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我对江西庐山的人文与历史产生很大兴趣，同时也对道教宇宙论“洞天”学说的在地情况颇为关注。这样两个独立的领域，恰能在蕴藏“咏真洞天”等仙家秘境的庐山“洞穴”研究上产生交集。自2016年始，我至少五次赶赴庐山，或考察或进行学术交流。除几乎每次都会去一趟勉强算是“洞”的“白鹿洞”（书院）外，2020年和2023年（2次）的拜访更在当地好友的引领下走访著名的木瓜洞、凌霄洞、仙人洞和黄岩洞；同时个人最近的研究也就尚未亲至的咏真洞和飞云洞进行了不少基于文献的讨论。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庐山洞穴情况之复杂、人文价值之高妙，远超我的预期。以吴宗慈《庐山志》为例，其中记载的带有丰富人文信息的洞穴便不下数十处之多（见附表1），这还不包括大量只有当地传说、或文化价值最近才得到凸显而未能进入志书的那些洞穴。这样的复杂现象，使就庐山洞穴的文化史进行考察和研究成为必要，也导致相关文章的写作下笔踟蹰。努力工作或许是治疗拖延症的唯一办法，既然文章早晚都要写，需知“早死早托生”。从本篇有关木瓜洞的讨论开始，我将结合个人的走访，不定期地推出数篇讨论庐山洞穴文化历程的文章，期待能为推动道教“洞室”及庐山文化研究作出些微贡献。[1]
一、2020年夏木瓜洞走访见闻
2020年7月18-28日间，在“庐山通”九江学院滑红彬老师的邀请下，我与中国美术学院的张书彬教授一同赶往九江，参访庐山胜迹。入山后，我和书彬获祥浩法师接待，居住在栖贤寺中，此后受封“扫地僧”之职。23日，在九江学院李勤合教授和黄益满兄的陪伴下，参观太乙村、太乙峰以及由公孙道长主持的逐渐恢复的太乙观。太乙峰奇峻异常，向上则为九奇峰，直通含鄱口。太乙村则主要是民国11年（1922）方才开辟，最初以建造别墅为主，欲与西洋人收买和开发之庐山牯岭一较高下——当然，较量的结果并不怎么乐观。但太乙村却因稍显偏僻安宁而成为民国要员的另一修养之所，多位军界高官在此建立别业的做法使这个小村庄获得“将军村”的美称。当日太乙观公孙道长云游在外，三年后方才相见，这是后话。
图1：栖贤寺里的“扫地僧”。张书彬摄，2020年7月20日。
图2：庐山太乙观，2020年7月23日，白照杰摄。午间在黄家开设的民宿欢饮，获悉生长于斯的黄益满对庐山了若指掌，又得知其父祖曾为道士，顿感亲切万分。约定次日来黄家拍摄先人留下的道教文书材料。醉意阑珊，一日无话。24日，我与书彬从栖贤寺上行至太乙村黄益满家，一人翻书，一人拍摄，忙活数小时，拍照数百张，收获颇丰。而后，又是与黄兄一家的一番畅饮。夜色茫茫，四野寂静，一边讲鬼事，一边跟因听鬼事而逐渐紧张的书彬沿山道急行返程。返回栖贤寺客房时，已近午夜。赧颜敲醒阿姨帮忙开门，穿门而入时慌忙捂住口鼻强装清醒，实在罪过。好在书彬酒量差也没少喝，外加一路忍受“鬼事”侵袭，装清醒亦不得，罪过必然要多分担一些。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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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黄益满祖父留下的道教文书，2023年7月24日，张书彬摄，白照杰翻页压书，合作愉快。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饮酒如果不能等同于田野本身，至少也能撑起田野的灵魂和骨架！前夜饮酒时，约定来日一早，黄益满带领我们探寻闻名已久的“木瓜洞”。我的第一场庐山寻洞活动，从此得以展开。
图6
图7：2020年7月25日，黄益满摄。裤子上下颜色不同，是被汗水浸湿的结果。书彬很聪明，太阳晒会打伞。但为了显得硬气，拍照时临时又把伞收了起来。
宿醉和入睡过晚致使我和书彬25日的起床时间比预想要晚很多。早斋后，拖着略显蹒跚的脚步，开始向山上凌霄茶厂进发，那里是我们和黄兄约定的集合地点。起得晚，就出发晚，出发晚的代价是享受在七月底骄阳炙烤下爬山的汗如雨下。汇合后，黄益满和他的另外一位好友，带领我们二人前往木瓜洞，一路虽不算披荆斩棘，但确实有几段路并不好走。临近木瓜洞时一人多高的野草挤满所有空间，拨草而行，犹恨两臂、后颈的皮肤不能粗糙如铁。刮擦过后再经汗渍，疼好忍，痒无奈。稍有周折，抵达木瓜洞，见到附近“五老高呼（瀑隐题）”和“白云深处（左：燕檀龚蕃锡题；右：顺治戊戌首月望日）”等摩崖题刻。这两方摩崖石刻在吴宗慈（1879-1951）《庐山金石汇考》等著作中多有著录，被放在“凌霄峰-凌霄洞”的名目下。[2]事实上，直到事后很久我才了解题字所在的小石龛就是凌霄洞，古时附近有凌霄院（明真院），当地传说马祖道一还曾在此洞居住，故又被称为马祖洞。[3]亲至凌霄洞但当时并没引起任何注意的问题，已经不是“故事”而只能是“事故”，相关情况的仔细考察只能等来次再说。
图8
图9：木瓜洞附近“五老高呼”、“白云深处”题刻，2020年7月25日白照杰摄。“五老高呼”字迹较浅，得仔细瞅。
图10：凌霄洞，2020年7月25日，白照杰摄。洞中情况显示此洞直到当代仍被作为祭祀空间使用。二、白鹤观刘玄和与木瓜洞的开创
回到木瓜洞的问题，掉书袋的环节，虽迟但到。民国吴宗慈所编《庐山志》对木瓜洞多有述及，指出此洞位于木瓜崖下，而庐山“狮子峰南下为石船峰，峰西南有木瓜崖”。[4]木瓜洞之得名，源于唐代道士刘玄和隐居于此、种植木瓜。洞穴本身出自天然，规模不算大，但明显带有人工痕迹，洞门内外有一些时代或早或晚的题刻。有关刘玄和的情况，庐山当地方志和道内仙传均有所记载，整体类似，但细节存在差异。吴国富教授曾对刘玄和的情况进行过较为系统的梳理，认为韦应物（737-792）《寄黄、刘二尊师》“庐山两道士，各在一峰居”，黄指后来被尊为茅山宗师的黄洞元，而刘则刘玄和。[5]这一推断很有启发，但依诗题中“刘”字而定之为刘玄和多少有点冒险，期待其他材料充实论证。除韦应物诗歌外，目前所见材料中，北宋陈舜俞（1026-1076）《庐山记》和南宋王象之（1163-1230）《舆地纪胜》有关刘玄和的记载最早，元代虞集（1272-1348）和赵道一（活跃于1294前后）给出的描述最为详细，后世著作多以这些文献为基础进行书写。
值得庆幸的是，陈舜俞《庐山记》和王象之《舆地纪胜》均引用了更早的、目前已亡佚的文献材料。《庐山记》指出，刘玄和是承天观（旧名白鹤观）道士。由于木瓜洞原本是白鹤观的附属结构，因此对这所历史上非常著名，但现在已彻底消失的庐山道观的情况，不妨花费笔墨做些讨论。有关白鹤观的沿革，陈舜俞引《九江录》，称此观最初是唐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奉敕修建于浔阳城下，神龙二年（706）六月三日敕建龙兴观，当地以此白鹤观改额并移置山中。[6]《舆地纪胜》引张固《白鹤观记》称，此观位于城西北二十里，当时已改名“承天观”，“庐山峰峦之奇秀，岩穴之怪邃，泉树之茂美，为江南第一。白鹤观总奇秀怪邃茂美，复为庐山第一。”[7]有关白鹤观的情况，虞集的文章可以为我们补充不少信息。虞集与道教关系密切，孙克宽将之称为“在家的道士学人”，认为虞集通过道教打通宫廷，并对提升南方道教文化水平做出不小贡献。[8]其《白鹤观记》至少有两个常见版本，一者是吴宗慈《庐山金石汇考》所收本子，[9]这个本子似乎是直接抄自明代桑乔（1532年进士）《庐山纪事》的录文；[10]另一者则是（正德）《南康府志》所收版本。[11]对比可知，（正德）《南康府志》所录文章更长一些，且其中人物（道士吴德显）前后呼应，当更完整，故这里以之为据。
虞集指出，至治壬戌年（1322）三月游庐山，参观白鹤观，但见一片萧索。老道士吴德显出迎，真挚地拜托他为本观撰写碑文。当晚虞集宿于附近的栖贤寺——就是我和书彬庐山考察时居住的寺庙，次日一早离开时，吴德显在石桥潭追上了他，“出旧志及古今题咏一卷”，嘱咐“趣为我书之”。根据“其志曰”的说法来看，虞集接下来对白鹤观历史的一段叙述应该来自吴德显提供的“旧志”，准确性或许较高。其记载唐高宗以老子降，于是命令天下普建白鹤观。九江白鹤观原本建于德化西白鹤乡。景龙和龙兴时，朝廷普建景龙观和龙兴观，本地均改白鹤观额应诏，又将道观迁至山阳。普建白鹤观的因缘，一时没有查到，但怀疑可能与杜光庭《历代崇道记》中记载的高宗龙朔二年（662）北邙山设醮时“太上又现，百官进表称贺，帝大悦”有关。[12]脑洞大开一下，如果普建白鹤观一事确实与此次老子降现有关，那么当时人对降现的描述会不会是“老子骑白鹤而来”呢？有关普建景龙观、后改名龙兴观的情况，杜光庭给出非常简明的记述：“景龙元年，敕天下州郡并令置景龙观。二年改为中兴观，三年改为龙兴观，其度人一依前代故事。”[13]虞集获得的“旧志”接着记载，这座龙兴观在宋大中祥符中又改名承天观，但后人仍使用白鹤观的俗称，“旧名古柏坛者也。”改名“承天”的情况在不少材料中得到呈现，如陈舜俞《庐山记》便成此观为“承天观，旧名白鹤观”；[14]南宋周必大（1126-1204）的《庐山后录》将这座道观称为“承天白鹤观”。[15]
《白鹤观记》接下来对刘玄和以及白鹤观四次整修的记述，看上去也来源于“旧志”。有关刘玄和的情况稍后再谈，这里继续来看白鹤观的几次整修。虞集指出，除白鹤观的最初建造外，五代时翁如侃、绍定壬辰（1232）叶守成和王守白以及至元丁亥（1287）王可晟、余德忠、吴德显、陈德英、余汝南，分别对之进行修复。吴德显就是委托虞集撰文的那位颇为恳切的道士。根据名称来看，主持至元丁亥重修活动的几位有“德”之人，可能是白鹤观中的同辈道士。虞集记载吴德显等人此次重修，“钟楼、经藏、廊门之属，稍加于旧”，但正如我们已经知晓的那样，重修后35年虞集造访时，“见其屋室不类他浮图老子之宫奂丽，颇高简萧散，宜于修真矣。”[16]元代之后的白鹤观，似乎再也没有得到过良好修缮。明代罗洪先（1504-1564）游览庐山时，发现“由开先东二里许为万杉寺，又东为白鹤观，皆废圮。”[17]稍晚的王思任（1575-1646）记载当时的白鹤观“穷废亡赖，止一二瘦猪眠游也。”[18]王思任大约创作于同一时期的《重修庐山白鹤观记》，告知我们更多细节情况。文称其天启乙丑年（1625）与好友游览五老峰前白鹤观，但觉风景秀丽，而“栋宇颓危，门棂不设，饥猪扰案，鸟鼠碎簷……亡聊赖甚矣！”此时的白鹤观主李元丹“乞留一言，以为兴复之藉。”王思任的墨宝确实发挥了作用。李元丹以此劝说星子县令陈巽言、郡孝廉陶孔志等，对白鹤观进行重修。崇祯壬申年（1632），王思任再次来到庐山一带，李元丹将重修始末告知于他。在王思任看来，虽然重修工程并不能恢复白鹤观往日辉煌，但“亦称稍稍恢葺矣。”此次修整李、陈、陶三人自然功不可没，而“元丹目尚冲然腹犹未甚果然也。”感动之下，王思任为观主李元丹的重修工程，撰写下这篇《重修庐山白鹤观记》。[19]
从王思任《重修庐山白鹤观记》对重修结果和对李元丹“腹犹未甚果”的描述来看，相关帮助未能使白鹤观脱离窘境。阅读稍后的游记可知，白鹤观确实越来越破败，最终彻底消失。黄宗羲（1610-1695）顺治十七年（1660）走访庐山时，已发现白鹤观“旧屋偶存，独无廊庑”，“今败屋三楹，近自故基迁过东北十余丈，廓然无门扇墙落。”[20]查慎行（1651-1728）康熙三十一年（1692）畅游匡庐，见白鹤观仍有白发长须的道士，但我们刚刚依仗良多的“虞道园（集）碑记”已不知所踪。此后白鹤观持续破落，据了解，至建国后，白鹤观观址分给当地民户，从而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值得一提的是，苏轼（1037-1101）游白鹤观时，见“观中人皆阖户昼寝，独闻棋声于古松流水之间”，有感而作《观棋并引》，诗称：“五老峰前，白鹤遗址。长松荫庭，风日清美”，“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21]苏轼的诗歌，成为白鹤观的“典故”，时时被后来者提及。如虞集《白鹤观记》便指出此地“东坡先生尝独游，闻棋声于古松流水间”；[22]王思任《重修庐山白鹤观记》甚至将白鹤观的著名部分归因于苏轼的宣传，“观不得刘道士不创也，不得苏学士不名也。”[23]查慎行也在其《庐山纪游》中专门标出白鹤观，就是“东坡先生观棋处。”[24]名公大夫的赞叹和为景观留下的文章、题刻等遗产，既丰富了景观的人文价值，又使面对同一景观凭吊感念，与前人进行跨越时间的单向交流成为可能。如是，文明和文化，凭借带有强烈人文属性的自然景观作为媒介，得到传承与体认。
绕了这么大一个圈，还是让我们把焦点回归木瓜洞以及创建木瓜洞的刘玄和身上。陈舜俞《庐山记》认为，刘玄和与何子玉在唐大历年间（766-779）居住在白鹤观（当时应该叫龙兴观）。接着，陈舜俞引用张弘《道门灵验记》（似已亡佚），称刘玄和是“地仙也。尝为郡守李承、薛弁章奏，皆有天曹批报，事悉符验。”查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知李承和薛弁在大历年间先后任江州刺史。郁贤皓指出，李承的情况在《旧唐书》《册府元龟》《庐山记》中得到零星记载，其大约在大历六、七年间（约771、772）担任江州刺史；薛弁出任江州刺史的情况，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获得记载，其大约在大历八、九年间（约773-774）接任同一官职。为大历年间江州刺史章表有验一事，或许是致使陈舜俞强调“大历中”刘玄和居白鹤观的原因。只是稍后就会看到，刘玄和在白鹤观的活动时间，可能跨越了开元到贞元之间的数十年之久。吴国富指出，与刘玄和为同时代人的岑参（约715-770）《送薛弁归河东》：“薛侯故乡处，五老峰头西”，推测薛弁为庐山附近人士。[25]但通过诗题可知，薛弁很可能出自著名的“河东薛氏”。这个出过薛道衡、薛元超、薛仁贵等重要人物的家族，以河东汾阴为大本营。岑参“五老峰头西”中的五老峰，似乎应该是山西中条山脉上的那座五老峰。郁贤皓指出，皇甫冉（717-770）《庐山歌送至弘法师兼呈薛江州》中提到的薛江州，应该也是薛弁。皇甫冉在诗中赞美薛弁作为管理自然灵秀和宗教圣地的地方官拥有山水之性，“使君爱人兼爱山，时引双旌万木间。政成人野皆不扰，遂令法侣性安闲。”
图11：木瓜洞整体照，引自星湾：《重阳节山洞寻宝记》，《浔阳晚报·文化周刊》2019年10月12日。我自己拍摄的木瓜洞整体照，莫名丢失了，且这张照片比我自己拍的好太多。
白鹤观东北有木瓜岩，刘玄和始居岩中，种植木瓜。似乎刘玄和对栽种植物非常热衷，经常出现在前述游记作品里的白鹤观巨大杉树，据称也是他亲手所植。陈舜俞表示，这株高百尺有余、围二十尺的杉树，“熙宁五年（1072），朝廷作中太一宫于京师，诏求幡竿木一百二十尺之长者，天下差官行山林，此杉几伐焉。”[26]有关这棵杉树的记载还有不少，这为了解杉树接下来的遭遇带来帮助。虽然巨杉的存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白鹤观的兴衰，但杉树的“树生”却始终是诱导我们再次偏离主题的另一个故事。鉴于刚刚已将白鹤观的沿革交代清楚，对自然与人文交融的 “庐山名树”研究，还是等未来有缘再继续探索。
与陈舜俞记述的过于简略相比，虞集和赵道一对刘玄和的描写要生动的多。虞集对刘玄和的了解主要来源于白鹤观老道士奉送的“旧志”，其称白鹤观本“唐开元道士刘混成故居”，刘混成，名玄和，“其先彭城人，后迁都昌之五穆里”。与弟子何子玉居住在白鹤观，后留何子玉守观，自己入五老峰石室种植木瓜为食。炼丹有成，年八十六，与弟子范仙舟作别而逝。举棺之时，尸解化去。“人或从之祈祷，往往有奇应者。”[27]
图12：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刘玄和》，引自三家本《道藏》，册5，第316页。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简称《仙鉴》）中的刘玄和本传记载更为详细。文称刘玄和，号混成子，祖上为彭城人，衣冠南渡迁入九江都昌，这些情况与虞集所述一致。开元二年（713），刘玄和出生，完成家庭责任后，年几四十时方才入匡庐龙兴观（也就是白鹤观），“礼住持三洞法师何子玉为师，天宝二载（743）得度为道士。”有关何子玉与刘玄和的关系，陈舜俞未置一词，虞集则认为何子玉是刘玄和的弟子，与赵道一给出的说法不同。赵道一称刘玄和在木瓜岩（洞）隐居、种植木瓜，“栖五老峰石室五十二年”。根据后文称刘玄和享年八十六（与虞集所述相同）、羽化于贞元十年（794）的记载来看，所谓的“栖五老峰石室五十二年”应该是从天宝二载（743）正式入道算起，至羽化时（794）截止。但前揭赵道一称刘玄和生于开元二年（713），卒年贞元十年（794），则当享年82岁、而非86。且，其正式入道时，刘玄和或者32岁、或者34岁（分别采信743生和794年86岁卒的不同计算结果），也并非如“年几四十”才有“拔俗出尘之志”。不论如何，在年龄问题上，赵道一给出的记载应该存在一些疑问。
接着，刘玄和故事的时间线来到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赵道一记载，淮西吴元济（783-817）叛乱，“洪帅”（这里似乎是指洪州刺史）命令手下王遘奉表京师，王遘中途被掠。王遘家人于是求祷于刘玄和，刘玄和指导：“观中有司命、司录二真君者，乃玉皇之侍臣，汝可精祷。”接着，刘玄和为之上章。此后王遘果有奇遇，获得神人导从脱难归家。《仙鉴》表示，为王遘“拜章之验”后，刘玄和获得朝野名贤的重视。《白鹤观记》中获得刘玄和拜章灵验的李承、薛弁在《仙鉴》中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某位洪州幕下的王遘。赵道一给出的这则故事，充满了时间错乱。首先是王遘。唐史材料中确实记载一位曾在庐山附近任官的王遘，这位王遘于至德二载（757）担任南康令，与权德舆的父亲权皋有关联。[28]但他却不太可能成为《仙鉴·刘玄和》中的“王遘”。此问题查阅《唐诗大辞典》便可知晓。《唐诗大辞典》中业师贾晋华依据《旧唐书·权皋传》《全唐诗》《千唐志·唐故知盐铁院福建院事王府君墓志铭并序》《唐故鄂岳团练判官太原王公墓志铭并序》总结指出，担任南康令的王遘在大历中累迁金部郎中和祠部郎中，大历十二年（777）在常州与诗僧皎然联句作诗，德宗建中（780-783）、贞元（785-805）间先后担任苏州刺史、楚州刺史，卒于贞元九年（793）。[29]这么看来，这位王遘应该不会是“贞元年间吴元济叛乱”时洪州刺史手下幕僚。
将刘玄和拜章故事放到吴元济叛乱下，也是一则令人无法采信的传说。安史之乱后，故事中的叛乱发生地淮西的局势便异常复杂。简单来讲，平叛安史之乱立下战功的李希烈（约750-786）在建中三年（782）反叛称王、杀害颜真卿（709-784）。被朝廷军队击败后，李希烈退至淮西，贞元二年（786）被部将陈仙奇（卒于786）毒杀。很快，陈仙奇又被李希烈的手下吴少诚（750-809）杀死。吴少诚开始自领淮西节度，不奉皇命，导致淮西与李唐之间战事频频。朝廷无法将之顺利剿灭，最终只得绥靖。元和四年（809）吴少诚死后，吴少阳（卒于814）取代他的位置，担任淮西节度使。五年之后（814），吴少阳也去世了，此时吴少阳的儿子吴元济主持军务。吴元济秘不发丧，以已故的父亲名义向朝廷请为留后，但未获允可，因而举兵反叛。元和十二年（817），吴元济叛军被最终击败，其本人也被斩首。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刘玄和卒于贞元十年（794），此时不仅距吴元济反叛还有20年之久，且担任淮西节度的也根本不是吴元济。如果说刘玄和拜章救王遘一事确实来源于某个真实情况，则也只能发生于李希烈或吴少诚统治淮西的时段，二人均有反叛之举，只是都不曾发生在“贞元”时期。上述问题的存在，使人不禁怀疑整个故事并不是经得起考验的事实，而可能是基本虚构或张冠李戴（有可能挪用其他仙道人物故事）的传说。故事中出现的“玉皇”二字，加深了我的疑虑。正如道教学者熟知的那样，“玉皇”这个名称虽然很早就出现在道教典籍里，但其作为神灵领袖的神格则是到宋代才最终确定下来。在刘玄和的时代，应该还不会将“玉皇”作为主神进行供奉。经过一番考察，或许我们应该将这个刘玄和故事中唯一具有详细细节的情节，作为表现传主神圣性的制式传说“模块”对待，而不应该贸然相信所述是秉笔而来的历史事件。
最后来看《仙鉴》中记载的刘玄和羽化情况。赵道一称，刘玄和在世86年，于贞元十年十月十八日忽然向弟子范仙舟表示，自己玄谱有名，将游金华，嘱咐弟子好好修行、切莫堕落，“言讫而化，治命藏剑于柏坛。”门人从命，埋葬之日有鹤翔、异香等瑞应，棺中尸身不见，唯遗鞋袜。范仙舟等人为之建立殿堂以便供奉，后仙舟亦得道而去。[30]开创庐山木瓜洞的白鹤观刘玄和的故事，至此可告一段落。
刘玄和是白鹤观道士，其所开创的木瓜洞本来属于白鹤观的附属结构。从宋代开始白鹤观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这一点从写下《观棋》诗的苏轼将之称为“白鹤遗址”，以及上面对白鹤观“破败史”的追溯上就可看出端倪。本观尚且难以维持，谁还会心心念念地倒贴开发木瓜洞呢？南宋周必大《庐山后录》记载，当其在白鹤观中询问东北不远的木瓜岩时，得到的回答是“道士不知”。[31]到了查慎行访白鹤观时，此观“虽破还在”，但附近的木瓜洞则重新以洞穴为中心组建起独立的道教场所“木瓜院”，“有道士石姓者，隐居其中数十年，近为当事邀之北去。”[32]这就引出木瓜洞历史上又一位值得一书的道教人物，石嵩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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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本文的写作，多次受教于九江学院滑红彬教授；太乙村黄益满兄、太乙观公孙道长、“星湾”（陈再阳警官）无私的资料和照片分享，充实了这篇文章的内容；中央民族大学尹志华教授、四川大学孙伟杰教授帮助寻找石嵩隐资料。庐山考察时，栖贤寺祥浩法师的接待，黄益满兄的照顾、九江学院李勤合教授、滑红彬教授、曾晓云师姐的关爱，以及中国美术学院张书彬教授的全程陪伴，使2020年的庐山之行得以顺利完成。在此表示由衷感谢！
[2] 吴宗慈：《庐山金石汇考》，卷下，见王挺之、李勇先、范国强编：《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历史文献丛书》，册36，第336a页。
[3] 吴宗慈编撰，胡迎建、宗九奇、胡克沛校注：《庐山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上册，页252-253。
[4] 吴宗慈编撰，胡迎建、宗九奇、胡克沛校注：《庐山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上册，第78页、第250-251页、第636页；下册，第97-99页、第104页。
[5] 吴国富：《庐山道教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2-93页。
[6] 陈舜俞撰，滑红彬校笺：《庐山记校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卷2，第192页。
[7] 王象之：《舆地纪胜》，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卷25，第1100页。
[8] 孙克宽：《虞集与南方道教》，《大陆杂志》第53卷第6期，第243-254页。
[9] 虞集：《白鹤观记》，见吴宗慈：《庐山金石汇考》，卷上，见王挺之、李勇先、范国强编：《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历史文献丛书》，册36，第78b-80a页。
[10] 虞集：《白鹤观记》，见桑乔：《庐山纪事》，见胡思敬编：《豫章丛书》，南昌退庐刻本，1932年，卷6，第12b-13a页。
[11] 虞集：《白鹤观记》，见（正德）《南康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8，第43-44页。
[12] 杜光庭：《历代崇道记》，见杜光庭撰，罗争鸣辑校：《杜光庭记传十种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62页。
[13] 杜光庭：《历代崇道记》，见杜光庭撰，罗争鸣辑校：《杜光庭记传十种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63页。
[14] 陈舜俞撰，滑红彬校笺：《庐山记校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卷2，第192页。
[15] 周必大：《庐山后录》，见滑红彬、刘佳佳编：《庐山古代游记汇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2页。
[16] 虞集：《白鹤观记》，见（正德）《南康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8，第43页。
[17] 罗洪先：《匡庐纪行》，见滑红彬、刘佳佳编：《庐山古代游记汇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3页。
[18] 王思任：《游庐山记》，见滑红彬、刘佳佳编：《庐山古代游记汇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39页。
[19] 王思任：《重修庐山白鹤观记》，见其《王季重集》，明崇祯刻本，卷6，第25b-27a页。
[20] 黄宗羲：《匡庐游录》，见滑红彬、刘佳佳编：《庐山古代游记汇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57页。
[21] 苏轼：《观棋并引》，见苏轼撰，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卷42，第2310-2311页。
[22] 虞集：《白鹤观记》，见（正德）《南康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8，第43页。
[23] 王思任：《重修白鹤观记》，见其《王季重集》，明崇祯刻本，卷6，第257a页。
[24] 查慎行：《庐山纪游》，见滑红彬、刘佳佳编：《庐山古代游记汇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09页。
[25] 吴国富：《庐山道教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2页。
[26] 陈舜俞撰，滑红彬校笺：《庐山记校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192页。
[27] 虞集：《白鹤观记》，见（正德）《南康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8，第44页。
[28] 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卷148，第4001页。
[29] 贾晋华：《王遘》，见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修订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30] 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38，《道藏》，北京、上海、天津：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1988年，册5，第316b页。
[31] 周必大：《庐山后录》，见滑红彬、刘佳佳编：《庐山古代游记汇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2页。
[32] 查慎行：《庐山纪游》，见滑红彬、刘佳佳编：《庐山古代游记汇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09页。
白照杰，澳门大学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道家古典学研究中心主任。致力于中国道教及佛道关系等领域之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