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朱利安·巴吉尼（Julian Baggini），英国哲学家、作家，著有《一头想要被吃掉的猪：100个让人想破头的哲学问题》《哲学思维：清晰思考的12条关键原则》等。在《休谟的人生智慧》一书中，他将休谟个人的传记与思想史和哲学交织在一起，为我们展现了休谟的完整人生观。巴吉尼在书中整理了休谟关于美好生活的145条格言，内容涉及成功的意义、友谊、休闲的重要性等，展示了休谟如何将自己的哲学付诸实践，从而过上理性与激情、放松与享受相融合的生活的。本文摘自该书第一章，澎湃新闻经译林出版社授权发布。
休谟可能是在1726年离开大学的，此后他才开始认真接受强度最大的教育。他明白法律行业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可靠的行业，于是首先尝试学习法律。但是，他在给一位内科医生的信中说，“我好像厌恶”法律，“让我出人头地的”唯一方式是成为“学者和哲学家”。因此，在1729年的春天，他放弃了法律，用六个月时间集中精力研习哲学。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哲学观。不久之后，他回忆说：“在我大约18岁时，一个新的思想领域仿佛向我敞开了大门。”
休谟接着说道：“在我的生命历程中这几个月的时间里，我感到无限的幸福。”但是，六个月后，在1729年9月，他发现：“我所有的热情仿佛一瞬间熄灭了；此前我沉溺于极大的快乐中，可现在我的头脑再也无法抵达那个高度。”休谟遁入深度抑郁中，他称之为“博学病”。这个病的治愈方法是减轻研习的强度，每日运动，腾出时间放松自我，参与社交。他获得一则启示，几年后记入他的著作《人类理解研究》（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人的头脑需要些许放松，不能总是任由自己操心、劳累。由此看来，大自然似乎向我们指明，混合的生活方式最适宜人类，它隐秘地告诫人们，不要过度受自己偏好的迷惑，免得自己无法从事其他事务或享受快乐。”
此后，他一直在休闲、运动和工作之间保持平衡。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时间里，他劝勉自己18岁的侄子大卫：“无论晴天抑或阴天，每天都应当做些运动”，这对健康是“绝对必要的”；身体欠安“是在俗世学习的最大障碍”。他用一则趣闻做比喻来总结这一要旨：“一个骑马的人狠狠地抽着马鞭，他的马跑得喘不过气。他稍做停留，向一位村夫询问多久才能到达某个地方。那人回答他：‘如果你慢一些，需要两个小时；如果你如此匆忙，则需四个小时。’”“欲速则不达”说的不仅仅是实际工作或紧急事务，还是对任何生活领域的警示。
休谟短暂的危机，和他人生的兴趣并非完全相关。休谟走出抑郁，获得了至关重要的教训：哲学必须扎根于对人性的准确理解。这成为他整个哲学追求的奠基石：研究人的本性，哲学即成功；仅研究哲学家头脑中想象的人，哲学乃失败。在《人性论》结尾处，休谟比较了哲学家的世界与解剖学家和画家的工作，于是留给读者一句话：“我们必须对于各部分及其位置和联系有精确的认识，然后运笔布局，才能优雅、正确。”
如何才不会高谈阔论？休谟从古希腊、古罗马的斯多葛学派获得最伟大的教训。斯多葛学派认为，人须学会从世俗的事务和情感中脱身，置身事外，方能实现心灵的宁静，即心神安定（ataraxia）。斯多葛学派的目标是尽最大可能找到我们理性的本质，放弃动物的本能。
休谟竭尽全力去尝试。他阅读西塞罗、塞涅卡和普鲁塔克的许多作品，“沉醉于他们对美德和哲学的美丽表达”，开始“改善我的脾性和意志，增强我的理性和理解力。我思考死亡、贫穷、羞耻、痛苦以及生活中其他一切的灾难，不断地让我自己更加坚强”。
斯多葛学派明确建议：我们应当不断地自我提醒，财富、健康和名誉是脆弱的，死亡如影随形。例如爱比克泰德直言不讳地告诫读者：“你亲吻自己的孩子或妻子时，告诉自己：你正在亲吻一个会死的人。这样，万一有谁死了，你就能承受死亡的事实。”伊壁鸠鲁告诉我们：“世间一切其他事物都有可能预防，但是，面对死亡的袭击，我们这些世人都住在不设防的城市里。”我们对物质的贪恋不应当超过对生命的渴望。塞涅卡写道：“金钱永远无法使人富有：它只会让触摸金钱的人感染贪钱的毛病。”穆索尼乌斯说：“只有那些学会在任何境况下都无欲无求的人才是真正富有的。”
斯多葛学派给人们最关键的训示是：我们应当轻视我们无法控制的一切事情，即美德之外的一切事情。爱比克泰德完美地总结了这一训示：“请运用这一原则——此事是在我的选择之内还是之外？之外，则弃之不理。你看见了什么？有人在哀悼孩子的死亡。请运用这一原则。死亡不在你的选择之内，请弃之不理。”
休谟告诫自己，这些残酷的事实只是生机勃勃的生活中的一小部分，他发现这样的提醒有良好的效果。这些严酷的事实如果成为生活的焦点，人就会“精神萎靡”。我们大多数人没有充分思考生命的有限性，因此可能有些内疚；但是，思考过度，只会忧心忡忡。同样，我们往往高估财富和健康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我们时常告诉自己，财富和健康脆弱且毫无价值，那么，在我们有幸拥有财富和健康时就无法享受它们。休谟认为，思考过度，这是他生了重病的一个原因。拒绝正视残酷的现实，这值得钦佩；从不回避残酷的现实，这是愚蠢的，具有破坏性。
休谟认为斯多葛派学者的观点“过于美好，不适合人性”，他无法接受，故而放弃这些观点。尽管如此，他承认“这些学者是伟大的，让旁观者震惊，肃然起敬”。苏格拉底不属于斯多葛派，但是休谟认为他同样值得所有人钦敬，因为“他穷困潦倒、家庭矛盾缠身却始终保持安宁和满足；他谢绝朋友和门徒的帮助，甚至不依赖任何恩惠，他对财富断然轻蔑，以慷慨的态度关切并维持自由”。
尽管休谟对斯多葛派有一丝残存的尊敬，但他在后来的作品中狠狠地鞭挞了斯多葛派哲学。他认为，斯多葛派学者“长盛不衰的侈谈让人类厌恶”。这是休谟最猛烈的批评。他在随笔《怀疑论者》（“The Sceptic”）中言简意赅地回应了斯多葛派常见的训谕。比如，斯多葛派说：“你应当一直关注死亡、疾病、贫穷、失明、漂泊、诽谤、声名狼藉，人的天性让他逃不过厄运。如果其中一种厄运降临在你的头上，倘若你曾预料过它，你就能更好地承受它。”怀疑论者（事实上，是休谟自己）答道：“如果我们自我禁锢，远距离空泛地思考人类生活中的厄运，这无益于我们为厄运做准备。如果我们近距离沉溺于思考，拉近我们和这些厄运的距离，这又成为破坏我们的乐趣、令我们永恒痛苦的真正原因。”斯多葛派坚持认为，“你的悲伤无效，它无法改变命运的轨迹”；休谟对此直言不讳，简明扼要地答道：“说得很对，而我正是为此感到悲伤。”
休谟认为，斯多葛派让我们过分抵抗人性的本质。他抱怨说：“哲学家已经尽力说明，幸福完全不取决于外部因素，然而，世事不可能尽善尽美。”一个智慧之人可以追求的比较适中且现实的目标是“努力将其幸福建立在主要依靠自身可以实现的目标上”。
把幸福完全建立在自己可控的事情上，或把幸福主要建立在自己可控的事情上，这两者之间的差异非常微妙，但是很重要。一个人完全不受命运的影响，从人性上看，既不可能也不合乎理想。要做到不受命运影响，你必须首先使自己与刻骨铭心的爱彻底决裂，因为死亡或关系破裂会导致这种爱走向终结，从而会使你崩溃。幸福不完全取决于你自己，你若这样想，必有人说你愚蠢；说你愚蠢就等于扼杀你的雄心抱负，试图让你仅剩下不温不火的“尽一己之力”的想法。
在实现生命所赐的所有福乐时，对他人或命运的依赖要适可而止。这句格言总结了休谟比较中庸的原则。这个原则承认，人要过圆满的生活，需要缺少一些独立性；但是，这个原则也要求我们不断地自我检查，审视我们是否过分依赖自己不可控的因素。例如：如果你的福祉不依赖于孩子的福祉，你就不能成为好的父母。但是，如果你把你作为父母的角色变成你唯一的决定性身份，倘若孩子有了变故，你就变得脆弱不堪。如果你是运动员，要挖掘你的潜力，也许你必须树立最高理想。这意味着一旦理想没有达成，你必定感到失望。但是，即使你取得的成就未达到最高理想，你也无须视其为彻底的失败。如果我们从不让失败或失望考验我们的脆弱性，我们就限制了自己的理想和视野。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应当愚昧地把我们全部的幸福都建立在不可控的事情上。
休谟直接体会了抽象推理所产生的暴力，这让他在理智上产生顿悟，从此为他以后的人生奠定了方向：“古人传递给我们的道德哲学如同自然哲学一样，会给人类造成不便，它们完全依赖假设，依靠创造而不是经验：他们每个人在确立美德和幸福的计划时都参考自己的想象，没有考虑人性，然而，任何道德结论必须依据人性。”“最好”是“好”的敌人（il meglio è l’inimico del bene），伏尔泰把这条意大利谚语传授给我们；休谟却告诉我们：非人性的完美是人性完美的敌人。
《休谟的人生智慧》，[英国]朱利安·巴吉尼著，杨春丽译，译林出版社2024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