传》用例可证，宋人的句读亦可参证，从而证明“点校本似以‘下指’为伸手之义，事属可商”。[24]
（五）穷搜博采，考镜源流。可靠的训诂，需要搜集大量文献用例与故训资料；而揭示词语发展、阐明意义变化，不仅需要条分缕析，还需要考镜源流。吴先生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典型案例。
例如，《三国志·魏志·典韦传》：“矢至如雨，韦不视，谓等人曰：‘虏来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惧。”胡三省《通鉴注》：“‘等人’者，立等以募人，及等者谓之‘等人’。或曰，‘等人’，一等应募之人也。”吴先生云：“两说皆非。‘等人’犹言等伍、等类，与‘及等’、‘应募’之事无涉。”举出《大藏经》卷三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一两例、卷四一例，如“自与商人入海采宝，所获弘多，还国，置舟步行，道乏无水，得一井水，呼等人汲之，却自取饮”，证明这些句子中的“等人”都是指与菩萨同行的一伙商人。然后把考证扩大到“等人”的同义词范围，引证《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略》中的“等伍”、《宋书·孝义·卜天生传》中的“等类”，并训释其义，从而论定：“‘等人’、‘等伍’、‘等类’于义无殊，均谓同伴也。”[25]
又如，《三国志·魏书·杨阜传》：“顷者天雨，又多卒暴。”钱剑夫《〈三国志〉标点本商榷》释“卒暴”为“猝（卒）雨与暴雨”。钱文把“卒暴”分解成二词，吴先生认为不妥。据《广雅·释诂三》“暴，猝也”这一故训，吴先生指出：“‘卒暴’是同义二字并列的双音词，它的反义词是‘渐’。例如，《汉书·师丹传》载丹上汉成帝书曰：‘诏书比下，变动政事，卒暴无渐。’《孟子·万章下》：‘孔子先簿正祭器。’赵岐注：‘孔子仕于衰世，不可卒暴改戾，故以渐正之。’”并从汉语发展史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揭示出“先秦语汇中的‘卒’、‘卒然’，在汉代往往变成‘卒暴’”，而“作为汉魏常语的‘卒暴’一词，在《三国志·魏书》中并不止《杨阜传》一例”。[26]
再如，《三国志·吴志·阚泽传》：“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追师论讲，究览群籍，兼通历数，由是显名。”“追师”，局本作“追思”。卢弼《集解》说，宋本“思”作“师”。吴先生曾见苏州大学所藏《三国志》陆敬批跋本有眉批云“‘师’字义长”，他认为“陆敬批跋本的眉批非常可取”，因为“‘追师’是汉晋常语”，所举证据有谢承《后汉书·苏章传》“苏章……负笈追师，不远万里”，范晔《后汉书·李固传》李贤引注谢承书曰“（李）固……负笈追师三辅，学五经，积十余年”，《晋书·儒林·董景道传》“董景道……千里追师，所在惟昼夜诵读，略不与人交通”三例，并论定说：“‘追师’者，寻求经师也。”[27]
吴金华先生与日本汉学家高岛谦一（六）每下一义，广征众本。徐复先生说：《三国志校诂》“广征众本，每下一义，皆妥贴宁极，遂成定论。”[28]诚哉，是言！不仅《校诂》，吴先生其他论著亦皆鲜明地体现这一特点。
例如，《三国志·吴志·潘璋传》：“璋为人麤猛，禁令肃然，好立功业，所领兵马不过数千，而其所在常如万人。”除官本外，其他各本都作“好立功夫”，吴先生断定，“此‘功夫’并非‘功业’之误”，继而证之《隶释》卷四载汉桓帝建和三年《广汉长王君治石路碑》、《大藏经》卷四康孟祥译《中本起经》卷下、《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续汉书》、又《王肃传》载肃太和四年上疏、又《郑浑传》、《华阳国志》卷十一载向攀语王濬、《大藏经》卷四姚秦竺佛念译《出曜经·杂品》等用例，谓上述各例中的“‘功夫’均谓兴造、建筑之事，与《潘璋传》义合。璋领兵不过数千，然屯营张饰，常如万人，足见‘好立功夫’者，非喜建战功之谓，但言其奢泰耳”，因此指出：“标点本不取宋、元、明诸本之‘功夫’，径从后出官本之‘功业’，以致文义转晦，失择善之旨矣。”[29]
又如，《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孤祖父以至孤身，皆当亲重之任，可谓见信者矣，以及（子植）[子桓]兄弟，过于三世矣。”标点本《校记》：“‘子桓’，从何焯、沈家本说。”卢弼《集解》：“元本、冯本‘桓’作‘植’。官本《考证》：‘何焯曰：“《文类》作‘子桓’，‘植’字乃‘桓’字传写之讹。对臣下不以称子之字为嫌，观《陈思王传》注中诸令屢称‘子建’，则此为‘子桓’决矣。”’”吴先生云：“百衲本作‘子桓’。何焯等无从得见此本，故旁求于宋、元人所撰《事文类聚》。近人张元济《三国志跋》盛赞百衲本之优点，乃至有‘一字千金’之叹，此‘桓不误植’亦属其例。卢弼之撰《集解》，无视百衲本而迷信局本，失之不考；标点本之校字，则弃本证而求旁证，未可为法。”[30]
再如，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吴先生已得《三国志》传本几十种。他曾经把这些传本按照抄写刻印的时代及其形态分为三类，由此可见吴先生对传本的搜求之勤：“（一）古写本。其中弥足珍贵的，有晋写本《魏志·臧洪传》残卷（存370余字）、晋写本《吴志·吴主传》残卷（存570余字）、晋写本《吴志·步骘传》残卷（存440字）、晋写本《吴志·虞翻陆绩张温传》残卷（存1090余字）四种……（二）宋元明清旧刻本。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百衲本（民国二十年商务印书馆据绍兴、绍熙两种刻本配合影印）、元本（元大德年间池州路学刊本）、陈本（明陈仁锡刊评点本）、冯本（明南监冯梦祯刊本）、监本（明北监敖文祯刊本）、毛本（明毛晋汲古阁刊本）、吴本（明吴琯西爽堂刊本）、殿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刊本）、金陵活字本（清同治六年金陵书局活字印本）、局本（清光绪十三年江南书局刊本）十种……（三）中华书局标点本……”[31]
（七）训诂考索，还原为先。还原是显真的工作。包括汉语史在内的所有基于古文献进行的研究，首先得保证文献的真实可靠，不仅文本要真实可靠，文字也要不存在讹误。在这方面，吴先生堪称楷模，下面从吴先生新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举出几例[32]，即可证明。
例如，《徐陵集校笺》卷四《为始兴王让琅邪二郡太守表》：“自甘泉通火，细柳屯兵，旁带戎臣，颇同疆埸。”许逸民《校记》：“‘臣”，《艺文类聚》作‘尘’，今据明抄本、屠本、张燮本、张溥本、吴本改。”吴先生云：“《艺文类聚》的‘戎尘’属于诠释学的问题，它不属于明显的讹误，因而不能用校勘的方法来处理。”然后从三个方面予以论证：其一，“‘戎尘’并不是‘不改就讲不通’的畸形词语。就语词的结构和意义而言，它跟‘胡尘’属于同一个类型。”其二，“‘旁带戎尘’一句，指藩国与‘戎尘’接近，所以下句有‘颇同疆埸’之叹……此处以‘戎尘’喻指边警不可忽视，故下文云‘应思马骏之功’、‘宜慕曹彰之勇’，前后呼应，文理密察。”其三，“共时的语料表明，‘戎尘’在徐陵的笔下也不止一例。《校笺》卷十二载《册陈王九锡文》有云：‘虽金陵佳气，石垒天严，朝暗戎尘，夜喧胡鼓。’ 徐陵以‘戎尘’对‘胡鼓’，其义甚明……这里的‘戎尘’，可作为《校笺》卷四的‘戎臣’属于后人臆改‘戎尘’的内证。”
又如，《徐陵集校笺》卷六《为贞阳侯与太尉王僧辩书》：“今荆陕沦覆，正是江北数县，即东南藩翰，万里而遥。主甲治兵，舻舳相接，长波天限，方汉城池，修徳绥民，中兴可待。”许逸民《校记》：“‘主’，《文苑英华》作‘坐’，今据屠本改。”吴先生云：“六朝的文章为了增加古雅的色彩，不惜借用罕见的古词。‘坐甲’跟‘冢卿’一样，也是从先秦文献中借来的语词。‘坐甲’始见于《左传·文公十二年》‘裹粮坐甲，固敌是求’。唐孔颖达疏曰：‘甲者，所以制御非常，临敌则被之于身，未战且坐之于地。’从六朝文人使用‘坐甲’一词的情况来看，它在中古时代指‘披甲而坐’的状态，这是业已全身武装的将士所处的临战状态……宋人所编《文苑英华》卷六七七的‘坐甲’，文从字顺；明屠隆的《徐孝穆集》作‘主甲’者，如果不是抄刻之讹，恐怕属于武断臆改。”
再如，《徐陵集校笺》卷七 《为陈宣帝答周武帝论和亲书》：“夫圣君明辟，司御兆民，则天象地，伫育黔首。”许逸民《校记》：“‘伫’，《文苑英华》作‘亭’，今据明抄本、屠本、张燮本、吴本改。”吴先生云：“利用当时社会所流行的‘经典’来创造形形色色的‘典故词’，是六朝文士的拿手好戏。《文苑英华》作‘亭’是对的，明人把‘亭’改成‘伫’，使大文豪徐陵的文集中出现了‘伫育’这样的畸形语词，实在该批而不该取。”并揭示道：“《老子》云：‘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这就是中古典故词‘亭育’产生的温床。”继而指出：“‘亭育’虽然诞生于六朝，但它从梁到清，屡为文士所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汉语大词典》还收录了‘停育’，指出‘停’，通‘亭’，并揭示书证——南朝梁刘孝绰《谢给药启》：‘一物之微，遂留停育，名医上药，爰自城府。’又指出‘停’在《艺文类聚》卷八一中作‘亭’。”因此推论：“徐陵文中的‘亭育’，在传抄过程中或许有写成‘停育’的文本，明钞本等后出文本的辑校者不知‘停’、‘亭’通用，又不熟悉‘亭育’这一类似乎眼生的‘典故词’，于是乎就把‘停’字改成了形近的‘伫’；至于‘伫育’是不是固有的语词，那就任从读者随意猜测罢了。”
吴金华先生与张永言先生（八）钩玄索隐，博稽文史。清代学者戴震曾指出，古文献研究的基本路径是“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而每个词语、每个意义的考定都得“贯群经、本六书”，不仅如此，还要博稽文史，才能“有所会通，然后知圣人之道”。[33]吴先生深得其中三昧，并为徐复先生所推许。[34]
例如，《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英雄记》：“辟大将军何进府进符使，匡于徐州发强弩五百西诣京师。”吴先生云：“查考汉制，三府掾属中并无‘进符使’之职。此文当于‘府’字绝句。《全后汉文》卷七十八蔡邕《陈寔碑铭》叙其为三公所辟，一则曰‘辟司徒府，纳规建谋，匡弼三事’，再则曰‘复辟太尉府，迁太丘长’，三则曰‘辟大将军府，道之兴废，有分于命，乃离密网，以就禁锢，潜伏不试’；此云‘辟大将军何进府’，句例相同。然则‘进符使’三字应属下句读，‘进’即何进，‘符’指符信，‘使’乃派遣之义。汉刘熙《释名·释书契》：‘符，付也，书所敕命于上，付使传行之也。’募兵须凭符信，史书多有记载……此言募兵而无符信，则被人依法上告也……标点本盖不明‘符’字之义，误以‘进符使’为官号，遂致断句不当。”[35]
又如，《三国志·魏志·陈群传》注引《先贤行状》：“豫州百姓皆图寔、纪、谌之形象。”吴先生云：“‘豫州百姓’云云，事属可疑。‘三君之名’高则高矣，安得合州之民皆图画其形象！揆之事理，‘百姓’必为‘百城’之误。当时郡县分属十三州，各州所辖之县邑少者五、六十城，多者百余城，约而言之则称‘百城’。《后汉书·郡国志》载：‘豫州刺史部郡国六、县邑公侯国九十九。’故‘豫州百城’实指九十九城之行政机构。《全三国文》卷二十六邯郸淳《汉鸿胪陈纪碑》叙此事云：‘豫州刺史嘉懿至德，命敕百城图画形象。’《初学记》卷十二‘鸿胪卿’引谢承《后汉书》曰：‘陈纪，字元方，遭父太丘长寔忧，呕血绝气。豫州嘉其至行，表上尚书，图画百城，以励风俗。’可以为证。《后汉书·陈纪传》李贤注、《世说新语·德行》注引《先贤行状》均作‘豫州百城’，当据改。”[36]
再如，《汉书·昭帝纪》：“令郡县常以正月赐羊、酒。”《汉书·龚胜传》：“长吏以时存问，常以岁八月赐羊一头、酒二斛。”杨树达《汉书管窥》以为《昭帝纪》“正月”当为“八月”之误。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清学者齐召南疑《龚胜传》“八月”为“正月”之误。吴先生云：“齐疑非是，杨说可信。”吴先生举证丰富资料，对于这一观点进行了周详的论证，其中第一条理由就是先秦文化史：“从汉昭帝的诏文可以看出，韩福等五人是当时郡国按‘有行义者’的标准推选出来的高年模范……为什么把赐羊酒的时间选定为‘八月’？这跟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养老礼制有关。《礼记·月令》：‘仲秋之月……是月也，养衰老，授几杖，行靡粥饮食。’东汉郑玄注：‘助老气也。’唐孔颖达疏：‘此论养老及制衣服之事，皆此月所为。’《吕氏春秋·仲秋纪》也有上引《月令》中的一段文字，东汉高诱注：‘阴气发，老年衰，故共养之。授其几杖，赋行饮食靡粥之礼。今之八月，比户赐高年鸠杖粉粢是也。’很清楚，仲秋之月就是八月……据高诱注文可知，直到东汉末期还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过八月敬老之礼，由此也可以推见这种古礼在去古不远的西汉必有相当的影响。”[37]
超越自我的治学精神
吴先生的治学精神更是宝贵遗产，值得深入总结，并发扬光大。本文仅论述一点，即精益求精、不断超越自我的治学精神。
精益求精，并不断超越自我，是吴先生一贯的追求。吴先生1995年说：“我对自己撰写的东西，从来没有满意过。尽管下笔时不乏自信，可是过不了多久我就发现有些地方应当补充甚至必须修正了。于是乎又写续篇，并且续篇之后又有补订，弄得没完没了。”[38]2000年说：“本书由十篇文章组成，这些论文曾陆续发表过，这次借结集出版的机会，又作了修改和补充。”[39]2007年说：“就我而言，对旧文进行这样那样的修改，实在是非做不可的事情；因为我文笔不敏，没有文不加点、一挥而就之才，每撰一文总是屡经修改而仍觉言不尽意，直到非付梓不可之日才勉强告一段落，所以，利用结集的机会尽可能地消释旧文中的遗憾，是一项不可省略的工作。更何况自己的思想认识还能与时俱进，所以我又常常这样想：既然如今的认识又随着历史的车轮前进了一程，那么，趁结集之时反映出自己的新认识，既可以说明自己的思想尚未僵化并以此自慰，又说明自己到了‘觉今是而昨非’的时候还不乏及早更正的能力，于人于己都有利无害，又何乐而不为？如果读者弃我前此发表的同题之作，而以本集改定之文为批评指正的对象，则不胜感谢之至。”[40]
《三国志丛稿》所收多半是订补旧作的论文，由此可以大致了解吴先生修订的规模，亦可与吴先生的自述构成互证。文集中有两篇关于易培基《三国志补注》的论文，后一篇为补充前文而作：“《略论易氏〈三国志补注〉》是1998年在‘海峡两岸古籍整理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易氏〈三国志补注〉今证》作为前文的补充，撰成于1999年5月。”[41]第四篇是关于晋写本残卷的文章，这篇文章修订补充次数最多：“《晋写本〈魏志·臧洪传〉残卷初探》撰成于1988年，原先发表于《古文献研究文集》第二辑（《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增刊）；1995年收入《古文献研究丛稿》时，本文的初次发表年代由‘1989’讹成了‘1987’。这次收入《丛考》，不仅更正了《丛稿》的讹误，还参考新疆博物馆李遇春先生文章中公布的资料对本文作了修补。李文题为《吐鲁番出土〈三国志·魏书〉和佛经时代的初步研究》，发表于《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其撰写及发表年代恰与本文相同；所不同的，只是李文的资料必定来源于晋写本《魏志·臧洪传》残卷的原件，而我依据的仅仅是《新疆历史文物》的残卷缩影图版。由于图版太小，有些字句难以确认，墨点符号更无法看清，所以初稿的释文跟新疆博物馆收藏的原件不可能完全吻合。”[42]《〈三国志校诂〉及〈外编〉订补》、《〈三国志〉待质录》、《岳麓版〈三国志〉修订后记》，“这三篇文章都是对自己旧作的修正与补充”；1987年撰成《三国志校诂》之后，吴先生陆续看到新的本子，加上掌握了电脑查阅资料的技术，所以“回过头来翻翻旧作，发现有些地方已非改不可，有些地方还应当补充”，于是撰写了这三篇文章。[43]《丛考》共收入10篇文章，有6篇是对旧作的修订增补，而这10篇文章都公开发表过，结集时又都“作了修改和补充”，[44]吴先生的严谨以及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跃然纸上。
在《〈三国志校诂〉及〈外编〉订补》一文的导言中，吴先生概括说，订补旧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立论可商者，商之”、“证据不足者，补之”和“引证有误者，改之”[45]。我数了一下，仅这篇文章就订补旧作近70条，下面分类各举二例。对旧论进行修正的，如：《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校诂》谓“不”当作“博”，属于音近而讹[46]；《订补》谓认定“不”字误并无确证，“实则原文未必有误”[47]。又如：《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外编》谓“文俗”似当作“文治”；[48]《订补》谓“非是”，“文俗”不误，“指通晓吏法、明于习俗并且善于用吏法苛求于人”。[49]对旧论补充证据的，如：《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外编》谓“声著”似当作“著声”；[50]《订补》补充两证，一证为绍兴本、刘氏嘉业堂本的早期版本不作“声著”，一证为著闻、著称、著名等与“著声”同类的文例。[51]又如：《三国志·魏志·郭淮传》“淮妻，王凌之妹。凌诛，妹当从坐，御史往收”，《校诂》谓“御史”当据《世说新语·方正》注改作“侍御史”；[52]《订补》谓影宋本《太平御览》卷五百二十引《魏志》正作“侍御史”，此是可补的本证[53]。对旧作引证之误改正的，如：《三国志·魏志·张辽传》“辽奉圣旨，豨不敢害也”，《外编》谓“圣旨”始见东汉和帝章和二年诏文[54]；《订补》谓西汉已有其语，见刘向文[55]。又如：《三国志·蜀志·刘焉传》注引陈寿《益部耆旧传》“故号曰（致止）[至止]”，《外编》说“《册府元龟》卷八百三十二引此作‘至止’，即用本字”[56]；《订补》核实后订正为“残宋本《册府元龟》卷八百三十三”[57]。
我相信，今后研究吴先生学术的人一定会有很多，研究者也一定会关注吴先生是如何对自己的论著进行不断修订的，由此不仅能学到方法，更学到精神。吴先生对学问的严肃与敬畏，吴先生自我修正的学术勇气和严谨求真的学术品格，于今而言，尤其珍贵！
参加华学诚博士论文答辩结语
最近几年，我曾应邀到一些地方举办讲座，包括复旦大学古籍所、浙江大学古籍所、哈佛大学东亚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武汉大学文学院、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等，尽管所讲的具体内容不完全一样，但是我都会强调下述观点：汉语史研究、中国古代语言学经典著作研究，可以而且应该运用不同的方法，包括传统语言学方法、现代语言学方法，相邻学科的研究方法，甚至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举凡与研究内容相适应的方法、能够满足研究目标实现的方法，都是好方法；但是各种研究方法并不处在同一个层次上，文献学的方法才是最基本的方法，研究古文献不可或缺，研究古汉语同样不可替代。这一观点继承自刘君惠先生、徐复先生等前辈学者，在请益于吴先生和阅读吴先生的论著中则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为撰写这篇文章而重读吴先生论著时，不仅使我更加坚定了上述认识，而且使我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具有怎样的治学精神。
吴金华与鲁国尧拜望吕叔湘先生，摄于1988年附记：2013年国庆长假期间撰成初稿，随后呈请吴师母张敏文先生审正，并得到了重要的修改意见；当月中旬完成二稿后，邮发给吴先生的众多门生和学界中青年专家请教，得到很多鼓励；鲁国尧先生是吴先生生前最为敬重的兄长，故特请鲁先生审订，鲁先生手订拙稿并评之曰：“述论周详，得其肯綮。”谨记于此，并致谢忱。作者2013年11月6日。
（本文原刊《语言科学》2014年5月第13卷第3期，后收录于《凤鸣高冈——吴金华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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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三国志校诂》凡例第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 《三国志丛考》第2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3] 《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序言第1、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4] 《古文献研究丛稿》第121-12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又，王继如先生阅读拙文并详细批注提示：“护前”的词汇义为“争强好胜”，没有异议；但“护”当作何解，则有不同意见，王继如、方一新等曾著文讨论。
[5] 徐复《古文献研究丛稿序》。
[6] 《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续集》第46页。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
[7] 《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续集》第20页。
[8] 王力《汉语史稿》第346页，中华书局1980年新1版。
[9] 《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续集》第20页。
[10] 《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续集》第48、49、50、52、56、57、59页。
[11] 《古文献研究丛稿》题记第2页。
[12] 杨伯峻、何乐士《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第689-690页附注11、15、16、17，语文出版社1992年版。
[13] 《三国志校诂》第130页。
[14] 《三国志校诂》第162页。
[15] 《三国志丛考》第301页。
[16] 《三国志校诂》第100页。
[17] 《三国志校诂》第204页。
[18] 《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第202页。
[19] 《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第93页。
[20] 《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第117页。
[21] 《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第122页。
[22] 《三国志校诂》第127、128页。
[23] 《三国志丛考》第309页。
[24] 《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第104页。
[25] 《三国志校诂》第118页。
[26] 《古文献研究丛稿》第119、120页。
[27] 《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第182页。
[28] 《三国志校诂》序第4页。
[29] 《三国志校诂》第264、265页。
[30] 《古文献研究丛稿》第137页。
[31] 《古文献研究丛稿》第89、90页。
[32] 《中古语词的异化与还原——以〈徐陵集校笺〉为例》，《汉语史学报》第九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33] 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集》第183、1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34] 徐复《三国志校诂》序。
[35] 《三国志校诂》第5页。
[36] 《三国志校诂》第134页。
[37] 《古文献研究丛稿》第309、310页。
[38] 《古文献研究丛稿》题记第7页。
[39] 《三国志丛考》弁言第1页。
[40] 《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续集》前言第2页。
[41] 《三国志丛考》弁言第1页。
[42] 《三国志丛考》弁言第3页。
[43] 《三国志丛考》弁言第5页。
[44] 《三国志丛考》弁言第1页。
[45] 《三国志丛考》第220页。
[46] 《三国志校诂》第14页。
[47] 《三国志丛考》第222页。
[48] 《古文献研究丛稿》第142页。
[49] 《三国志丛考》第222页。
[50] 《古文献研究丛稿》第142页。
[51] 《三国志丛考》第222页。
[52] 《三国志校诂》第148页。
[53] 《三国志丛考》第229页。
[54] 《古文献研究丛稿》第197页。
[55] 《三国志丛考》第227页。
[56] 《古文献研究丛稿》第240页。
[57] 《三国志丛考》第2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