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rice of Collapse：The Little Ice Age and the Fall of Ming China（《崩溃的代价：小冰河时期和明朝的灭亡》），Timothy Brook（卜正民）著，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3年11月版
明朝的灭亡在中国史研究中是一个特别迷人的话题。明清易代的历史过程中，有明朝内部错综复杂的政争，有积怨已久、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以及满洲军事贵族集团的崛起。同时，一些长时段、深层次的因素也日渐为人们所关注。诸如经济波动、气候变化、瘟疫等因素都已经为历史学家所讨论。卜正民教授的新著《崩溃的代价：小冰河时期和明朝的灭亡》无疑是有关这一议题的新探索。
这部新著对明王朝崩溃的讨论重心放在物价与气候这两个因素。“明朝是一个既有巨大繁荣又有巨大困苦迹象的时期，而价格使我们能够讲述这个故事。”（61页）卜正民教授认为粮价的急剧波动主要发生在明代末年，这主要是由于“小冰期”的水旱灾害造成的。通常所认为的日本、美洲白银流入并没有给十七世纪物价带来剧烈的影响。
明清物价问题与“小冰期”在社会经济史和历史地理学当中都有颇多研究。我们所熟知的是，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启后，欧洲冒险家套购日本白银，开发美洲银矿，以购买中国商品。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的接近三百年中，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并引发了物价上涨。这种物价波动，过去的经济史研究亦未视作消极因素。相较于欧洲，这一时期中国的物价上涨更为温和，全汉昇先生称之为“温和的通货膨胀”，对市场发展有刺激作用。明清时期为人所瞩目的江南市镇发展，以及商品经济的长足进步，都与此有关。
不过，要准确估算明代的物价波动良非易事。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缺少明代市场价格的连续记载。目前经济史学家通常只能从官方档案、地方志、文人笔记中搜集、抽取若干价格信息，将其整合为一组价格数据。这带来的问题有两方面。其一，显而易见的是，这些价格数据难以形成连续序列。文人笔记大多只是对物价作回顾式的描述，方志所记载的价格往往只能反映一个特定时期，而明代也缺乏如清代粮价雨水奏报单那样连续的官方物价报告。
其二，这些价格与市场价格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事实上当我们说到物价时，有几种不同的统计口径。一种是零售价格，一种是大宗货物价格，还有一种则是官方收购价格。文人笔记中记载的往往是作为个体消费者感知到的零售价格，不过其波动与大宗货物价格大致是联动的。但官方收购价格则更加复杂，我们通过方志与档案所看到的官方定价往往只能是某个时期的静态价格。同时还需要考虑到，官方核算收购价格时不完全依据市场行情，还要考虑很多其他因素。例如“一条鞭法”改革之后，江南各地所制定的徭役折价，往往是将州县所需的经费核算成一个总额，再将这个总额均摊到人丁数据而形成。这就相当程度脱离了市场价格。
卜正民教授在本书中同样意识到评估明代物价存在诸多困难。他更加强调刻画社会情景中人们对于物价的感受，而不仅仅是作为数据的物价。例如他列出了十七世纪末一分银子能够购买的物品，这就呈现出那个时代日常生活的“实感”。本书还制作了一份很长的附录以呈现各类日用品的定价，这对英文读者当然是很方便的。从这种“实感”出发，卜正民教授注意到崇祯时期江南、华北都出现了粮价升高的记载，当时人们的相关记录承载着悲切惨痛的情感。这种生活经验更直接反映了物价波动给当时人带来的剧烈冲击。
崇祯时期物价波动的直接原因可能是连续的水旱灾害，这些水旱灾害又与“小冰期”问题相关。“小冰期”是在气候研究与历史地理学中已为学者所共识的概念。通常认为十三到十九世纪整个北半球都处于“小冰期”之中。相对于此前的时代，这八百多年时间中的年平均温度更低，这当然也影响了农业分布，以及人群迁徙流动的方向。
明代末年中国经历了小冰期中的寒冷阶段，不少历史地理学者也持有同样的观点。比如王日昇认为寒冷期从1550年持续到1644年，汪铎等人认为寒冷期从1569年持续到1644年，张德二认为寒冷期从1571年持续到1644年。韩昭庆、张丕远、赵文兰等学者认为寒冷期从1620年持续到1644年。
在本书的第五章也讨论了十七世纪的相关文献记录。明末清初江南士人普遍认为崇祯时期的灾荒主要由旱灾造成。卜正民教授认为当时人所观察到的干旱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仍然应当归结为小冰期中的寒冷阶段。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寒冷干燥的天气持续影响了农业产量，从而对当时的乡村社会造成了严重影响。
不过近年来一个新研究对明清小冰期的冷暖周期提出了新的证据。刘炳涛（现任职于上海电机学院）的著作《明清小冰期：气候重建与影响——基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研究》（中西书局，2020）提出了一个值得进一步检验的观点：明末清初是整个小冰期中一个相对温暖的时期。当然，因为目前的研究对这一个时期的气候变化讨论还不够多，所以可能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检验，才能断定十七世纪中叶的中国，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处于什么样的气候。
刘炳涛复原冷暖周期的关键证据是花期时间。我们知道，植物开花时间主要是由年积温决定的。所谓积温是指植物在一定时间内其环境温度的总和，实际测量中则是测量日平均温度零摄氏度以上时的温度总和。也就是说，如果一年的累计温度达到一个临界值，植物就会开花、成熟。例如南方水稻的中熟品种通常从播种到成熟的时间是一百天到一百三十天，积温则需要零摄氏度以上的温度累计达到两千四百到三千三百摄氏度。如果春天过于寒冷，那么累积到这一温度阈值的时间就会延后，从而影响产量与收获时间。
反过来说，我们也就可以根据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各种植物的开花时间，估算这些植物达到积温要求的时间，从而推断当时的天气是更加暖和（更早达到积温要求）或者更加寒冷（更晚达到积温要求）。刘炳涛在研究中主要使用了《味水轩日记》和《祁彪佳日记》所记载的花期。《味水轩日记》的作者是嘉兴人李日华（1565-1635），他官至太仆少卿，以书画著称，是风雅人物。他的日记从万历三十七年记载至万历四十四年，几乎每年都详细记载了当地各种观赏花卉的开花日期，这就成为很好的物候资料。刘炳涛之前的历史气候研究者以及卜正民教授是著也都使用了这一资料。祁彪佳（1602-1645）是浙江山阴人，曾任江南巡抚，南明时期在清军攻进杭州后自沉于湖。他在戏曲、园林方面都有很深造诣。其日记中在1631年至1645年期间详细记载了每年梅雨季时间与各种观赏花卉的花期。
总之，明清时期江南丰富的物候资料能够帮助今人重建“小冰期”时代的冷暖周期。按照刘炳涛的推断，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之后是“小冰期”中一个相对温暖的时期，并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后期。
图示依据刘炳涛著作提供的数据制作推断中国南方气候的另一种重要指标是梅雨时间。入梅时间与梅雨持续时间则可以推断当年的降水情况。刘炳涛同样构拟了明代晚期长江中下游的梅雨时间，从这个复原能够发现，梅雨时间异常的年份通常会出现严重的水旱灾害。而在崇祯年间东南疾风明显偏弱，使得梅雨时间异常，1636年到1644年期间的降水也因此明显减少，发生连续旱情。
在物价与气候的因素下，明朝何以崩溃？卜正民教授将论述角度放回到了具体情境中的个人。这个扮演历史讲述者角色的人是陈其德。陈其德生活于明代末年的浙江桐乡，他的人生从万历初年直到崇祯末年，正好经历了明王朝由“盛世”到“末世”。陈其德是典型的江南儒士，他所留下的著作《垂训朴语》主要是一部儒家道德箴言。这部著作的核心内容与多数理学士大夫的道德训教没有太大区别。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收录此书仅是介绍了作者生平与书的篇目，总结是书“皆劝善格言”，颇有一些乏善可陈的意味。但此书的可贵是最后作为附记的《灾荒记事》，卜正民教授所特别看重的也正是这一部分。
犹记万历初年，予始成童。在在丰亨，斗米不过三四分。欲以粟易物便酸鼻。弃去豆麦，辄委以饲牛豖，而鱼鲜□肉之类，比户具足。人以为长亨如是。岂知人心放纵，天道亏盈。一转眼而岁在戊子（万历十六年，1588），淫雨淋漓，远近一壑。越己丑（万历十七年，1589），赤地千里。河中无勺水，鞠为茂草者两月。当是时积米一担，博价一两有六。然米价腾贵，仅以月计，便觉野无青草，树无完肤，而流离载道，横尸过路矣。
“人以为长亨如是”是陈其德对万历初年“盛世”的最真切记忆。陈其德记忆中的万历初年物质丰足，生活成本低廉，人们容易买到谷物与猪羊鱼鲜。这种生活质感至少持续了将近二十年。这并不是陈其德个人的观感。不少江南士人笔下的晚明都犹如一个“镀金时代”。例如晚明常熟人徐汝让，是万历初年南京刑部尚书徐栻的从孙，曾经将数斤金子从一座塔顶扬撒而出，据说当时“满城皆作金色”（清人王应奎《柳南随笔》所记）。晚明江南士大夫纵情恣肆的生活态度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我们自然容易想到卜正民教授名著《纵乐的困惑》中所描述过的“经济对新的消费和纵乐欲望的刺激”。李孝悌教授在论及《桃花扇》的历史场景时也描绘道：“在明末南京，激烈的政治活动与放荡的逸乐生涯，在很多士大夫的生命历程中因缘际会地绾合在一起。”（《恋恋红尘：明清江南的城市、欲望和生活》第二章）
与此同时，当然也有很多士人担忧儒家道德规范所面临的危机。卜正民教授笔下的主角陈其德就将明末局面的不可挽回归结到“人心放纵，天道盈亏”，标志性事件则是水旱灾害。这个说法有些“天人感应”的味道，其所指涉的“戊子水灾”与“己丑旱灾”则的的确确是灾难性地冲击了当地社会。嘉庆《嘉兴府志》记载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年）当地大水，然后又发生大规模疫情，米价上涨到一两八钱一石，结果是当地“饿殍盈野”。第二年（万历十七年，己丑，1589年）当地夏天又发生大旱，稻田全部绝收，以至于百姓要扒树皮为食，于是“疫死者无算”。
在陈其德的笔下，从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明王朝进入了一个加速衰落的过程。崇祯年间则变成了人间苦难的总爆发。陈其德描绘了崇祯十四、十五年间惨烈的大灾荒景象。崇祯十四年大旱，冬天贫民只能以树皮、豆腐渣为食。中产之家急于抛售田产换取食物，却根本卖不出去——所有人都在抛售田产。到崇祯十五年春天已经出现了大规模死亡。甚至士人家庭也外出行乞，“即故家儿女，亦不遑自惜”。更痛切的是连这样的勉强维生也难以为继，“不数日，此辈尽入饿鬼道，又别换一班行乞者矣”。至于更为惨痛的景象，甚至就今天来说，也难忍下笔转述了。
卜正民教授以精巧的叙述框架驾驭了多个宏大主题，以陈其德的个人体验将它们串联起来。这为今天的读者呈现了更为生动，同时又嵌入了“长时段”解释的历史图景。如何将偏重社会科学的历史分析与更为人文性的历史叙述结合起来，本书能够为历史写作者提供不少启发。读至全书尾声，不能不佩服这位汉学名宿笔力之老到。
明王朝崩溃之后，顾炎武痛陈“天下之势何以流极至此”。这也促动一代士大夫对于王朝统治原理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反思。今人自然未必需要与明人共情，也更容易明白气候变迁、环境变化等因素之人力所不可为。回想万历初年，江南士绅之家竞逐科场，纵情秦淮，甚或以文社相交结。追逐每个人的“伟大前程”似乎是理所当然、无可疑义的。但一代人之后，时代齿轮转动之剧烈、残忍就远远超出了时人之所预料。清初不少江南士人都有“天崩地解”之感，恐怕不纯是因为王朝兴革与异族入主，也有曾经的“理所当然”竟如此脆弱的震撼与无措。不论如何，“人以为长亨如是”的时代无可挽回地逝去了。在后世经济史学家那里，通常将十七世纪描述为通缩、市场萧条与危机的时代。繁荣是“永恒”的，繁荣也是脆弱的。携带着这种历史经验，清王朝迈入了十八世纪——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也最稳健的经济成长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