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柄睿：汉武时代的大侠_

汉武帝以后，因为政治风气的巨大变动，游侠一类的人物越来越和高层政治疏离。战国时曾经左右天下局面的游士和侠客，现在只能退回地方乡里，在基层社会中扮演要害角色。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奇怪，而是早有端倪。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都不大，君主和庶人之间的沟通也相对容易。异乡游士或本土侠客想要出名或跻身朝堂，虽有难度，却并非不可实现。当汉朝真正完成天下一统，也就是汉武帝之后，郡国并行制已经名存实亡，人才流动的范围和人才的数量，都是战国乃至汉初不能比拟的。

楚汉之际，刘邦每天要接见很多毛遂自荐的人，他顾不上来，一次接见七个人。试想，天下纷争之际，行路有多艰难；抵达刘邦军营还能通上名姓，有多艰难；与刘邦相识，又被他认可，委以官职，又有多艰难。刘邦时代，做这些事尚且如此艰难，更何况汉武帝时，涌入长安的人才数量远多于刘邦时代，汉武帝时的官僚制度又远较高祖时发达，得见人君难于上青天。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人能够被皇帝赏识且重用的机会又有多少呢！

进一步讲，汉武帝时代，很多侠客都只有地方的影响，没有全国性的影响。比如《史记·游侠列传》记载的汉景帝时济南瞯氏、陈国的周庸，其后还有代郡白氏、梁国韩无辟、阳翟薛兄、陕地的韩孺等等，这些人都是在居住地出名，而后名声传播至长安的。在一郡之内或者一国之内出名，其情况与战国时在一个诸侯国内出名近似。从这个角度说，汉武帝以后，侠客依然存在，他们的数量和战国乃至汉初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一方面，汉朝此时已经实际上完成一统，对于一郡乃至一诸侯国内的侠客活动，除非严重干扰统治，否则朝廷并不过问。这些工作，通通由刺史或郡守负责。另一方面，后人审视汉代历史时会注意到，汉初侠客们还很活跃，汉武帝以后就没那么活跃了。这并不是侠的数量减少了。问题的关键在于，汉初的情况更接近战国，汉武帝以后是一统的王朝。这样说来，侠客施展拳脚的历史舞台变得更大，他们自己光芒辐射的范围就相对变小了。

人还是那些人，只是因为他所处的平台发生改变，于是就不像之前那样显得引人瞩目了。

汉武帝时最有名的大侠是郭解。他是大相士许负的外孙。前面提到，许负给周亚夫看过相，预言都很准确。郭解的父亲就任侠，游离在法律之外，被官府抓住处死了。郭解这人有两下子，《史记·游侠列传》说他：

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适有天幸，窘急常得脱，若遇赦。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云。

郭解的为人，概括起来就四个字：心狠手辣。年轻时极度自律，不饮酒，敢杀人，行事果决，从不含糊。年纪大了点，看起来更文明了一点，儒雅了一点，不过背地里还是奉行睚眦必报那一套价值观。他越是狠辣，追随者就越多。他越看起来无害，别人就越信服他。人虽然穿上了黼黻文章，用礼乐揖让规范行为，口出圣贤之言，不入鲍鱼之肆，内心潜藏着的底色，却还都是大自然优胜劣汰的逻辑。

郭解势力极大，大到他不能控制。如果他有不喜欢的人，那人自然会被人杀掉，郭解可能动了杀心，可能没有。但是他周围的人为了让他顺心，就会替他除掉冒犯他的人。因为这个原因，他在乡里很有威信，官府里也都是朋友。他的名声远播全国，甚至洛阳有人结仇难解，最后请郭解来说和才化解。

解执恭敬，不敢乘车入其县廷。之旁郡国，为人请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厌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诸公以故严重之，争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

越是这样，郭解反而越显得恭谨了。不过要注意，富贵从来相通。郭解在乡里如此有威势，他的钱从哪里来呢？他如何豢养宾客呢？可知，郭解一定极有产业。积累财富最迅速的办法，一定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司马迁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按照这个至理名言，郭解必定有着庞大而秘密的产业经营。而人们都知道，当财富积累到相当程度时，财富自己就有着巨大的繁衍力量。郭解可以不再做挖坟掘墓和动手杀人的勾当，也可以理解为自然有人替他做就是了。郭解这样的侠客，和战国时期的侠客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他兼具侠客与豪强的双重身份。先侠客而后豪强，故而有了政治和社会上的势力。

汉朝对付地方侠客豪强的办法非常简单，一个是用酷吏在当地杀掉；另一个就是将他们迁徙到长安地区，在中央的权力下管理起来。这两个办法都很直接。对于郭解这种看起来没有什么污点的人，只能适用第二个办法。郭解要被迁徙到长安了，大将军卫青向皇帝求情，说郭解家贫，不应该迁徙。汉武帝是何等见识，他马上回应，郭解能让将军替他求情，他家不贫。

郭解到了长安，就得适应关中的政治气候。天子近畿，很小的事都会上升到很高的高度。郭解到了关中，很快找到了和自己气味相投的人，在当地又建立起了自己的圈子。还是老样子，有人替他报仇，杀了人。过去在地方，和官府招呼一声，也就罢了。这次不同往日。郭解指使人行凶，惊动了朝堂。当时还是御史大夫的公孙弘说：“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这话说得不差，普通人稍不如意，就能有人替他杀人，长此以往，政权的权威何在？汉朝对侠客的残酷镇压，本质就是要扫除豪强在地下社会中扮演仲裁者角色的能力，将所有的社会信任收归国有。

当然了，王朝的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就会存在千差万别的折扣，毕竟豪强和地方政权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豪强一定程度上也是地方政权千挑万选筛出来的。他们双方达成了共识，缔结了共谋。基层政权未必不会打击豪强，不过他们可能更多地借助一批豪强打击另一批豪强。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汉武帝时有王温舒，年少时也是杀人掘冢之辈，后来进入捕盗序列，步步升迁，一直到担任广平都尉。他选了郡中十几个敢杀伐的小吏作爪牙，让他们出去罗织罪名，搜捕罪犯，“快其意所欲得”，干了很多坏事，也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这批爪牙自然也留了很多把柄在王温舒手里。王温舒纵容他们，从不处罚，不过要是他们有事得罪了王温舒，王温舒转身就将他们除掉，易如反掌。后来王温舒做了中尉，负责京师地面治安，他又把这一套发扬光大：

督盗贼，素习关中俗，知豪恶吏，豪恶吏尽复为用，为方略。吏苛察，盗贼恶少年投缿购告言奸，置伯格长以牧司奸盗贼。温舒为人讇，善事有势者；即无势者，视之如奴。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势者，贵戚必侵辱。舞文巧诋下户之猾，以焄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奸猾穷治，大抵尽靡烂狱中，行论无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于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势者为游声誉，称治。治数岁，其吏多以权富。

这一套办法可谓是驱虎吞狼，培养一批豪强打击另一批豪强而已。

还有些地方官，有朝一日做不成官了，转身就能成为豪强。比如宁成，本来是内史，汉武帝时犯法，遭受髡钳之刑。受过刑的人就不能做官了。宁成心思活动，不做官就不做官，他给自己伪造了身份证明，出函谷关回山东老家，他的主张是“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有这种心劲儿的人，干什么都能成。他回家借钱买地千顷，雇人耕种，役使数千家，致产数千金。宁成摇身一变，又成了大侠，反过来还能“持吏短长”，在地方上比郡守还有影响力。如此看来，豪强与地方官本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共同体。

讲到这里，还得再将汉代商人的情况交代一下，借以说明他们与豪强之间的联系。

司马迁独具只眼，在《史记》中设立《货殖列传》，用以交代战国秦汉的主要经济区以及立足于此上的商人活动。什么是国家大治的终极状态？《老子》说那便是：“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司马迁觉得这个标准太高了，难以理解，于是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司马迁是实用主义者，他认为治理得好的国家，应该是老百姓的物质欲望和精神追求同时得到满足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不是被管理出来的，而是通过因循、引导、教诲、整齐实现的，最差的办法就是管理。

司马迁的意见非常特立独行，和商鞅变法以来国家统治重视限制民众不同，他提倡利用经济活动引导民众。对于经济活动的不同态度，是区分法家和黄老的一条标志。黄老根源于齐地，当地通鱼盐之利，经济生活异常发达。人们热衷于商业活动，不鄙视商人。法家虽然和黄老有某些共通之处，但是更多强调国家的管控，对商人的态度非常严苛，将之视作社会蛀虫之一，是变乱分子，人君一定要予以警惕的。

作为黄老信徒的司马迁，将他的理论放在经济活动中来说明人们因循天时，自发趋利，努力生产，全心致富的过程。看吧：“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所谓治理，就是将民众顺应天时而自发行之的生产活动，给予保护与认可。王朝必须认识到财富的重要意义，那可是让普通人惊心动魄，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又全心全意的魔法。整个社会都围绕着财富组成并运动着，金钱的规律就是人性的规律，财富的秘密就是国家的秘密：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不要不服气，有钱人才有资格讲礼仪，穷人只能谋生存。君子有钱便能践行自己的价值观，小人有钱呢，也能谋得好的生活。人有钱了，自然就学会仁义了。司马迁反复提到“势”，无论是前面讲汲黯、郑庄，还是后面讲酷吏王温舒，“势”就是凝聚人、团结人的那种力量。这力量从何而来？官员自然以官身为势，普通人呢，则以钱财为势。即使贵为王侯，也担心没钱，何况普通人了。故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实在是人性所致。

如果不相信财富对于政治和学术的力量，那就看下面的例子。越王勾践，用计然之策，生发财富，国人繁殖，得以破吴报仇。范蠡用计然之策，泛舟江湖，殖产兴业，成为巨富陶朱公。孔子的弟子子贡，善于在曹、鲁之间经商，他“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孔子的大名得以传播，与子贡关系巨大。再看孔子另一个弟子原宪，他真诚地践行夫子之道，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匿于穷巷，不厌糟糠，的确称得上儒家信徒的表率。不过，孔子如果天天和这样的学生混在一起，恐怕早晚饿死。

财富是政治和学术的生命滋养，鄙视和回避财富的人，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标明自己某些意见的人，并没有站在黄老的历史眼光下思考历史的关节。

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时，魏国有个白圭，通过黄老变化的视角观察物资的盛衰，能做到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故而往往获得稀缺物资。他观察的对象是星象，恐怕也包括国家政治动向。白圭不是凡人，他自己吃很粗糙的饮食，没有过多的爱好，穿着朴素，和自己的奴仆一道生活，可是他追逐时机的迅猛，如同猛兽鸷禽一般毫不犹豫。他自己总结自己的成功：

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治大国若烹小鲜，治产业则若行兵法。和平年代，商场是最接近战场的地方。故而侠客的气质和思维方式在商场中最为必要。经营活动中，智慧让人能够随机应变，勇气则使人能够当机立断，仁义让人做到有所取舍，刚强则让人能够坚持原则。这些道理和治国治军一模一样，白圭就是财界的宰相，商界的王师。

汉代商人的财富巨量积累，形成了极大威势，他们在地方上就是豪强，豢养宾客。比如宛地的孔氏，他们经营的产业是冶铁。于是“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孔氏已经有游士的做派了。

齐地民俗，鄙视奴婢，可叫刀间的人反其道行之。他收留了大量难以控制的刺儿头奴婢，他们聪明决断，擅长追逐鱼盐商贾之利，以至于“连车骑，交守相”。汉朝商人地位卑微，很难和守相交结，现在只是几个豪奴，居然可以与守相抗礼，不能不让人惊叹财富的力量。

更精彩的故事是下面这两个人。一个是宣曲任氏，他曾经在秦朝管理粮仓。秦朝败亡，豪杰们都到仓库里搜罗金玉珠宝，只有他将粮食窖藏储存起来。等到楚汉相争之际，战争造成粮食短缺，连种子都没有了，粮价翔贵，这时候，任氏将所藏的粟米拿出来，积累了第一桶金。

另一个是无盐氏。吴楚七国之乱时，长安列侯封君都要替朝廷效力，置办装备得准备大量的资金。本家钱不足，便向钱庄一类的机构借贷。这样的机构，汉代叫做“子钱家”，意思是以钱生钱，不断增殖。“子钱家”考虑，这些列侯的封邑都在关东，仗打胜还罢了，要是失败，他们自己的封邑都没有了，用什么还钱啊。故而“子钱家”纷纷躲闪，没人给列侯们提供借款。这个时候，无盐氏拿出千金给列侯作本金，约定十倍偿还。不到三个月，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列侯们凯旋归来，无盐氏的千金变成万金，一下子跃升为关中首屈一指的大商人了。

这些例子说明什么？财富的运动，是伴随着时机的转变而调整方向的。顺应天时，无非获得常规性利益；最大的暴富时机，来自于对国运的判断。换言之，商人对经济规律和政治形势的感知和把控，决定了他们经济地位的高下。而经济地位的高下，又决定了他们政治地位的高下。由富而贵的追求，是人人所欲的。不妨用司马迁的话做一小结：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富贵使人长久，贫贱灭人志气。商贾与侠客的合流，是汉代以后的特色。战国时代，侠客依附政治权力而获得支持的情况，在汉朝一统的局面下难以为继了。故而只有不断地追逐财富，不断地积蓄财富，才能让侠客们争取到更大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