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周而复始，反映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即所有帝国和文明诞生、发展、繁荣，最后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历史学家一直对寻找兴衰沉浮背后的原因，以及这一历史规律的形成机理非常感兴趣。历史哲学家提出了支配一个国家发展道路的规律性假设，尽管在当今的历史研究中，各家之言未尽相同。德国的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声称，文明可以比作经历生长、衰老和死亡循环的生物体。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则非常重视文明从发展到衰落过程中的非物质因素。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帝国衰亡的原因一直是学者深入研究的主题。相关分析要求极高，毕竟原因的性质极其复杂，我们对其理解也不够完整。没有任何单一的历史因素能够充分解释文明的兴衰。如果有，也只发生在神话世界里。相关经典范例如传说之岛亚特兰蒂斯，柏拉图在《克里底亚篇》和《蒂迈欧篇》两篇对话录中提及，强大的亚特兰蒂斯之所以消失，一夜之间就沉入大海，与一场可怕的自然灾害有关。这个传说的基础尚不清楚。在现实世界中，历史学者在对帝国衰落的推测性解释中，必须考虑许多可能的个别因素。与亚特兰蒂斯的沉没不同，帝国衰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
历史学家在研究中特别强调经济状况、外部敌人、内部动荡、内战冲突以及宗教心理等因素的重要性。相较而言，研究者对大规模流行病以及气候和生态变化的可能影响兴趣缺缺。威廉·麦克尼尔在其名著《瘟疫与人》中有所突破，但似乎只有少数历史学家充分重视与国家和文明的不稳定和衰落有关的流行病。本书作者相信这种情况会改变，因为流行病重要性的间接证据正在增加，部分原因是新的科学研究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历史知识和考古学。
此前，在鼠疫大流行的研究中，研究者已经开始使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并取得了一系列新发现。本书作者认为，以下几个例子表明流行病往往在强大帝国和文明的衰落覆灭过程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特洛伊的征服者被瘟疫击倒？
大约公元前1600年到前1200年的青铜时代晚期，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以迈锡尼命名的文明兴盛一时，时至今日，在那里仍然可以看到著名的狮子门遗迹。迈锡尼文明建立在由君主和上层武士种姓统治的一些设防城邦的基础上。今天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反映的就是迈锡尼时代的情况，阿伽门农、阿喀琉斯和奥德修斯等英雄的原型均是迈锡尼城邦的勇士首领。大约在公元前1450年，迈锡尼征服了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从而把持东地中海的贸易。虽然迈锡尼文明看似欣欣向荣，但发生了相对突然的戏剧性事件，导致其在一百五十年后崩溃。考古发现表明，迈锡尼的一些城镇中心遭到掠夺和焚烧，某些还不止一次。
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迈锡尼的狮子门早期的历史学者认为，来自北方的移民，即所谓的多利安人入侵，是迈锡尼文化衰落的原因，但如今认为这种观点并不成立。其他解释包括各个城邦之间的大规模内战，以及海上民族对地中海文明的侵扰。
大规模的致命瘟疫是否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个假设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淋巴腺鼠疫可能席卷了迈锡尼社会，并导致其覆灭。最近的研究发现表明，在青铜时代，欧亚大陆已经存在鼠疫杆菌。迈锡尼广泛的海上贸易无疑会促进新流行病的传入。问题是，使瘟疫理论可信的具体事实完全阙如。
存世的迈锡尼时期泥板上没有提到任何瘟疫，这些泥板上所刻的符号被称为“线性文字B”，这是已被破译的最古老的希腊语形式。也没有任何考古发现暗示鼠疫杆菌或其他微生物的存在。即使鼠疫杆菌在当时已经存在，但在公元六世纪中叶查士丁尼瘟疫之前，还没有任何明显的证据表明发生过鼠疫大流行。鼠疫病菌在摧毁迈锡尼社会后消失，并足足蛰伏了一千五百多年，这显然是极不可能的。毫无疑问，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新的流行病会以不同的间隔出现。因此，阿伽门农的后代究竟发生了什么仍是未解之谜。
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崩溃
学校教育一般都会提及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等第一批伟大文明，但我们几乎没有听说另一个同时期繁荣的文明——一个在包括巴基斯坦和今天的印度、阿富汗和伊朗邻近地区在内的广阔领土上发展起来的文明。这个文明通常被称为“印度河流域文明”，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公元前2600年至前1900年达到顶峰，以流经其核心的河流命名，亦被称为“哈拉帕文明”，得名自其最大的城市哈拉帕。
哈拉帕城遗址在这个文明社会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口居住在城镇，城镇布局整齐划一，房屋多为砖砌。而该文明的显著特点便是高度发达的污水和废物排放系统，其复杂程度冠绝世界。哈拉帕文明建立在先进的手工业和农业基础之上，还与中东和东南亚等地进行涵摄范围颇为广泛的航运和贸易。哈拉帕文明有着发达的书面文化，但到目前为止，其文字尚未被破译。
进入公元前2000年早期，哈拉帕文明加速衰落，尽管在不同地区，这种肉眼可见的衰落速度略有不同。在大多数地区，城镇破败，人口减少。
印度河流域文明终结的原因是什么？大多数学者都强调，公元前3000年前后发生了全面的气候和生态变化。一些地区遭受严重洪灾，另一些地区持续干旱。这导致了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最终导致其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崩溃。这可能是气候变化对文明延续产生致命影响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影响可以通过几种方式体现。就印度河流域文明而言，有理由认为气候变化以及其他因素导致了严重的农业问题，削弱了整个社会的根基。
新的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可能也对哈拉帕文明的民众产生了不幸的生物学后果。对该文明存续期间墓葬遗骨的全面检查表明，在文明衰落的最后阶段，患传染病的人口显著增加。除了意味着有细菌感染的骨骼病变外，结核病和麻风病的比例高得惊人。哈拉帕文明还可能受到更严重、更致命流行病的影响。美国进化生物学者保罗·埃瓦尔德提出了一个颇有意味的假设：正是哈拉帕文化先进的废物处理系统使其极易受到霍乱等水传播传染病的影响。哈拉帕的众多水井很容易被污水系统和附近排水管道的内容物污染，导致其经常受到水传播传染病的影响。我们不知道霍乱弧菌最早出现的时间点，但早在公元前500年的梵文著作中就提到了一种类似霍乱的疾病。其他水传播微生物也可能起到了作用。
有朝一日，哈拉帕文明的文字如被破译，我们或许将读到关于大规模瘟疫的一手记录。对哈拉帕和其他城镇的出土骨骼进行分子生物学检查，是否能为微生物对印度河流域文明衰落的影响提供答案？相关发现不仅对这一文明感兴趣的研究人员具有重要意义，还可能揭示微生物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的角色。
雅典帝国的衰亡
公元前479年，希波战争结束，雅典在爱琴海沿岸和岛屿上建立了二百五十多个希腊城邦联盟。这个联盟以“提洛”闻名于世。提洛岛是希腊的宝库，也是城邦会盟之所。提洛联盟拥有一支庞大的舰队，而雅典正是联盟无可争议的领导者。雅典在希腊政治生活的盟主地位被对手斯巴达觊觎，后者领导着自己的城邦联盟，这导致了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
历史学者普遍认为，瘟疫对雅典人造成了巨大的直接影响。然而，关于这一瘟疫的长期后果却甚少共识。斯巴达及其盟友在很大程度上幸免于难。雅典在遭遇第一波疫情后是否彻底恢复了元气？这场瘟疫在雅典战败中是否起到了重要作用？无论如何，瘟疫肆虐成为雅典失去提洛同盟主导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该联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解体。
支持瘟疫导致了重大的长期后果的观点相当有力。毫无疑问，雅典的军事力量在瘟疫暴发后迅速削弱。修昔底德说，到公元前427年冬，大约四千四百名全副武装，被称为“希腊重装步兵”的甲兵和三百名骑兵死于瘟疫，约占雅典精锐部队的四分之一。
即便如此，雅典的军事实力得到成功恢复，并能够继续战斗，直到公元前404年才最终失败。从长远来看，雅典瘟疫背后的神秘微生物没有直接削弱雅典的军事力量，但它可能在另一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公元前429年，雅典最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去世，死因很可能正是瘟疫。这一打击很可能对雅典后来的失败起到决定性作用。伯里克利享有很高权威，受到公民的高度尊敬，而之后把持雅典的尽是一些政客，长于口若悬河与江湖骗术。他们完全缺乏伯里克利那般让敌人刮目相看的政治家风度和高尚品质。接二连三的昏庸决策与仓促草率的军事行动，浪费了可能在雅典实现和平的机会，导致了惨烈的失败和屈辱的媾和。雅典在经济上捉襟见肘，不得不拆除城墙，放弃舰队，向斯巴达俯首称臣，而后者成为希腊的主导城邦。
有人声称，没有人是不可或缺的，但现在来看似乎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伯里克利没有被瘟疫击倒并继续领导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将以不同的方式结束。如此一来，雅典可能会继续在希腊保持领先地位，而希腊的政治发展将与最终沦为马其顿腓力二世及其儿子亚历山大大帝的牺牲品不同。当然，这种与历史相反的假设是不确定且十分危险的。
某些历史学者还指出，雅典瘟疫是雅典社会和政治气候持续恶化的原因。修昔底德在对这种瘟疫的早期描述中指出，它导致了雅典人对社会规范和端正行为的态度野蛮化。公共精神的削弱、玩世不恭以及个人利益而非社会利益优先，可能是瘟疫后的几年里以及后期雅典的典型特征。很难确定其中有多少可以归因于瘟疫，又有多少是长期全面战争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心理后果。
罗马帝国的衰亡：历史学者的永恒之问
罗马帝国是历史上最惊人的帝国之一。罗马人声称，与帝国同名的这座城市由罗慕路斯（Romulus）在公元前753年建立，某种形式的罗马政权持续了两千二百多年，直到1453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为止。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者一直在讨论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用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学者和哲学者埃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的话来说：“如何说明罗马帝国的兴起与衰落，是历史上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位德国历史学者列举了不少于两百种不同的原因，是多年来为解释罗马帝国的衰落而提出的。其中包括军事、经济、社会和文化原因，甚至包括水管铅中毒的有害影响。对此没有现成的答案，有许多不同的因素促成了罗马巨人的轰然倒地。
然而对于身为医生的本书作者来说，令人惊讶的是，在能力超群、高度专业化的历史学家提出的许多理论中，偏偏缺少医学角度的解释。我深感遗憾，因为近年来的医学历史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罗马帝国不同时期重要瘟疫的新信息。
为了解罗马帝国的发展，特别是它的衰落，有必要研究罗马人面临的严重传染病。罗马社会的某些特征给其公民造成了持续的重大传染风险，导致其平均预期寿命不到三十岁，而最常见的死亡原因是传染病。
尤其是城镇，堪比微生物的天堂。尽管罗马以其一系列输水管道井然有序提供的自来水和众多公共浴室闻名于世，但实际卫生条件仍然非常糟糕，居民体内充斥由粪便污染的食物和水传播的致病微生物，包括细菌和肠道蠕虫。人类粪便经常被用作农业肥料，而这便有微生物传染的风险。考古学的一个新近分支便是研究古代的厕所，而罗马并不缺乏这类设施。对罗马帕拉廷山下一座公共厕所的粪便化石的调查显示，厕所使用者感染了各种肠道蠕虫。这些公厕有一定的传染病风险，因为罗马版的“厕筹”是如厕者共用的带有海绵的棍子。作为一种保护，人们经常在厕所的墙上发现命运女神福尔图娜的画像，这并非没有理由。
罗马行省奥斯蒂亚的公共厕所如前所述，疟疾逐渐成为罗马帝国，包括罗马城需要直面的问题。慢性疟疾可能构成严重的健康风险，这一问题在非洲仍然存在。每年都有大量的罗马公民死于疟疾。罗马治世的成功，为整个帝国大力开展海上贸易奠定了基础，但也为微生物的传播提供了理想的条件，无论在帝国内部还是从其外部贸易伙伴传播。结核病和麻风病是困扰罗马人的两大慢性传染病。
因为持续面临致病微生物的感染，平均而言罗马人身材矮小——这可能并不令人奇怪，毕竟在儿童时期罹患传染病将导致发育不良。身材矮小的罗马军团面对高大强健的日耳曼战士作战丝毫不落下风，甚至常常获胜，令人印象深刻。当然，这首先是由于罗马军团的铁腕纪律和严格训练，以及高人一头的战术战略。军团战士也会受到感染，但只要生病和死亡的战士能够轻易替换，并不会给帝国的军事打击能力带来太大问题。
从短期和长期来看，从公元二世纪中叶袭击罗马帝国且死亡率极高的大瘟疫可能对整个罗马社会造成严重后果。如前所述，第一波疫情，即安东尼瘟疫，在二十年里的总死亡率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十，在罗马帝国掀起了越来越大的连锁反应。从招募奴隶、角斗士甚至死刑犯加入军团这一事实可以看出，瘟疫造成了巨大生命损失。罗马军队越来越多地开始招募日耳曼佣兵。安东尼瘟疫还导致公共行政职位的空缺无人填补。疫情过后，农工短缺导致土地价格飙升，农田荒芜。农业产量下降，人口税基缩小，国家财政开始出现重大危机。马可·奥勒留曾被迫出售宫中的贵重物品以筹集资金。根据若干和平协议，日耳曼部族获准在罗马帝国因种族隔离和连年战乱而荒芜的边境行省定居，最终导致越来越多的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帝国。
安东尼瘟疫之后，罗马帝国看似东山再起，但实则风光不再。早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丹麦裔德国历史学者巴托尔德·格奥尔·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就说过：“在与马可·奥勒留统治时期肆虐的瘟疫斗争后，这个古代帝国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尽管后来的一些历史学者认为尼布尔夸大了安东尼瘟疫的长期后果，但打击肯定是实实在在的。帝国人口大大减少。从那时起，没有人谈论开疆扩土，重点变成了坚壁清野，防止蛮族的不断袭扰。
厄运接踵而至，公元250年前后，西普里安瘟疫暴发，再次肆虐了二十年。这波瘟疫的死亡率也相当之高。农业首当其冲，部分原因是瘟疫导致劳动力减少，部分原因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在其他方面也危机四伏，种种迹象表明，帝国面临内部动荡乃至内战爆发的迹象。政治和军事领导层的削弱，再加上疫情导致的军团死亡人数增加，使保卫帝国边境抵御外部的持续袭击变得极其困难。
尽管饱受迫害，但基督教徒笃信死后会升入天堂，面对死亡表现得无所畏惧，因此其信仰的基督教在西普里安瘟疫期间仍得到蓬勃发展。基督教徒的无畏，在他们对感染者的悉心照料中可见一斑。因此，或许可以将西普里安瘟疫视为基督教发扬光大的原因。如果如爱德华·吉本所言，基督教的出现是罗马帝国衰落乃至灭亡的重要原因，那么西普里安瘟疫肯定居功甚伟，即使只是间接的原因。
在这场历时二十年的瘟疫终于结束后，仅用四年时间，罗马帝国便再次繁荣，但今非昔比，此时的罗马帝国已非马可·奥勒留统治时期的帝国。军事力量羸弱疲弊，罗马帝国的上层统治者腐败无能。兵员不济，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蛮族”，尤其是来自日耳曼部落的“野蛮人”被征召入伍，甚至获得了高级军官的职位。此时，罗马人仍然必须击退各种外来民族，包括日耳曼部落、帕提亚人，以及后来从中亚大草原涌入的匈人的袭击，拒敌于国门之外。
无独有偶，罗马从公元前300年左右一直持续到公元400年的稳定、温暖和潮湿的所谓“气候适宜期”（climate optimum），亦逐渐发生了变化。适宜的气候很可能是帝国早期发展的条件之一。但变化莫测的气候给农业带来了不良后果，也许还引发了与生态相关的传染问题。在此期间，罗马人面临的疫情可能比以前更重。罗马的传染病死亡率似乎在公元400年左右有所上升。如前所述，意大利的疟疾问题已经恶化，很可能导致了帝国实力的削弱。
公元四世纪初，罗马帝国在行政上分为东西罗马两部，前者定都君士坦丁堡。西罗马覆灭通常被认为发生在公元476年，当时东日耳曼裔蛮王奥多亚克废黜了罗慕路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s）并正式掌权，向君士坦丁堡称臣。当时，整个西罗马帝国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以日耳曼部落为基础的多个国家。根据我们目前对罗马帝国传染病史的了解，在讨论西罗马帝国的逐渐衰落和最终灭亡时，很难忽视微生物的影响。
公元476年后，东罗马帝国，即通常所谓“拜占庭帝国”继续存在，但也面临瘟疫以及外敌持续袭击。在六世纪期间，尤其是在查士丁尼的领导下，东罗马帝国迎来中兴，国力变得更加强大。尽管被同时代人贬为缺乏个人魅力且算不上勇猛善战，但查士丁尼无疑是古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查士丁尼的伟大计划是重建旧日的罗马帝国，成功一度近在咫尺。查士丁尼麾下的将军们重新征服了北非、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命运似乎再次向罗马人微笑。随后，查士丁尼瘟疫来袭，极大地改变了历史进程。
两百年间，瘟疫反复肆虐造成的死亡率很难确定，但东罗马帝国可能有四分之一至一半的人口因此丧命。人口数量的减少，极大地影响了帝国的经济，尤其是军事实力。第一波瘟疫过后，东罗马的军队规模就缩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漫长的边界仍需防御外敌。查士丁尼重建罗马帝国的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这位皇帝染疫后死里逃生的经历，似乎使他失去了所有的活力和野心。公元565年，查士丁尼去世，而他的继任者想尽办法在资源减少和财政缩水的情况下，维持这个衰弱的帝国。
随后，一个新面孔健步登上地中海的政治舞台。公元630年前后，笃信伊斯兰教的军队带着对先知不可动摇的信仰从阿拉伯席卷而来，坚定的信仰往往意味着最后的胜利。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便征服了波斯帝国，征服了中东大部分拜占庭省份。20许多历史学者认为，如果上述两大帝国没有因查士丁尼瘟疫的削弱变得外强中干，或许就不会以这样的速度土崩瓦解。在瘟疫暴发后的几个世纪里，拜占庭帝国不断受到外敌新袭击，其势力范围持续缩小。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最终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被称为“法提赫”（即“征服者”）的年轻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进城，历经两千多年的统治后，罗马帝国终于变成了历史。吉本在书中写道，“我们应该感到奇怪的不是罗马帝国怎么会灭亡，倒应该是它怎么会存活得如此长久”。这话无疑是正确的。
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讨论了解释罗马帝国衰落的诸多因素，其中日耳曼部落、匈人、波斯人和斯拉夫人等外敌的因素似乎不可撼动。但在本书作者看来，不能忽视罗马帝国的无形敌人：致病微生物。无形敌人的攻击，部分来自外部，以新的流行病乃至瘟疫的形式存在；部分来自内部，由罗马帝国的特殊社会环境引发的持续传染病。
阿兹特克帝国与印加帝国的覆灭
在新大陆，大瘟疫也决定了帝国命运。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帝国曾历经兴衰，但我们对这个过程中瘟疫的起因和可能发挥的作用依旧知之甚少。
1492年哥伦布抵达美洲后，出现了人类传染史上的第二次流行病学转型，即新旧世界之间的微生物交换，这是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所说的“哥伦布交换”的一部分。如前所述，交换对原住民而言没什么好处。欧洲人带来了许多美洲土著从未接触过，更没有任何抵抗力的微生物。这种致命微生物的输入持续了几个世纪，但其后果在欧洲人到来后不久就变得显而易见。
此前，我们在研讨天花病毒的历史时，曾提及埃尔南·科尔特斯是如何凭借区区四百人，一举征服拥有大约两千万居民的强大的阿兹特克帝国。尽管征服者有勇气、盔甲和武器，但如果不是一位无形盟友—天花病毒，西班牙人面对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阿兹特克战士几乎毫无胜算可言。如果拱卫首都特诺奇蒂特兰的阿兹特克武士没有遭遇病毒袭击，当科尔特斯和他的手下被迫从该城退却时，阿兹特克士兵毫无疑问会乘胜追击，将西班牙人全歼。但这并没有发生。
研究十六世纪墨西哥历史的学者，都不怀疑天花病毒对科尔特斯的成功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来自微生物世界的盟友，这位西班牙人，以及他的部下的生命，毫无疑问将在供奉战争之神维齐洛波奇特利的金字塔神庙的祭板上结束。在那里，他们仍在跳动的心脏将被满手鲜血的祭司活生生撕扯下来。
殖民者征服特诺奇蒂特兰和战胜阿兹特克人之后的几年里，天花继续蹂躏着土著居民。据估计，欧洲人到来后，美洲原住民人数从二千五百至三千万之间减少到十年后的六百五十万。在此期间，天花病毒得到了来自旧大陆的其他微生物，包括麻疹、流感、伤寒和猩红热等病原体的“加持”。
除了天花病毒和其他新引进的致病微生物对阿兹特克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外，瘟疫带来的心理影响也非常重要。西班牙人在瘟疫期间毫发无损，使阿兹特克人相信他们必然得到超自然力量的支持。矛盾的是，正是因为阿兹特克帝国在中央政府的管理下井然有序，反而使得西班牙人不费吹灰之力便掌握大权。同样重要的是，许多被阿兹特克人征服的原住民族群对于自己的命运耿耿于怀，并在斗争中积极带路，摇身一变成为欧洲人的盟友。
西班牙人来到新大陆时，美洲大陆上的第二大文明正处于其权力的巅峰，控制着由现在的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以及智利和阿根廷部分地区组成的帝国，人口超过三千万。印加帝国拥有高效的行政机构和庞大的军队，由被视为太阳之子的专制君主领导。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强大帝国，面对西班牙人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以一百八十人之力的攻击，也像纸老虎一样迅速崩溃。这怎么可能？
首先，印加人对袭击毫无准备。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似乎没有任何联系，因此印加人对袭击阿兹特克帝国的悲剧一无所知。诚然，有传言称在沿海看到了外国船只，但没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此，当1525年天花病毒以可怕的力量全面来袭时，受害人就包括印加的强大统治者瓦伊纳·卡帕克，而这引发了好几位觊觎大位的王子之间破坏性内战，惨烈的内战与天花病毒的肆虐一起，为1532年皮萨罗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伟大的印加帝国被西班牙征服者和天花病毒共同攻克。与墨西哥一样，组织良好的帝国管理使西班牙人更容易掌握权力。
微生物与帝国：某些反思
在前文中，本书作者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下列事实：微生物有时会在历史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导致帝国的衰落甚至灭亡。有些人可能会怀疑，作为传染病专家，本书作者是否夸大了流行病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对此，本人表示坚决反对。必须承认，导致文明衰落的机制极其复杂，不能由任何单一因素，包括微生物或流行病独自决定。同时，人类对过往的了解往往相当匮乏，根本无法得出万无一失的答案。尽管程度有所不同，这也适用于本书选择的例子。我们对此前提到的一些帝国，尤其是迈锡尼文明和印度河流域文明知之甚少。虽然，我们对罗马帝国和阿兹特克帝国了解相对更多，却缺乏完整的答案。
在本书作者看来，重要的是，不能像早些时候一些历史学者那样，忽视微生物和流行病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可能意义，而这种倾向到现在为止依然有其市场，多见于教科书或者主流历史叙事中。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对早期流行病以及哪些微生物该当责难知之甚少。自从分子生物学方法出现以来，在过去几十年中，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全新的科技手段可以为考古发现提供有关微生物的宝贵信息。考古学和历史学在未来必须更多以科学方法和专业知识为基础，这无疑将为我们了解过去提供新的机会。
但是，更深入地了解微生物和瘟疫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影响也同样重要，因为它们对应对未来的传染病问题至关重要。纵观历史，影响微生物、人类和生态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仍然非常活跃，并肯定会在未来影响我们。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一看来自微生物世界的全新挑战，其足以说明人类传染史上的游戏规则是如何难以撼动。
（本文摘自斯蒂格·弗勒兰著《微生物大历史：人类社会的永恒战争》，李立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4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