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新片《奥本海默》，讲述了奥本海默在二战时期参与曼哈顿计划并推动原子弹研发的故事。影片通过生动的场景和动人的表演，将观众带入奥本海默的内心世界，体会到这位“美国的普罗米修斯”所经历的艰辛和挣扎。
这部电影同时精心塑造了奥本海默身边两位重要的女性形象。然而，在展现他的前女友和情人琼·塔特洛克这一重要角色时，片中可能存在一些局限。
《奥本海默传》书封被抹去的同性恋倾向
琼·塔特洛克（Jean Tatlock）于1914年出生于密歇根州的安娜堡，她的父亲是一位研究英国文学的知名教授。从小聪明伶俐的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930年，她与一位崇尚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朋友一起前往欧洲旅行。在旅途中，她遇到了一位精神分析师，进而决定自学心理学。1935年，琼进入斯坦福医学院深造，并于1941年获得精神病学学位。在前往华盛顿特区的圣伊丽莎白医院实习后，她回到旧金山，在锡安山医院的精神病学部门担任住院医师。
1934年，琼目睹了旧金山发生的西海岸海滨工人罢工暴力事件。在这次对抗中，两名码头工人被警察杀害，数百人受伤。这一事件促使琼开始参加政治集会，并为美国共产党期刊《西部工人》撰稿。她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参加了各种讲座和社交活动，她也最终成为一名美共产党员。
1936年春天，在奥本海默的房东玛丽·沃什伯恩举办的派对上，奥本海默与琼相识。当时，奥本海默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学教授，琼则是一名研究生。次年秋天，琼开始与比自己年长十岁的奥本海默约会，并与他一起参加各种讲座和会议。他们交往了近三年，奥本海默曾两度向琼求婚，但遭到了拒绝。尽管奥本海默声称自1939年以来与琼的接触极少，但根据《奥本海默传》作者的说法，他们仍然是“最亲密的朋友和偶尔的情人”。
在电影《奥本海默》中，琼的形象显得善变，例如，她主动与奥本海默取得联系，但见面后却会扔掉他送的花（有分析说琼认为送花是小资产阶级的趣味，不符合她的身份认同），有时，琼表现出情感疏离、冷漠和情绪不稳定的特点，此时的她也确实患有抑郁症。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位前途似锦的精神病医生患上抑郁症呢？琼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有一段时间，我认为自己是同性恋。”《奥本海默传》的作家伯德和舍温指出，当时的精神分析还将同性恋视为一种需要被克服和治疗的病态，这也正是琼生活中的核心冲突之一。琼的朋友透露，琼承认“为了克服自己对女性的吸引力，她和能找到的每个高大威猛的男性都有过亲密关系。”奥本海默也是其中之一，琼当时希望通过包括奥本海默在内的男性克服她对女性的爱慕之情。
塔特洛克对奥本海默的精神影响
影片未能充分展示琼·塔特洛克对奥本海默思想上的影响，这是一种遗憾。当奥本海默在战后拒绝继续研发氢弹时，他的社会意识和人文精神的觉醒令人深受触动，而这种觉醒与琼的影响密不可分。可惜的是，诺兰未能充分呈现琼对奥本海默思想上的塑造，使得很多观众误认为，琼只是凭借美貌和肉体吸引了奥本海默。
首先，她对奥本海默的政治倾向产生了深远影响。自1936年见面以来，奥本海默就沉浸在左翼圈子中。琼将奥本海默介绍给了一些重要的美国共产党员。塔特洛克还鼓励奥本海默从单纯的理论转向行动，也是通过她，奥本海默开始参与反法西斯活动，通过西班牙共产党向西班牙难民捐款。
当然，在遇到琼之前，奥本海默就通过父亲开始了解苏联共产主义，但奥本海默承认，是琼的存在，让他对自己优渥的出身和特权产生反思，并关注他此前未曾意识到的许多社会问题。奥本海默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也受到了琼的影响，他对女性的同理心和情感成为他一生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与琼的情感和智识联系成为他接受审讯的主题，而他的妻子凯蒂，则成为他面对政治复杂迫害时不可或缺的支持。《奥本海默传》深入探讨了琼与奥本海默情感纠葛的细节，但电影《奥本海默》未能展现出他们关系的微妙差别和深度。
《奥本海默》剧照诺兰引用了奥本海默著名的《薄伽梵歌》中的一句台词，并通过琼的角色说出：“现在我成为死亡，世界的毁灭者。”一语成谶，造出原子弹并在日本造成十几万普通人死伤之后，奥本海默感到自己“双手沾满鲜血”，战后他开始积极致力于防止军备竞赛，并遏制氢弹开发，这最终导致敌对集团对他的围剿，他最终被撤销安全许可，这意味着他失去了美国国家对他才能和信誉的担保，被公开羞辱的这段经历，也塑造了奥本海默故事的戏剧张力。
诺兰采信他杀而非自杀的说法
1944年1月4日，琼被父亲发现在公寓的浴缸中溺亡。她留下了一封未签名的遗书：“我对一切都感到厌恶......对于那些爱我和帮助我的人，所有的爱和勇气。我想活下去，想付出，不知何故我的灵魂瘫痪了。我拼命地试图理解，但无法……我想我一辈子都会成为负累——至少我可以从战斗世界中卸下瘫痪灵魂的负担。”她的父亲在警察到达之前烧毁了她的信件和照片，至于她的父亲为什么这样做，我们不得而知。
她的身体被检测出含有巴比妥类药物，此外，尸检还发现了水合氯醛的痕迹。她的死因被确认为溺水窒息，验尸官认为琼是在抑郁症的打击下选择了吞药自杀。但是，著名编剧布鲁斯·罗宾逊却认为，当时的尸检并不合法。他自己创作的奥本海默电影《胖子和小男孩》于1989年上映，为此他做了大量相关调查。罗宾逊把尸检报告交给了著名的法医基思·辛普森教授，他认为“如果像奥本海默的情人这样重要的人在浴缸里淹死了，当局将进行非常详细的尸检，因为也许她是在对奥本海默的拙劣打击中，被苏联人、德国人或基督徒杀死的”。也有些报纸在谈论琼·塔特洛克的自杀时评论：“是G2或者FBI的人谋杀了她。”
1943年6月，奥本海默正在深度参与曼哈顿计划。当他从洛斯阿拉莫斯回到伯克利时，琼打电话要求见面，奥本海默不顾安全官员的建议拜访了她。他们共进晚餐，奥本海默在琼的公寓过夜。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他们的活动受到了情报人员的监视，情报人员也窃听了琼的电话。这些证据都足以令人相信琼也可能被当时的美国政府当作威胁。在琼死后的1954年，美国国内对共产主义渗透的恐惧高涨，曾经的国家英雄奥本海默也被问及他过去与共产主义组织的联系，甚至面对苏联间谍的指控，他与琼的关系也成了对他不利的证据。
在电影《奥本海默》中，诺兰采信了琼因与奥本海默和共产主义的关系而被谋杀的说法，也有可能导演想要琼看起来像被人淹死来表现奥本海默的内疚和责任感。值得注意的是，在琼死亡前的一个朦胧的闪回场景中，她身后有一双戴着黑色手套的手。虽然这是一个短暂的时刻，但它说明诺兰倾向于他杀的说法。奥本海默的内疚也有两种理解：通过切断他们的浪漫关系，他推动了她的抑郁和自杀；他认为她是因为他们的关系而被杀的。
不过，根据《奥本海默传》，琼到底有没有奥本海默自以为的那样对他钟情，也要画个问号。例如，她写下遗书的前一天联系和求助的是女性情人，在密友眼中，琼是一位有抱负的女性，是同事口中“成绩斐然”的精神分析医生，琼的密友罗伯逊在她死后给她的信中如此写道：“当你完成医师培训，却发现它没能给予你期待的造福世界的力量时，当你发现自己被卷入医院的日常琐事时， 当战争给病人生活造成的巨大混乱，让你深陷其中又无力回天时，在这最后关头，你再次求助于精神分析，也许正是这些经历在内省时引发了绝望，激起了无法化解的痛苦。"这位密友确信，琼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自杀。
琼作为奥本海默的前女友和情人，为他成为一个反核武器活动家和思想觉醒者的转变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启发。她的热情和智慧为奥本海默提供了力量和动力，让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和责任。虽然片中对琼的塑造可能没有充分呈现她作为一名独立思想者和奥本海默思想觉醒的重要推动者，但观众仍然能够感受到她对剧情发展的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