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秋，孙中山鉴于督军坏法和国会解散，南下广州揭起“护法”旗帜，以反对北京的北洋政权。此后，号召西南各方北伐成为孙中山的重要政治诉求，呼吁“统一中国，非出兵北伐不为功”。由此，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也成为西南各军政力量联合抗拒北洋政权的重要纽带和依托。然而，西南各方彼此间的合作关系极为脆弱，从1917年建立的护法军政府到1921年的中华民国政府，虽然都奉孙中山为最高领导人，但其存废均以西南各军政实力派的离合及其对孙中山等国民党人的态度为转移。
1922年8月，孙中山筹划的北伐再次因陈炯明的“叛变”而失败，并被迫离粤赴沪。虽然在西南屡不得志，但孙中山认为革命之根本办法，“必在吾人稍有凭借，乃能有所措施”，“欲得凭借，则非恢复广东不可”。同年12月，在孙中山的运动下，以杨希闵、刘震寰之滇桂军为主力的西南各路“讨贼军”联合讨伐陈炯明。次年1月，陈炯明通电下野，讨陈军进占广州，旋即以勤王之师的姿态，邀请孙中山等护法名流联袂返粤。2月下旬，孙中山重返广州，随即组织成立大元帅大本营。
大元帅府成立伊始，处境即相当艰难。一方面，直系曹吴政权派人赴粤“慰劳”“讨贼”各军，企图再次染指广东。另一方面，“讨贼”各军之间矛盾重重，尤其是主客军矛盾日益尖锐，在广州发生了所谓“江防事变”。时论也注意到广东政局的这一脆弱和不稳定：“广东境内之内外政派军阀，其关系似颇复杂，而迭次勃发变乱者，多因军人辈欲自握权势之野心所致。彼辈概系简单之武人，毫无政治思想，原欲借武力一时镇压反对派，以恣达其政权欲望，并不知现代政治非如斯简单之物也。”当时，在广州革命政府旗帜下的军队有八万余人，除粤军外，滇、桂、湘、豫、赣等外省客军总数在五万以上，人多且素质庞杂。尤其杨希闵、刘震寰之滇桂军更是跋扈，不听号令，分割地盘，霸占税收，几乎无视大元帅府的存在。而许崇智为首的粤军虽亦有二万八千之多，但号令不一、战斗力弱，无济于大局。因此，困于广东各政派军阀的掣肘，孙中山自始即希望通过整顿内部，统一西南各方，“以广东为模范，统一西南；以西南为模范，统一中国”。因此，在组建大元帅府后，孙中山的主要目标即是领导“讨贼”各军，巩固和扩展革命根据地。
孙中山回粤之初，为抗衡北方曹吴政权的武力统一，一度提出“和平统一”方针，主张“先平南然后始可以对北”。因之，孙中山返粤不久即发表谈话，表示“愿以和平之方法，力谋中国之统一”，但北方如以武力对待西南，则以全力抵抗，绝不让步。虽然北京政府一度表示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南北双方也为实现“和平统一”进行了接触和谈判，但双方的武装冲突始终未曾停止，尤其是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也未因此而放弃“武力统一”政策，反而是加紧渗透西南。大元帅府成立不久，北京政府即任命沈鸿英为广东军务督理，为其提供饷械，并拟派两旅参战协助。1923年4月，沈鸿英兵分三路进攻广州，大元帅府面临严峻的军事危机。此次沈鸿英“叛乱”不仅是南北冲突再次开始，也是西南内部国民党与政学系第二次破裂的表现。此外，陈炯明部退出广州后实力仍在，继续盘踞广东东江一带，成为一把悬在大元帅府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抗拒北洋曹吴政权的武力统一，大元帅府积极联络西南各方“讨贼”。当此之时，四川内战复起，并发展为南北双方争夺的重要战场。辛亥革命后，四川渐呈南北各派、主客各军及新旧川军等各方杂处混战的局面，各军政势力之间的聚散离合变幻无常。国民党在四川的力量亦分化为以熊克武、但懋辛为首的“九人团”和以谢持、杨庶堪为中心的“实业团”两大派别，1920年前后双方更是兵戎相见。最终，孙中山所支持的杨庶堪等人失势离川，熊克武则凭借其军事资本继续在四川发展，但也因此与孙中山所代表的国民党核心层逐渐疏远，一度与孙中山等人形同对立。此后，熊克武一度高唱联省自治，对南北双方均虚与委蛇。
熊克武戎装照1923年初，四川内战发生，为北京政府插手四川提供了机会。在吴佩孚的支持下，杨森、刘存厚、邓锡侯、刘湘等部通电讨伐熊克武、但懋辛等人，并向但懋辛的第一军、刘成勋的第三军及川北边防军赖心辉、川东边防军石青阳等部开战。吴佩孚随后更是组织陕、甘、鄂、黔等省援川军，以王汝勤为鄂西总司令、卢金山为总指挥，刘镇华为陕边总司令、吴新田为总指挥，孔繁锦为甘边总司令，袁祖铭为黔边总司令，在四川周边摆开合围之势，再次进图四川。
在此情势下，大元帅府以直系方面仍继续推行武力统一政策，不仅对自治各省均欲以武力削平，且有“吞并西南，摧残民治之野心，乏和平之诚意”，呼吁西南各方联合抗拒吴佩孚势力入川，重振北伐旗鼓。1923年3月中旬，在石青阳等的联络下，孙中山与滇川黔湘各省要人唐继尧、熊克武、刘成勋、刘显世、赵恒惕等人通电，表示西南五省“领袖”“决以推诚相见，共议图存，弃前事之小嫌，开新元之结合……其他省有被直系蹂躏，愿同心敌忾者，文等为之敬执鞭弭，所不辞也”。此后，大元帅府进一步派遣军事特派员赴川联络军事。在孙中山看来：“川军因内讧过深，即引吴者亦非本怀，此时已渐酝酿逐吴之谋，顷已派人前往开说，大要不至无望。反吴军队如熊、但、石、汤诸人，尚余军额三四万，足以一战。其中立诸军，仍可望结合。”据此，大元帅府通令讨伐曹锟，南北双方的对峙走向公开化。为抗拒直系的军事南下，大元帅府采取了一系列军事部署，着手北伐。孙中山在加紧与奉系联络的同时，主张广东方面以谭延闿、朱培德分别回师湘、赣，以牵制直系吴佩孚的力量，并为此督促朱培德部早日出师江西，以开北伐之先声。
6月，直系逼走总统黎元洪，加紧贿选总统职位，同时部署军事南征。对此，大元帅府公开指责北京政府无意和谈，直系军阀“乱闽祸川扰粤，以及种种行动，无一不与和平为敌”。7月中旬，孙中山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省长兼“讨贼”湘军总司令，蔡钜猷、陈渠珍、鲁涤平等人为湖南“讨贼军”各军军长，进军湖南，意图推翻吴佩孚支持的湖南主政者赵恒惕，湖南谭赵之战旋即打响。广西方面，大元帅府则通过支持黄绍竑的广西“讨贼军”与李宗仁的定桂军，与陆荣廷、沈鸿英等旧桂系形成对峙之局。湖北方面，大元帅府亦派出军事代表前往联络，号召全国一致讨伐曹吴。在此背景下，四川内战发展演化为南北对峙的重要一环。
四川方面，孙中山6月初正式任命熊克武为川军“讨贼军”总司令，刘成勋为四川省省长兼川军总司令，赖星辉为川军“讨贼”总指挥，四川“讨贼”各军统归熊克武节制。熊克武旋即联合石青阳统率的川东边防“讨贼军”及旧川军刘成勋部，与北洋政权所支持的杨森、刘湘、袁祖铭等部展开争战。战事开始不久，熊克武率领的四川“讨贼军”迅即克复成都。孙中山旋即训勉“讨贼军”各将领协力同心，迅率所部“扫清残寇，奠定川局，然后会师东下，申讨国贼”。熊克武奉令后向孙中山表示将率四川“讨贼军”长驱东路，直取重庆，歼灭北洋军主力，然后“进图荆宜，会师武汉”，同时请求孙中山训令“同志各省”，一致出兵“讨贼”。7月，熊克武宣告奉大元帅府之命兴师“讨贼”，指责曹锟、吴佩孚假借中央名号，“破坏纪纲，污辱国体”。7月底，熊克武正式通电就任“讨贼军”总司令，以吕超为“讨贼军”第一军军长，石青阳为“讨贼军”第三军军长，连同但懋辛的川军第一军，共三个军，并发出“讨贼”布告，指称川中历年事变，无不与大局相关，推其乱源，“则曹锟吴佩孚诸人，实尸其咎”，“西南诸省，夙以保障共和为职志，而主张联省自治……总之，捍卫川省，即所以屏障西南；廓清渝夔，即可以进窥武汉”。
此后，熊克武又联同川军各将领发出通电，指称曹锟与吴佩孚“暴戾咨睢，把持魁柄，阻兵怙乱，贻祸家邦，前经川省各将领申罪致讨，近且明目张胆，躬行篡夺，迭接各处文电，罪状昭著。似此狐埋狐搰，任意废立，宁独破坏纪纲，实已污辱国体，应请全国一致，共张挞伐，同申正气，并速组织合法政府，用维国本，庶不致因一隅之政变，影响及于国家之尊严也”。11月底，广州大元帅府方面又宣布吕超、石青阳分别为四川第一、第三军总司令，汤子模为四川“讨贼军”师长，贺龙为“讨贼军”混成旅旅长。在南北双方的部署下，川战发展成为“南北政府争夺四川的最后决战”。
虽然孙中山认为“团结西南，必联其当道”，但大元帅府方面对熊克武并不完全信任。联合不久，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在向孙中山呈报时局意见时即称：“川军一、二两军已开战，权利之争，无足齿数，唯青阳则不免卷入漩涡，非真助，但（懋辛）余（际唐）自身军队图存，非占得地域，不能生活，囊日曾请钧座赐济，粤变以还，遂不忍提及，独其名义亦靳而不与……青阳要为可共患难之党徒，川、粤相距太辽远，以是不能赴难。若有路可通，敢保其立即为陈嘉佑第二也。”据此，杨庶堪建议孙中山北伐行动宜重新规划，在四川方面改以石青阳为基干力量。显然，碍于历史的嫌隙，广州的国民党人对熊部川军仍存芥蒂。另外，熊克武虽名义上接受孙中山的任命，亦非“纯属中山”。
四川战事方面，熊克武统率的“讨贼军”起初势如破竹，一度向东攻占重庆，击败北军及其所支持的刘湘、杨森等部。但随着内部日益分裂、隔阂，加之对手强力反扑，“讨贼军”节节败退。大元帅府所筹划的各路北伐亦因吴佩孚派兵沿粤汉、株萍铁路进驻常德、长沙等地反扑而受挫。此外，盘踞广东东江的陈炯明部复图广州，谭延闿等部1923年11月回师救粤，退出湖南。福建方面，大元帅府原拟以东路“讨贼军”何成濬部与皖系的臧致平合作，坚守闽南，但以闽固粤的计划亦被迫放弃，福建为直系孙传芳控制。
在各路“讨贼军”纷纷受挫的情况下，四川“讨贼军”亦无力支撑。1924年初，熊克武致电孙中山请辞四川“讨贼军”总司令职务。对此，孙中山一度令湖北“讨贼军”总司令孔庚率部援助熊克武：“现在川战方急，寇焰滋张……务即淬励部属，会合川军早定川局，进规武汉。”4月，熊克武部“讨贼军”几度联合滇军胡若愚、黔军周西成等部试图反攻，但均以失败告终。最终在贵州刘显世的收容下，熊部川军退入贵州东北部的遵义、铜仁一带休整。退入贵州后，熊克武即派遣所部第一军军长但懋辛赴昆明、广州与唐继尧、孙中山接洽出路问题，遗缺由师长余际唐接任，而第三军军长石青阳亦被所部师长汤子模胁迫离部。
虽然西南的“讨贼”再次以失败告终，但以孙中山为核心的国民党人在西南乃至全国仍占据举足轻重之地位。对于1924年初全国的政局，时人有入木三分的观察。
我国目下政局之中心，在北曰吴佩孚，在南曰孙文。二人皆以武力统一相标榜，又皆以善借他人之兵力见长者。故二人虽未直接冲突，然前锋小触，已屡见于西南各省矣。西南各省，虽号称自治，然每以内部之竞争，召致外势之伸入。吴佩孚既利用其一方，其对方亦即与孙文相结托。如四川杨但之战争，湖南谭赵之战争，及闽南臧王之战争，皆不过孙吴间接之争斗而已。此间仅有一例外，即既不能独树一帜，又不欲为人所用之浙江卢永祥而已。然浙卢为局势所迫，仍不能不向孙文一方，表示接近。故谓今日之政局，实成直系以外各派作一大结合，以与直系相持之势。
在熊部四川“讨贼军”败退贵州之际，西南各省的军政格局也发生重组。唐继尧利用袁祖铭以黔边总司令身份率部参与四川内战的时机，组织滇黔联军扶助流亡昆明的刘显世复位。滇黔联军重夺贵州政权后，刘显世出任贵州省省长，唐继虞出任贵州军务善后督办，贵州再次成为滇军的附庸。此后，唐继尧一面以“联省自治”为名，巩固对云南的统治，一面企图重温“大云南主义”，伺机向川、黔、桂等西南各省扩张。湖南方面，1923年谭（延闿）、赵（恒惕）之战后，借助吴佩孚之力的赵恒惕控制了除湘西之外的湖南全境，倒向直系倾向渐显。此后，赵恒惕虽名义上仍归属南方阵营，但某种程度上已成为直系的附庸，“每以鄂为后援，鄂亦以赵为屏蔽”。广西方面，以李宗仁、黄绍竑为代表的新桂系逐渐崛起，与陆荣廷、沈鸿英等老桂系竞逐广西政权。广东方面，经过与浙、奉等各方的接洽，以孙中山为核心的广州政权与皖系、奉系之间的反直三角同盟大为进步，大元帅府方面再次筹划北伐。1924年2月，孙中山向友人透露北伐军事业已准备就绪，拟先自梅岭进湖南，再征服湖北，以掌握长江之枢纽。两湖下后，再分军为二，一部入赣，一部入豫。
1924年9月初，直皖之间的江浙战争爆发，引起反直各方的强烈反应，国内政局陡然紧张。粤、皖、奉反直“三角同盟”各方实践前约，着手采取反直军事行动。9月4日，孙中山召开北伐第五次军事会议，令所有滇、桂、湘、豫、赣、山、陕各军一律出师北伐，任命谭延闿为北伐军总司令，并组织北伐筹备处，同时将大本营移驻韶关，声援浙江卢永祥。为动员各部北伐，大元帅府指示各部称战事将由东南渐及于东北，因曹锟贿选所酝酿的大战将一发而不可遏，且浙江、上海为广东之藩篱，“假使曹、吴得逞志于浙江、上海，则广东将有噬脐之祸，故救浙江、上海亦即以存粤”。因此，必须兴师北伐，“北向讨贼”。5日，孙中山发表讨贼宣言。
本大元帅夙以讨贼戡乱为职志……今者烽燧虽未靖于东江，而大战之机已发于东南，渐及东北，不能不权其缓急轻重……故遂克日移师北指，与天下共讨曹、吴诸贼。此战酝酿于去岁之秋，而爆发于今日，各方并举，无所谓南北之分，只有顺逆之辨……民国存亡，决于此战，其间绝无中立之地，亦绝无可以旁观之人。
稍后，孙中山进一步通电全国，表示将躬率师旅，与卢永祥一致讨伐曹锟和吴佩孚。12日，大元帅府发表布告，声讨直系“以武力统一，叛国干纪，侵扰闽粤，蹂躏川湘，抗奉天入关之师，以成非法贿选之罪，近复无故称兵犯浙，荼毒东南，宇内骚然”，将本吊民伐罪之志，奖率三军，共张北伐。13日，孙中山决定出发前线督师北伐，令大本营总参议胡汉民留守广东，代行大元帅职权。
是时，熊克武部也在积极与西南各方联络接洽以谋出路。但懋辛、石青阳在脱离四川“讨贼军”后，即衔熊克武之命转赴云、贵、粤等各省与唐继尧、孙中山、林虎、陈炯明等接洽，“力谋西南团结”，借助各方力量再次返川。9月初，但懋辛等人在运动唐继尧、刘显世与熊克武共组三省联军初获成功后，又以川、滇、黔三省代表的名义到达广州，进一步谋求西南的大“团结”，得到大元帅府的肯定与支持。是时，孙中山已决定响应卢永祥，筹备北伐，捐弃前嫌，再度与熊克武等西南各方联手。
9月中旬，孙中山发表讲话称民国建立13年来，“作事始终不离革命这条路的，还只有西南几省；但是这几省彼此都是不联络，所以至今还是不成功。现在石但二君想联络西南各省一致对北，这次到广东来，恰恰遇到了一个好时机。这个时机，就是江浙已经动兵，奉天的军队不久也要入关，一定要大有战争”。孙中山主张利用此次时机，西南一致北伐，会师武汉。但懋辛等人的倡议与孙中山的主张不谋而合。但懋辛等人随即衔命赴滇，力促西南的大联合。孙中山为促成西南的联合，亦迭电唐继尧，许以大元帅府副元帅及川滇黔总司令之职，主持川滇黔联军的北伐行动，以团结西南力量，北伐中原。与此同时，大元帅府派代表赴贵州与刘显世接洽，促其兴师共讨曹吴。
在孙中山的推重下，唐继尧虽然谦辞副元帅之职，但允诺“合作”，组织川滇黔建国联军。唐继尧表示合作态度后，西南的联合迅速发展。9月中旬，在唐继尧的主导下，川滇黔建国联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以唐继尧为联军总司令，刘显世为副总司令兼黔军总司令，熊克武为前敌各军总司令兼川军总司令，胡若愚为滇军总司令。次月，唐继尧发表建国联军组织大纲，唐继虞、胡若愚、石青阳、吴醒汉、龙云、何海清、刘显潜、周西成分别任川滇黔联军第一军到第八军军长。至此，西南的联合北伐初步告成。
9月18日，国民党方面发表《北伐宣言》，正式揭开西南联合北伐的序幕：“此战之目的，不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以持续反对革命之恶势力。换言之，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绝，中国乃能脱离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独立之国家也。”
事实上，孙中山此次北伐在某种程度上是迫于形势的无奈之举。大元帅府建立伊始，即处于以一隅之地挡四面之敌的困境。1924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对东路“讨贼军”的演说中即公开宣称，“此刻在广东的军队，有滇军、湘军、豫军、粤军、桂军、赣军、山陕军，总共有六七省的军队，都来为革命党出力”，但“没有那一种军队，可以居于革命军的地位”。江浙战争开始后，在论及北伐的必要性时，孙中山直指大元帅府面临的险恶环境，“肘腋之地，伏莽纵横，乘隙思逞”，“北江群寇，蜂拥而至，东江叛兵，乘时蠢动，西江南路，亦跳梁并进”。稍后，孙中山在鼓励蒋介石等人积极北伐时，也强调称在粤有诸多死因，绝无出路，“所以宜速舍去一切，另谋生路。现在之生路，即北伐为最善况”。就此观之，在以北伐求生存上，国民党广州政权与熊部川军实是如出一辙。
此后，孙中山矢志备战，声言此次提师北伐，“便是要将西南军队联结奉浙军队，扫除旧屋砖瓦渣滓垃圾之北洋军阀官僚，以建设新国家”。因此，当留守广州的蒋介石以商团“叛变”，广州形势危急，向孙中山建议先图巩固广州根据地时，孙中山反而要求蒋介石放弃广州，将黄埔军校之学生、弹药开赴韶关前线，孤注一掷北伐：“然我来韶之始，便有宁弃广州为破釜沉舟之北伐。今兄已觉得广州有如此危险，望即舍去黄埔一孤岛，将所有枪弹并学生一齐速来韶关，为北伐之孤注。此事电到即行，切勿留恋，盖我必不回救广州也。”
10月初，为动员各方北伐，大元帅府先后任命谭延闿为建国军北伐总司令，林支宇为赣鄂宣抚使，程潜为建国军攻鄂总司令，孔绍尧为赣南善后委员长。10月中旬，大元帅府正式将西南“讨贼”和靖国各军统一改称建国军，“各军有地盘者，称某省建国军总司令；无地盘者，称建国军某省司令”，各部的编制均按原有建制编成。同时，正式任命唐继尧为大元帅府副元帅兼滇川黔建国联军总司令，熊克武为建国川军总司令。
11月2日，熊克武在贵州铜仁通电就任唐继尧委任的建国联军前敌总司令。次年1月，熊克武又通电就任大元帅府任命的建国川军总司令职务。至此，以江浙战争为契机，在广州大元帅府的号召和主导下，西南各方再次聚集在“北伐”的旗帜之下。熊克武身兼唐继尧和大元帅府所委之双重身份，可谓“师直为壮”，但也成为西南局势骤变，尤其是唐继尧和国民党广州政权决裂后所部处境的隐患。
（本文摘自潘建华著《北伐时期的地方变局与政治整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4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