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祖谋（1857-1931)朱祖谋，原名孝臧，字古微，号沤尹，又号彊村，是晚清重要的词家，后世将他与况周颐、郑文焯、王鹏运并称“晚清四大词人”，至有“集清季词学之大成”的美誉。他生于清末民初，于政治上是时局动荡，内忧外患的易代之际，于思想文化上则是新旧交替、中西碰撞的社会转型期，作为一个敏感的传统文人，自有满腔感时伤世的忧愤情怀，不吐不快，却又不能一吐为快：因此，他选择了词这一具有“隐约婉转”“托兴深微”特点的传统文体，将自己在乱世之间的幽微心曲一寄于词。龙榆生《彊村本事词序》云：“时值朝政日非，外患日亟，左纴沉陆之惧，忧生念乱之嗟，一于倚声发之。故先生之词，托兴深微，篇中咸有事在。”这增加了其词作的深度，也是其词能够在晚清词坛独树一帜的原因，但同时也增加了理解其词的难度：龙榆生先生亲炙彊村，以其“词中本事叩诸先生”，撰《彊村本事词》，但也仅言大概；后白敦仁先生雅好彊村词，又结合时事笺注《彊村语业》，总算将《彊村语业》所收词中的幽微心曲进行了详细的发覆，可谓功莫大焉。但奈何彊村词之影射时事太过幽微，《彊村本事词》也皆点到为止，语焉不详，以故笺注亦常有不能妥帖的地方，白敦仁先生在注中即有“笺注《语业》常苦本事难明，或致附会”之叹。今就《彊村语业笺注》中所见或可补笺之处略陈一二，亦或能对近代诗词的笺注略有启发。
《彊村语业笺注》一
《水龙吟·四印斋赋白芍药，分得肯字》为彊村在四印斋中与王鹏运分韵唱和之词，词云：
宝阑春去多时，玉奴犹倚东风困。浓姿泪洗，伶俜不许，雨酥烟晕。素靥消尘，冰绡委佩，强支娇俊。自谢郎去后，银毫蘸浅，瑶台路，无人问。
相谑湔裙未肯，伴酴醾、殿将芳讯。西园后日，蔫红无数。渐吹成粉。何况飞琼，将离歌罢，素鸾无信。向月明空见，一枝凝露，恼新霜鬓。
所赋为白芍药，而所指之事，与王鹏运同，据笺注当为“以翁同龢之独佐德宗，支持变法，其处境甚可忧也”。翁同龢支持戊戌变法，甚至为光绪皇帝起草《明定国是》诏，这引起慈禧太后不满，下诏后不久即罢相回籍，变法也随即失败。王鹏运词“倚阑独殿群芳，肯将颜色随红瘦”云云，正是将花期为暮春至初夏的白芍药比作翁同龢，隐喻他在支持变法的“帝党”内中流砥柱的作用。彊村词首二句云“宝阑春去多时，玉奴犹倚东风困”，白敦仁先生笺引牛僧孺《周秦行纪》“杨太真自称玉奴”及李白《清平调三首》“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认为“玉奴”即杨贵妃，此处则“殆指西后”。词的后两句“浓姿泪洗，伶俜不许，雨酥烟晕”（此句不照常格，照语意当断作：浓姿泪洗伶俜，不许雨酥烟晕），笺注解释“不许雨酥烟晕”，则说盖指西后之反对变法。如此解释，总觉有些差强人意：彊村词为了影射西太后（慈禧）之反对变法，在一首咏白芍药的词里，开头就描写一位堪比杨贵妃的美人，对白芍药横加干涉，不许雨露滋润，似乎太过突兀与牵强了吧？看来，“玉奴”似当另有所指。那究竟何指？以下数句当作何解呢？
其实，看到“玉奴犹倚东风困”，首先想到的当是彊村所服膺效仿的南宋大词人吴文英的词句“玉奴最晚嫁东风”。此句当即从梦窗词化用而来。这是梦窗词《西江月·赋瑶圃青梅枝上晚花》中的一句，乃是咏梅枝之晚花。梅的花期是冬末春初，当年的第一股春风一吹，梅花即绽开，而所咏为梅枝晚开之花，故相对其他梅花来说，云“最晚嫁东风”，“玉奴”在梦窗此句中所指为梅花。其实，“玉奴”与“东风”的比拟关系也并非肇于吴文英，而是有一故实在。苏轼《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其四）》中有“玉奴终不负东昏”一句，用了南齐被叛军所杀的东昏侯（废帝）萧宝卷及其妃子潘玉儿的典故，东昏侯虽然荒淫无道，但对潘玉儿却宠爱有加，所以玉儿在东昏侯被叛军杀死后，也为之殉情自杀。苏轼这里从男女情爱的角度出发，认为玉儿没有辜负东昏侯，也是一种比拟：就好像这梅花年年定期开放，不会辜负初春的第一股春风一样。这里“东昏”谐音东风，即春风，而“玉奴”，则是因苏轼引用典故不严谨，将潘妃的小名“玉儿”误称为“玉奴”，这一点宋代的《优古堂诗话》《容斋续笔》里都已经有相关的考述；但一经苏轼误用，竟成故实：“玉儿”“东昏”这一暴君与宠妃的爱情故事，一变而为“玉奴”“东风”这一咏梅典故。像周紫芝《浣溪沙》之“江梅未动使人愁。东昏觑得玉奴羞”，俞国宝《贺新郎·梅》云“万里瑶台终一到，想玉奴、不负东风约”等等皆是。那么，“玉奴犹倚东风困”句中的“玉奴”，似乎应指梅花吧？
但结合全词，还是扞格不通：词所咏为白芍药，如是想拈出梅花来对比，二花花期一个在春初，一个在春末，无论如何都“碰不了头”的。况且词的第一句云“宝阑春去多时”，春天过去之后也不论如何不会有梅花。其实，花比美人、美人比花原是古典文学较为惯常的修辞，由“玉儿”“东昏”而衍变的“玉奴”“东风”故实，固然可用以咏梅，自然也可咏其他的花。此类用法较少，但也不是绝对没有：像清代归湘的名词《蝶恋花·月夜梨花》有“玉奴斜倚东风立。掩敛浓云幽梦隔”，用以指梨花；又周之琦《一枝春·白芍药》“东风倦眼，到得粉融酥凝。浓春未了，问谁见、玉奴妆靓”，咏的正是白芍药。如果“玉奴犹倚东风困”之“玉奴”也指白芍药，则似全词更能解释得通：春去多时，芍药正是春末夏初所开之花，故云“犹倚东风困”，“浓姿泪洗，伶俜不许，雨酥烟晕”则状白芍药憔悴孤单的可怜姿态，所谓“不许雨酥烟晕”自然不是主动的“不许”，而是被动的“不能”，即不能被雨露滋润的意思。其实，“玉奴”之指芍药，并非没有历史性的联系：李白沉香亭北所作的《清平调三首》，将杨妃与禁中牡丹花做对比，凸显杨妃之美丽娇艳，而牡丹花在唐代正被称为“木芍药”（记载此诗本事的《松窗杂录》即云“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因此在一些咏芍药的诗词中，也会用杨妃来比拟。如宋李光《雨中承厉吉老送芍药色微黄者尤奇戏成二小诗为谢》“雨浥丰肌浴太真”、清严遂成《再咏芍药》“脂洗杨妃新浴后，醉扶杜牧暗游初”、清彭孙贻诗咏芍药名为“杨妃吐舌”者。因此，用“玉奴”之名的“正主”杨妃来比拟芍药也是渊源有自。则“玉奴犹倚东风困”的“玉奴”解释为所咏的白芍药更为合适，也正是以白芍药隐喻翁同龢当时孤立无援的困境，而“困玉奴”之“东风”似才是指对翁同龢不满的西后慈禧。
二
彊村曾于庚子国难前后作《菩萨蛮》十三首。庚子国难后，朱祖谋与刘福姚曾躲入王鹏运之四印斋中，几人相互唱和，以作词来寄托自己国破家亡的忧愤心情，此即著名的《庚子秋词》。这几首《菩萨蛮》不在其中，但却“总结事变经历，综为连章述志之词”（《彊村语业笺注》卷一《菩萨蛮“西洲风禁骄禽唳”》笺注一），也是彊村庚子事变前后十分重要的创作，《彊村语业》选了其中八首，白敦仁先生联系《彊村本事词》与时事作了详细的笺注，但也感“难于一一徵实”，“或不免附会之诮”（同前注）。读其诸注，觉其中“闹红满镜冲单舸”一阕尚有未竟之处，补笺一二，但恐怕也会如白敦仁先生一样，难免于附会之讥也。
该词为《菩萨蛮》诸首之第十一阕，也是所选八首之第七阕，据《彊村本事词》，“此为许景澄、袁昶死难作”。彼时“义和团运动”正兴，毓贤、载漪、载勋、刚毅等认为，义和团的拳民刀枪不入，其口号为“扶清灭洋”，正可用以对付外国列强，故主张“抚拳剿洋”，即招安义和团，用以对付外国列强，与外国宣战。这些人皆与慈禧较为亲近，且慈禧本因洋人阻挠她废黜光绪帝独揽朝政而恼火，也偏向“抚拳剿洋”，于是这成了当时朝堂上多数的意见；许景澄、袁昶等少数几人，知道义和团的拳民不可靠，时机不成熟，对外宣战无异死路一条，于是对载漪等持反对意见，光绪皇帝虽然较为赞同许、袁等人的看法，但彼时已完全失势，毫无话语权。许景澄在两次御前会议上，一次公然反驳载漪进攻使馆的建议，一次则对慈禧太后向八国宣战的决定大声疾呼，希望悬崖勒马，光绪皇帝听了，亦为之落泪动容。但还是无济于事，慈禧太后终究杀光京城内的外国大使，对八国宣战，并将袁、许二人押赴菜市口斩首。此后八国联军入京，慈禧与光绪仓皇西逃，最后以签订《辛丑条约》结束：这证明了袁、许的建议是有充分的合理性的。朱祖谋亦认为拳民不可恃，曾在袁、许之前，局势尚不紧张时也廷谏过慈禧。因此该词自然是站在袁、许的立场上，对慈禧及载漪等人持否定态度，然而正是因为牵涉的政治事件太过敏感，写得隐晦无比，如不是龙榆生在其晚年询问并记录下来，恐怕是无人知晓的。词云：
闹红满镜冲单舸，叠澜不定铢衣亸。新语约餐霞，恨无书报他。 留仙裙裥薄，倾盖鸳鸯觉。锦字太无凭，闲愁携手生。
《笺注》即据“袁、许死难事”的提示，牵合相关史事释之。注“闹红”为载漪、刚毅之流，而“单舸”即为袁、许，“叠澜不定”则为慈禧“时谕抚慰使臣，时谕进攻使馆，举棋不定也”。解释“新语约餐霞，恨无书报他”，引用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与罗惇曧《庚子国变记》中许景澄廷争，光绪帝动容，携景澄之手哭泣事。“锦字太无凭”则是言袁昶与景澄数次上书不报。最后则又引《清史稿·袁昶传》与《许景澄传》中的相关记载，总说其事。对其他几句则一无结合史料的解释。《笺注》引用了不少史料，穿插于注释之中，但对词整体的指涉实难有一较为连贯、可信的说法。
先看词的下阕，其实几句没有结合史料解释的地方，对时事的影射最为明显：“留仙裙裥薄”，笺注只注“古典”，用《赵飞燕外传》解释赵飞燕的百褶裙为“留仙裙”。但赵飞燕则非常容易让人想到慈禧：同样是贵妃得宠，后被尊为太后；光绪帝并非她亲生，正与汉哀帝与赵飞燕相似。所谓“留仙裙裥薄”也许正影射了慈禧的狠毒刻薄、杀伐果断。“倾盖鸳鸯觉”，则化用自张炎《疏影·咏荷叶》之“鸳鸯密语同倾盖”，也许指的正是许景澄、袁昶这对观点相似、结局相同的政治伴侣。所谓“锦字太无凭”，当是用了窦韬妻苏蕙于锦缎上绣锦字回文诗的典故，回文诗的反复纵横，也暗喻了当时政策对义和团“拳乱”的或剿或抚，对洋人使者的或抚或杀，变化无定，反复无常，“无凭”亦即不定之意。“闲愁携手生”，用笺注中原来解释“新语约餐霞，恨无书报他”二句的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与罗惇曧《庚子国变记》中的材料来解释最为合适：当指光绪帝在许景澄廷争后与之携手哭泣的情景。
再看词的上阕。“闹红满镜冲单舸”，以“闹红”为载漪、刚毅之流，应无大差；但此句用姜夔《念奴娇》之“闹红一舸，记来时，尝与鸳鸯为侣”，下阕的“倾盖鸳鸯”既然指袁、许二人，则此处的“单舸”则当指同意二人观点、同情二人处境的光绪帝更为妥，虽然他贵为皇帝，但又何尝不是被载漪、刚毅辈的“闹红”、慈禧的“叠澜不定”裹挟着？
较难解释的是“新语约餐霞，恨无书报他”二句。笺注原引光绪帝于许景澄廷争时携手而泣之事，太过牵强，显然用来解释最后一句“闲愁携手生”更恰。十分奇怪的是，笺注解释“餐霞”用了刘向《列仙传》“赤将子舆”条“子舆拔俗，餐葩饮露”，而该注最后又说“所谓‘新语约餐露’”云云，则注释者似误将“餐霞”认作“餐露”。“餐霞”，当用道家吐纳之术，以朝霞为餐的说法，《汉书·司马相如传》“呼吸沆瀣兮餐朝霞”，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列仙传》陵阳子言〔食〕朝霞，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黄气也。夏食沆瀣，沆瀣，北方夜半气也。”此语后世诗文中常有，如“餐霞游”即指神仙之游，“餐霞客”“餐霞人”则指学习道家神仙养生之术的人。也因后世诗文常用，“餐霞”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意义。颜延之的《五君咏》咏嵇康云“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本指嵇康精通养生服食之术，但因为嵇康本身桀骜不驯、不媚时俗的个性，“餐霞”二字也有了不合时流、超越世俗的意味。所谓“新语约餐霞”者，很可能指袁、许二人约定共忤时议、联衔上书反对宣战之事。那“恨无书报他”又作何解？是否指二人“上书不报”？但所谓“上书不报”是指上书得不到回应，似又并非“无书报他”。事情自然没有那么简单。
《清史稿·袁昶传》记载袁昶“与许景澄相善，廷询时，陈奏皆慷慨……昶连上二疏，力言奸民不可纵，使臣不宜杀。皆不报。复与景澄合上第三疏，严劾酿乱大臣”。后世大多传说记载，也都说袁昶与许景澄有连上三疏的义举，坊间更有三个疏奏的原文流传。但当时人即有不信其说者，如高枬《庚子记事》就认为第二、三折皆为上海好事人伪造；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则认为“疏虽草，为侪辈所阻，实未上”。此外，像袁昶的弟子沈惟贤、宣统时供职国史馆的章梫也都对三疏真伪、是否上奏持保留态度。后人之研究，根据清代诸档之无载，综合当时各种说法，及袁、许二人的日记等，得出第一疏为袁昶起草，拟约许景澄共同联衔上奏，但最终未果；而二、三疏则是后人为了增强袁、许二人被杀的传奇色彩而伪造的（见陆玉芹、李荣庆《袁昶、许景澄“庚子三折”质疑》）。所以，所谓“新语约餐霞，恨无书报他”似即指此：袁、许二人曾有联衔上疏的约定，但最终并未成事，遗憾无书报于天子。
三
白敦仁先生在《彊村语业笺注》前言中，引陈寅恪先生“今典”与“古典”之说，认为笺彊村词，考“今典”，即结合时事的阐说尤为切要。诚然，“今典”乃理解彊村乱世中幽微心曲的关键，只有理解了这些，方能真正体会彊村词“托兴深微”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解释“古典”的次要：因为只有理解了“古典”，才能对“今典”有更为正确的诠释。拿“玉奴犹倚东风困”句来说，首先要理解词中古典乃以人比花，且要理解这一比拟关系是通过一系列的历史性的误解、嫁接才最终形成，才能知道所喻为何花；如此方能进一步理解今典之以花比人，正确地诠释其中的别有寄托。陈寅恪先生作为历史学家，以历史学为本位看待文学作品，自然要强调与历史性相关联的“今典”在文学性文本中的重要地位；但以文学本位的眼光来看，正确理解文学性文本中的修辞、用典，才有可能将文本所指涉的历史事件勾稽出来。“古典”的考释，正是“今典”理解的基础。
近代诗词所用之“古典”，往往已为前代使用过多次，其被误用、变形、嫁接的机会也最多，因此形态最多样，意义更复杂。而其历史跨度也最长（如解释唐诗只要查唐前典故，解释近代诗词则查找范围几乎遍及整个古代），有相同或相似词汇的“撞车”也是常有的事（如《彊村语业笺注》注《菩萨蛮·昨宵解带翻成结》“梦断秦台侣”句，白敦仁先生引《西京杂记》中可以照出人肠胃五脏、使奸邪无所遁形的“秦台镜”释之，似又不然；祝允明诗“秦台自有吹箫侣”，可知“秦台侣”当指萧史、弄玉事，所谓秦台，即秦穆公所造之凤台也）。此种变形、误用、撞车等等，都非要仔细辨析不可。恐怕不是查阅辞书，援引几条有类似词汇的书证就可以解决的。
“今典”更是近代诗词笺注应当注意的重点。彊村之“托兴深微”，读者不知“今典”，不了解写作背景与作品中寄托的深意，其词便成了普通吟风弄月之作，又从何理解他作为晚清第一流词人的高度？幸运的是，近代史料披露渐多，查阅也逐渐方便，似“今典”的注释较之过去也更为容易。但随着史料的丰富，之间记载的差异甚至是矛盾抵牾也逐渐变多，丰富的史料有时也会变成遮蔽历史真相的迷雾。如袁昶、许景澄“庚子三疏”事，各类笔记、史书记载说法不一，莫衷一是，不做辨析地引用只能离真相越来越远。看来，近代诗词中的“今典”的注释，又是非要下一番史学考辨的工夫不可，并非堆砌史料那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