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市中心有很多法国梧桐树。一到夏天，那些宽大的树冠就像张开的伞盖，遮挡了炙热而耀眼的阳光，微风透过树叶的缝隙，为城市送来一丝清凉。
我时常穿越回忆的隧道，看见稠密的悬铃木树下，那个十七岁少年的身影。他脚步轻快地跳跃在由绿色光斑铺陈的时光长廊里，手心攥着一本硬面抄，略带腼腆又意志坚定地叩开一家又一家报刊杂志社的门。
那是我在二十多年前做的文学白日梦。十七岁那年，我在《上海中学生报》上发表了处女作。几乎是同时，《中文自修》的编辑也向我约了一篇稿子。几年之后，我做大学社会实践，去《当代学生》编辑部实习，巧遇了当年编辑我稿子的两位伯乐，不禁感慨万千——她们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与帮助。用有些俗套的话说，“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我在文字上最初的那一点自信大抵是她们发掘的。
十八岁时，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有些不知天高地厚地走进巨鹿路675号上海市作家协会，将一叠厚厚的稿纸毛遂自荐地递到《萌芽》编辑部。接待我的编辑老师说《萌芽》的投稿量巨大，一般是不回信作者的，来稿三月若无回复便可改作它投，但见我如此虔诚，不论这叠稿子里是否有文章留用，都会给我回一封信。那天我穿着白衬衫、牛仔裤，头发蓬松，戴金丝边框眼镜，倒真像个文学青年的模样。退稿和回信比我预想的来得快。编辑老师夸赞了我对文学创作的热情，当然重点在“但是”之后——我的作品离在《萌芽》上发表还有一段距离，须再接再厉。
我一头扎进图书馆，除了继续写小说、散文，也更有意识地研究目标杂志各栏目的文字风格和要求。我坚持平均一年给《萌芽》投两次稿，一次至少五篇文章。然后，它们像风筝断了线，像石子沉入大海，杳无音信。
但我并不在乎。“作品完成之后，它就与作者无关了。”我记得余华说过类似的话。他年轻的时候，一边做牙医，一边写小说，也不认识任何杂志编辑，只知道杂志的地址，就将稿件寄过去。遭遇退稿，就将信封翻过来，用胶水粘上另一个杂志的地址，将信再扔进邮筒。他说那个时期自己的手稿在各个城市间旅游，走过的城市比他后来去过的还多。直到《北京文学》的编辑打给他一个改变命运的电话，让他去北京改稿。
我也在期待贵人的出现，抑或说等待一个电话或来信。我没有广撒网，而是锲而不舍地把稿子往巨鹿路675号寄，终于在一年后再次收到了退稿。这次退稿并不完全，还附上了编辑老师的信笺，她说这叠来稿中有一篇文章情感表达真挚，形式也新颖，拟留用并于来年刊发。这成了我二十岁最好的生日礼物。在大学毕业前，我的投稿和编辑老师的来电日益频繁，几篇拙作得以陆续发表。
后来网络文学平台出现，每个人都可以自己经营博客、公众号，收获许多粉丝。我也因为工作关系，文学创作与投稿的频次肉眼可见地减少了，可自忖始终是有些文学追求的。十年前，我写完一部书稿，在微博上找心仪的出版社电子信箱，试着将样稿投递出去，最终促成了出版。
马尔克斯曾说，写作恐怕是这世上唯一越做越难做的行当。《百年孤独》的构思，他就足足花了十九年，“想好了，再坐下来写……一遍遍想，一遍遍琢磨。”当然，比写稿更痛苦的是投稿、退稿、再投稿——《百年孤独》这样的巨著也未能幸免。1950年代初，马尔克斯的处女作《枯枝败叶》被出版社退稿，写退稿信的是一位有名作家，他直接奉劝马尔克斯放弃小说。后来，《枯枝败叶》在好几个出版社之间流转，都没被采用。直到1955年，马尔克斯把它投到一家陌生的出版社，终于成功了。但最后，书出版了，出版商却蒸发了，马尔克斯没拿到稿酬，还倒贴了全部出版费用。
在我的投稿生涯中，虽然也饱尝挫折和失败，但幸运的是，遇到的多是乐于关爱后生的前辈们。文章发表、有所成就鼓舞人心，读者的青睐也是激励我不断前进的动力。最重要的是，笔耕不辍是一个热爱写作者必须坚守的习惯和不断进取的唯一路径。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记忆中那个十七岁的少年早已为我指明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