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实现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大幅跃升为标志，通过新技术、新要素、新装备、新基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还显示其更有创新性、更具融合性的时代特征，体现了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新发展理念的本质内涵。
一、科技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
18世纪60年代，蒸汽机的发明使英国实现了以机器生产对手工劳动的迭代。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机床能连续生产出精度高、可拆装替代的标准化零件，相对于手工生产的零敲碎打，工厂化生产的劳动效率大幅跃升，由于零部件的标准一致性与可互换性，又促进了产业分工和市场交易，分工可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市场交易又倒逼生产成本，从而促成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第一次技术革命成果也是欧洲带给北美的物质与精神礼物，英国工匠精神与法国技术精神在美国得到融合与升华，很快使美国的经济发展青胜于蓝，成为第二次技术革命的摇篮。
19世纪40年代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科技创新又一次成为生产力引擎。由于内燃机、电器、电报电话的发明，汽车、飞机和远洋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创新使用，货物与信息交易效率大幅提高。美国朴次茅斯海军部诞生了世界上首条流水生产作业线，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十倍。1851年，美国展出其在几分钟内可组装成步枪的“可互换零部件”，轰动了伦敦世界博览会，并引来了欧洲各国的“生产力观光”。
为在自由贸易中发挥成本优势，美国又探索了公司组织和治理模式的体制创新，引入“缺乏领域知识”的职业经理人，以分布式与直线职能型公司组织模式替代传统的泰勒制工厂模式，新公司组织以利润核算为中心，让财务数据成为公司治理的灵魂，这种企业制度创新，为新质生产力的更新迭代提供了持续的资金保障。
20世纪40年代，以计算机产业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给人类带来了第三次生产力大解放。1948年香农发表的“通信的数学理论”，奠定了电子电路设计的理论和逻辑基础，肖克利等发明的晶体管让固态计算成为可能，并为芯片产生铺平道路。1957年，英特尔公司把芯片生产从实验室搬到工厂，成就了今天的硅谷产业。Unix和Linux操作系统的先后开发应用，则极大地提高了人机交互效率，并为网络平台运行提供了安全高效的计算环境。而萨若松使用视频显示终端和分时操作计算替代打孔卡片处理远程信息，更是揭示了现代计算的本质。
由此可见，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微处理器到芯片的更新迭代成为新质生产力，都源于信息技术的创新驱动。信息技术革命也是我国在错失前两次工业革命机遇后终于抓住的发展机会。
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正蜂拥而至。新技术革命是以数字技术为代表，体现为人工智能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和现代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并形成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标志的新质生产力。数字化技术的竞争，需要能机器学习、独立思考和独到见解的大模型，需要有高精度、高品质、高性能芯片和现代算力的支撑。现代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也更注重水平分工、分布式决策和团队化运作，一项关键技术或零部件缺项，整条供应链就难以接续。因此，任何国家要形成完整、先进和安全的新质生产力体系，都要转变思维方式和创新模式，从模仿求同转向创新求异，有海纳百川的胸怀。
二、税收杠杆助力科技创新大有可为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引擎，科技创新也离不开税收扶持。近年来，我国已逐步形成了一套涵盖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的多税种、全流程促进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体系，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研发投入阶段，对高校和科研机构、重大技术装备生产企业、集成电路和软件企业的进口设备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税，采购国产设备的，则可一次性退还进项增值税；企业投入的研发设备、器具、外购软件可在其同期应税所得额前一次性扣除或快速摊销；对创业投资企业或企业合伙人，其投资设立的初创型科技企业或中小高新技术企业，还可在税前扣除其投资额70%的应纳税所得额。
在研发实施阶段，企业投入的基础研究费用和研发费用，包括原辅材料、人员工资、委外研发费、实验试验费等，不仅可在税前据实扣除，还可以加计扣除，加计倍率也从最初的50%提高到100%以上，最高的可达120%；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投入，允许税前扣除比例也从工资总额的2.5%提高到8%，集成电路设计和软件企业的职工培训费则可全额在税前直接扣除而不受比例限制。
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区工作的高端紧缺人才，其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负可按15%封顶，实际缴纳的超税负税款给予退还，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的自用房产，可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企业生产经营和研发创新所投入的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外购软件），可按直线法加速计提折旧或按使用年限快速摊销，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加计扣除形成的亏损，也可无限期结转，用于抵减今后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
在研发成果转化阶段，对企业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收入免征增值税；研发机构或科研人员以技术成果投资入股的未实现股息分红，可递延缴纳所得税；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的，企业所得税可分期纳税；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也可享受减免所得税优惠。
企业对人才的股权激励和奖励，可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科研人员的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入或现金奖励，减征个人所得税，其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所获得的股权奖励，或者科技人员个人以技术成果投资入股所得的股息分红，也可递延纳税。研发成果获得的省部、国家级或国际组织奖金，直接免征个人所得税。
支持重点产业发展上，对大规模集成电路企业、制造业和科技服务业，在生产经营和服务提供过程中产生的进项增值税额未能在本期销项税额中全额抵扣而形成留抵税额的，可以给予退税，对企业生产销售的软件产品，采取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即征即退增值税款可作为不征税收入。对集成电路企业和工业母机生产所投入的研发费用，可按120%加计扣除。
对集成电路企业、软件企业（包括动漫）、高新技术企业和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企业所得税税率减按15%优惠税率征收；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向个人股东转赠股本的，也可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
2023年，我国减税政策聚焦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和5G等新兴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累计为科技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1.85万亿元，企业可享受或递延享受减免所得税额4600多亿元，高耗能产业产值占制造业产值比重降至30.7%，下降0.5个百分点，为助力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做出应有贡献。
三、增强减税实质性与获得感，助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主要源于先进科技成果的产业性转化，作为外力的税收杠杆有助推作用。然而，我国的源头性技术储备和原创性技术成果仍显不足，高端芯片仍被卡脖子，发表研究论文和发明专利数量位居世界前列，但能转化为生产力的论文成果和专利购买率很低。反映在助推外力上，上层建筑对科技创新的促进力度不可谓不大，以减税统计数据显示的减税效果也很出彩，但要在全球新质生产力竞争中形成领先优势，依然任重道远。本文建议：
一是注重减税效应分析，增强减税实质性和有效性。数字化时代的创新和盈利模式都在变，对缺乏“领域知识”的外力而言，如何找准税收杠杆的作用点，增强减税的实质性和有效性，比好看的统计数字更重要。如对亏损状态的初创型科技企业，靠加大研发费加计扣除倍率，并不能增加研发投入的成功概率，允许加计扣除后增加的亏损往后递延扣除，企业得不到现金流，也就无现实的减税获得感。如财政无力实行“负所得税”兑现现金流，应允许研发费加计扣除部分前转，即企业前期研发项目有税收贡献的，对后期研发费用前转扣除后应税所得额抵减部分给予退税。
同样，为降低企业研发负担和风险，应允许企业专利购买支出全额税前扣除，以提高专利成果的转换率。过高的加计扣除倍率，企业不仅没有足够的应税所得额用以兑现减税，还可能诱导企业风险偏好，过多过滥的减税政策，达不到激励效果，还可能陷入“塔西佗陷阱”，同理，不应鼓励用减税去招引风险资本。
二是优化减税结构，找准助推发力点。研发投入是风险投资，能否出成果和成果的市场价值都具有不确定性，税收助力科技创新，不可能做到靶向发力，但可结构性优化减税工具。如为鼓励资本、技术和人才等创新要素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聚集，对科技企业初创期的资本和技术投入形成的进项增值税留抵余额，应全额退税。对初创科技企业，研发费加计扣除减税不如对企业研发人员个人所得税超税负退税政策有效。对中小型科技企业，应允许其选择性享受高新技术或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应摒弃唯学历论，在研发费归集要素中，不再以大专以上研发人员的工资薪金才允许加计扣除的标准，而以实发工资薪金为标准，不进研发费加计扣除基数，改按享受个人所得税超税负退税政策。
三是用足有限减税资源，增强政策取向一致性。思想是科技创新的灵魂，有新思想，才能有新技术新产业，有企业文化，才能凝聚创新团队。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大讨论唤醒了国人，科教兴国战略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生产力水平，这种思想解放，是与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年轻时留法勤工俭学汲取的技术精神分不开的。
数字化时代要形成新质生产力，也要解放思想，弘扬技术精神、科学家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用好新型生产工具，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赋能发展新兴产业。反映在税收上，就是要用足有限的减税资源，发挥最大助推效果。如在减税对象选择上要尊重一致性创新原则，对已经开源或可能开源的软件技术（gork），不激励企业无效研发和跟风研发。应激励企业在研发中弘扬团队协作精神集成攻关，企业“委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基数不再打折，并取消委托境外研发费用的总额限制，允许委外研发费全额据实扣除和加计扣除。
（作者严才明为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兼职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