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王健，少年由石河子入滇，定居春城，平素喜收集地方史料，对云南风土人物发见颇多。他说，《云南日报》前总编辑李孟北值得写，并慨然提供照片数组，日记和签赠本各一。笔者即以此为中心，细加考究，发现这是一位集打入傅作义《平明日报》的地下党员、优秀的党报工作者、写各类文章的行家里手、市州党政“一把手”于一身的革命知识分子。需要提前说明的是，因学识和信息量所限，一批照片的历史背景尚不清楚。笔者仅从较有把握的新史料出发，找到五个“由头”来入手探讨，篇幅长短不拘，以期对后人了解这位新云南人的生平事迹有所助益。
一、李孟北与邓拓的合影
1962年初，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来到昆明，李孟北、时任省委宣传部部长袁勃等人亲自陪同，一起放舟滇池，游览西山。邓拓还抽空翻阅了《云南日报》近几年的报纸，称赞该报的《文化生活》副刊“办得很活跃嘛”，同时为《云南日报》社写了几幅条幅（刘祖武、孙官生：《李孟北评传》，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1页）。上面这张合影，摄于西园别墅主楼侧面，右一李孟北，当时不过38岁，最年轻，右二邓拓，右三应该年龄最长，待考，右四袁勃。西园别墅原为卢汉的私人园林别墅，法式风格，建国后由云南省人民政府接待处管理使用。它位于西山脚下，伸入滇池，环境优美，邓拓来昆明应该就住于此。照片中，四人身着中山装，面朝浩渺滇池，感受着冬日的暖阳，邓拓相对而言不苟言笑。2021年夏，王健兄曾入西园参观，所拍照片中有一张是主楼外景，经过比对，判断四人站的位置大概是在下面照片中的左侧角，不知准确否？
回望当年，平津战役展开之际，华北《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袁勃带领一支先遣队随军北上，成员有刘希玲、张更生、李原、林钧、何燕凌等人，于1月31日进入北平城，2月2日正式创刊《人民日报》北平版，作为中共北平市委机关报。之前因为身份暴露撤回解放区的李孟北，在此用人之际加入办报队伍，重新当起了记者。而邓拓当时的职务是北平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协助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毅敏指导《人民日报》北平版的创办工作。3月15日，华北《人民日报》移北平出版，《人民日报》北平版改名为《北平解放报》，邓拓兼任社长。4月，赵毅敏南下，邓拓接替其职务。8月1日，《人民日报》正式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邓拓出任总编辑。《北平解放报》则于此时停刊，8月11日人员成建制南下，先到南京，编入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第二大队第一中队。第二大队政委袁勃，政治处主任刘希玲，中队长李孟北，教导员李原，于10月1日启程赶赴云南。翌年3月4日，《云南日报》创刊发行。新成立的《云南日报》社，第一任社长即袁勃，第一任总编辑是刘希玲，李孟北、李原和林钧被戏称为“三大主任”，分别负责采访工作、编辑工作和群众工作。1953年春，李原和林钧先后调离，《云南日报》的日常工作主要由李孟北、夏雨、周钟德等人负责。1956年，李孟北升任总编辑，此职务一干就是十年（按：本段所涉历史相当复杂，先后参考了《李孟北评传》、《邓拓传》，以及李原、何燕凌、钱江、徐国庆和徐瑞云等人的文章，无法一一注明，一并感谢致意）。因此，在北平的这几个月里，邓拓是袁勃、李孟北等人的上级，双方应该在工作上或私底下有一定的接触，结下了交情。
值得一提的是，四人合照中的右三那位，笔者一开始怀疑是刘希玲，后来在微信公众号“钱江说当代史”上看到一篇刘希玲和陈玉秀爱情故事的文章，里面有一张《北平解放报》编辑记者的合影，刘希玲也在其中（左上图后排右二），先前的猜测随即被否定。不过，也正是这张合影，让笔者忽生似曾相识的感觉——之前未能辨识的照片中，有位高个子男性，基本可以判定是刘希玲（右上图左二）。当时他和三位女同志，正面带笑容地走在天安门广场上，背后是人民大会堂。
上面这张四人合影，因为水边风大，每人都戴一顶帽子，三人穿呢子大衣，袁勃系围巾一条，但袁勃的中山装、最左待考者露出的衣领和文中第一张合影一致，推测是同一天所摄。这张合影的构图颇讲究，微波泛起的滇池上，浮动着一只白舟，远处横亘着西山“睡美人”的身姿，天水皆苍茫。他们所处的位置，原本以为还是在西园，后面王健兄和笔者结合地图及相关老照片，断定是在现今的海埂公园，与西园隔水相望。市民多在此游泳、眺西山，还可赏晚霞与秋月。邓拓给《云南日报》社所写的条幅中，有一首耐人寻味的诗作《泛舟滇池有感》，与此照颇为应景：
偷取银河水一匙，化成草海与滇池。
乘舟颇爱风波静，举网渐稀鱼鳖嬉。
物本天然当有用，事如容易又奚奇？
兴邦历代多新政，溯远探源便可知。
二、大过口“社教”
这张照片，李孟北穿着朴素，和一位也是干部模样的中年男性站在山地上，面露微笑。由背后题字可知，这是1963年8月在大过口搞“社教”试点时所拍。大过口，如今是楚雄市一彝族乡。但据《楚雄市志》，一直到1966年才单设大过口公社（相当于乡镇一级）。在李孟北留影前后这段时间，后来的大过口公社所辖地，应该大部分属于三街公社，少部分属于中邑舍公社（按：1963年底分别改叫三街区、中邑舍区）。笔者倾向于拍照地当时属于三街公社。李孟北于1963年7月至次年2月，担任省委山区工作团团长（按：从1960年至1966年5月，省委经常把一些重大的调研任务和中心工作交给《云南日报》社承担，由李孟北组织领导完成，并赋予其一定的行政权力），带领261名工作队员来到三街公社（区）前河片8个公社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期间，他带头深入调查，团结当地干部群众，破除迷信，努力发展生产，发扬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李孟北评传》，第56-67页）。
无论是三街公社、中邑舍公社，还是大过口公社，都属于楚雄西南部传统意义上的“哨区”，山高谷深，经济相对落后，富有民族特色。根据杨斌的研究，“哨”是用来保卫交通与地方安全的驻军处，明中期才出现，多处于偏远、多山的区域，是当地族群支配的地区。从儒家文化扩张的角度而言，某些哨虽能起一定作用，但大多数则是被“土著化”（杨斌：《季风之北，彩云之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180-181页）。因此，李孟北带队深入“哨区”这一举动，也可以视为明清以降，国家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深度统合的延续。需要指出一点，同样据《楚雄市志》，早在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境内就按坝区和山区划为八里八哨，分交流官和土县丞管理。八哨如下：碧鸡、罗摩（么）、前河、后河、自雄、瓦姑、凹舌、江外。笔者查阅1998年版的《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辞典》，得知在明清时期，三街镇为前河哨，树苴乡为后河哨，中山乡分属罗么哨、自雄哨和凹舌哨，八角乡为后河哨，新村乡属凹舌哨（又改化交哨），大过口乡则属碧鸡哨、罗么哨，西舍路乡为江外哨，大地基乡属瓦姑哨。——数了数，那时这些乡镇的总数还是八个。
三、十九页工作日记
此日记本应该是《云南日报》创办十周年之际下发的纪念品，大红的嵌花绸面，印有金色的“云南日报1950-1960”字样，略显斑驳，内页完好，蓝色墨笔书写，字体微向右上角倾斜，宽正有力。所记日期为3月16日至4月12日，不满一月，共19页。日记虽未署名，也未注年份，但联系内容考证可知，确系李孟北本人所写，时间是1966年，史料价值相当珍贵。
3月16日的日记以“昨天是生日，满四十二周岁”开头，当天早晨李孟北带同事出发，经石林，晚抵陆良县，“与登高同志略谈即休息”。“登高”即县委书记张登高。他为民办实事，自己却没有多余衣服，到地委开会，都是头天洗衣服，在炉灶上烤干再穿着去，却从不向组织要补助。他专管水利多年，花大力气改善当地水利条件，促进农业机械化生产，同时倡导以副养农，得到云南省委充分肯定。李孟北此次来访，就是要总结张登高和陆良县委的先进事迹和经验（《爨乡骄子·陆良人才名录》，云南科技出版社，2008年，第549-550页）。
次日，李孟北在县委会听人介绍情况，又翻看文件。18日，即下去实地走访，看响水坝、板桥水库，在板桥座谈。19日，去西桥看炸滩，“上工五千余人，阵势极动人”。20日，去马街，经南门桥，至阎芳闸，有阎芳河西流。该闸所起的作用是“盘江水可南流，麦子河水库可北流，沿岸田地均受灌溉”。沿阎芳河东南行，至马房海，位于华侨农场西、河东岸。此处过去为一海子，经连续治水，排除内涝，已变成三千余亩的良田。又折东行，经华侨农场，又东，“沿路两侧，平畴千顷，麦黄豆绿，河渠纵横，一派江南景色”。蜿蜒东北行复折南行至杨家沟，过杜公河，在此有分洪南至中原泽。又蜿蜒东北行，至三叉（岔）河，此为区人委驻地。自此沿杜公河北行至关圣公闸。李孟北说，盘江自响水北来，至此折而西流，即进入坝区，地势平衍，水流缓慢，每遇洪水，往往溃堤决岸，使陆良东南一片平原变成泽国。清康熙年间知州杜珍曾设法分流，但仍存内涝之患。1958年来，对盘江进行根治后，人民政府在此建闸，一为控制盘江洪水流量，一为分水灌溉。再从关圣公闸东北行又折南行，沿响水东干渠南行，又折西行经三岔河转去马街。路右，有娄子海，种豆麦、水稻。沿堤油菜，深入腰部。海子南岸，建有电排站，隔堤建有排水沟，汇东山脚下洪水，以免冲坏田亩。过排水沟，至河口，地处马街大海北岸。李孟北说，马街大海即中原泽，原为宽约三万亩的大海子，每遇洪水，漫延成灾，1948年那次洪水曾让村里房屋多倒塌。自河口乘船西南行，又折南行，即进入丁字河。李孟北看到河两岸为高达数米的圩堤，左右均为广达六千多亩的圩田，此时长着绿油油的蚕豆，感慨中原泽从地图上消失了，“人间正道是沧桑”。他说，改造中原泽的创举是从1959年冬次年春开始动工的，1961年和1962年维修，前后用工三百多万，1963年和1964年开始受益。最后，李孟北等人自七号闸转至马街。当晚座谈。
3月21日，李孟北又去召夸。沿大沙河西南行。大沙河已成无水干河，上游被西冲、终南山两大水库拦住。沿河两岸，梨树成林，多蜜香梨、酸梨，前者是陆良特产，年产一百多万斤。这一带曾是有名的干旱区，有“三年两不栽”之说。水库建成后，才保旱涝无忧。经棠梨哨入召夸区，先到再邑公社。李孟北说，该地多山少坝，严重缺水，近几年来，改坡地为台地，砌垒石埂，寻找落洞，大见成效，正在解决人畜吃水问题。接着他去羊钻箐公社，发现这里建有大蓄水池，已解决人畜吃水问题。当晚听区委书记座谈。李孟北被群众为生存而斗争的精神感染，“决定写陆良”。
3月22日，李孟北自召夸回县城，路经终南山水库，“终南山北为薛光堡，即贞元堡。陆良有九庄十八堡之说，贞元堡即大爨碑发见处。”晚上听张登高及县委常委谈经验教训。说点题外话，大爨碑即爨龙颜碑，结合史料，贞元堡是其发见处须存疑。罗养儒早先曾述及，此碑原在距贞元堡数里之某村中，作村人掼谷之具，后在乾隆初年（一云为康熙末年）被贞元堡之士人某甲发现碑文价值，故多有人前往捶拓之，是村文人某乙，渐知碑之可贵，遂将其抬至村寺藏储，且不许他人拓碑，某甲忿恨，纠集贞元堡人数十，趁某乙不备，突往夺碑，运回妥加保护（罗养儒编，李春龙整理：《纪我所知集：云南掌故全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89页）。这则故事的时间、地点、人物都模糊不清，更像是贞元堡人为证明此碑获得合理性而有意编排的。1965年3月，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据一部分文献记载和当地传说，认为碑可能系从河纳县迁到了贞元堡，其时间当在嘉庆以后。但让工作队不解的是，阮元于道光七年命知州张浩建亭保护，其子阮福著录考释，邱均恩刻跋及道光《云南通志稿》和道光《陆凉州志》著录，都只说碑在贞元堡，而不曾提从河纳迁来之事，而且两地相距二十多里，当时交通非常不便，如何搬运此碑也是问题（《云南省陆良县地名志》，1984年，第76-77页）。爨龙颜碑自晚清以来出大名后，一些穿凿附会甚至弄虚作假的情况也就多了，顾峰曾专门撰文点评（详见《关于〈爨龙颜碑〉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民族艺术研究》，1990年第4期）。
3月23日，上午继续座谈，下午去盘江南岸的大沟公社。大沟当时是云南省多种经营的旗帜公社，从种水萝卜起家。李孟北提到，1965年粮食生产遭灾，但该社多种经营收入达到14万元，项目有猪、马车、鸭药材、鱼、运输、打草席等，从穷社变成富社。3月24日上午，去盘江北岸的四河公社，同样是了解多种经营状况。
3月25日下午，李孟北去宣威。第二天，他接到昆明电话，知高治国（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已动身，即赶回昆明，27日去开远，28日开始连续开了两天半会议。这次会议似乎和干部思想政治工作有关，因为有“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坚决克服一切个人杂念”、“无我境界”等表述。31日，去六郎洞发电厂。探访六郎洞的日记写得引人入胜：“六郎洞在小江口东南，洞在半山腰，山势雄伟苍翠，顶园（圆）壁削，水西南流，成六郎河。……六郎洞口有二，一为出水口，建闸拦水后，水自坝顶奔流而出，如马奔箭驰，声如雷鸣，下坠处，浪花四溅，宛如白云四散。另一洞口在上，宛如天窗，拾级而下，至洞中。洞甚大，钟乳下垂，奇形怪状，不一而足。四壁钟乳，绝似雪山冰柱，有的则似伞似盖。色多白，兼有红绿、灰等色。洞口有平台，可容一二千人坐，下有水池，池旁路边，有石突立，色苍翠欲滴。……”忙里偷闲，文人趣味跃然纸上。很快，又是连轴转——下午参观电厂，晚饭前与支部座谈，饭后给职工作报告，报告结束向支委传达高治国指示。
4月1日，李孟北顺原路返回，至锁龙寺。9点，高治国车到，在此和李孟北有过一次长谈。谈好，李孟北经竹园、虹溪、盘溪、登楼山、华宁、通海，夜宿玉溪，次日至昆明，可谓“倦极”。日记没有明确说，高治国是一道回昆明，或另去别处。但李孟北仔细回想高治国的谈话内容，概括为十五点。择要述之：别人说我骄傲自满，我并不骄傲，就是不怕，就要坚持正确的；舍其所短，用其所长。如领导报社，主要抓政治，业务交给你们，这样是更大的负责；局部可以影响全局，负责局部的不可轻视自己的作用，要努力为之；要注意逐步消灭三个差别（按：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要从自己做起，要从新提拔的干部做起；要以身作则，才能说话有分量；要允许人家暴露思想；不要摆架子；要以德服人，不能以权服人，以势服人，以权术服人；培养干部，要在群众中自然形成，不要有点进步，就说得很好；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何况只好虚名。从上述观点，不难想见高治国的为政与为人。六十年代初期，高治国为恢复云南大学正常教学秩序作出过很大贡献，赢得全校师生钦佩。锁龙寺晤谈，意味深长，包含着高治国对这位部下的某种信任、赏识和殷盼。
接下去，李孟北都在昆明，整天忙于公事——找人征求对自己的意见、参加省委四月工作会议、安排下一步的报道重点、和人谈思想至凌晨三时半……总之，提高自身思想认识、学习毛泽东著作、支援农业及抗旱工作，是其关注的重点，如何写好陆良也正在考虑。但日记到4月12日戛然而止。
四、齐越签赠照
齐越原名齐斌濡，是解放区走出来的播音艺术家，在广播流行的年代，他可谓家喻户晓。——开国大典现场转播的播音任务是他和丁一岚（邓拓之妻）承担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在彭总身边》都曾引起巨大反响。
齐越的这张工作照较为常见，但其背后题字却蕴含着双方交往信息。1977年4月，已基本恢复自由但尚未分配工作的李孟北，请假陪妻子何伟上北京动手术。在这段日子里，他除了照顾妻子，还和老友们相聚，在岳父家中看书，总结过去得失，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李孟北评传》，第80-82页）。照片证明，劳动节那天，李孟北见过齐越。
据“齐越年谱”，1946年春，在西北大学读书的齐越，因参加学运，被校方开除并通缉，化妆逃往西安，在鄠县（户县）武成中学代课。6月，妻子杨沙林（杨淑真）由同学护送抵西安，与齐越会合后返北平。7至9月，齐越在家赋闲，设法找工作，并联系寻找去解放区的关系。9月下旬，齐越任《益世报》校对，其间经北平朝华书店地下进步工作者谭允平介绍，准备去解放区。9月25日，齐越赴北戴河接杨沙林，但杨已应聘中学教师，当时家里贫困，需要她扶持。所以，齐越只能忍痛告别妻女。9月28日，齐越与五弟握别，离北平家去解放区（齐越著，杨沙林、姚喜双编：《把声音献给祖国》，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9年，第249页）。而1946年8到9月，李孟北就在《益世报》，先是作校对，后任助理编辑。只不过该报是教会办的，不受当局重视，发行量也不算大，搞不到有价值的情报，于是先“跳槽”至中统特务机关办的《北方日报》，后又进入《平明日报》（《李孟北评传》，第7页）。李孟北和齐越就这样在《益世报》社相识，一说起来，杨沙林还是他在昌黎汇文中学的校友，两人关系越走越近。得知齐越要去解放区，李孟北曾劝他留下来，但齐越说：“非走不行，特务正在通缉我。”李孟北告诉他：“放心走吧，家里人，我会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照顾好他们。”齐越走后，李孟北经常到他家，关心其弟妹们的学习与生活，引导他们成长。1947年春，杨沙林去齐越家过阴历年，办完齐越父亲的丧事后，李孟北又主动送母女俩回北戴河（杨沙林：《用生命播音的人——忆齐越》，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9年，第299页）。可以说，李孟北在很大程度上免除了齐越只身赴解放区的后顾之忧，1977年的聚首也就在情理之中。
五、《滇云漫谭》签赠本
《明史》称谪戍永昌的杨慎“既投荒多暇，书无所不览”，最后实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李孟北学历不高，工作繁重，但好学不倦，争分夺秒，力求做到杨慎用以自勉的那句话：“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
李孟北积累学问不外乎两条——读书和实践。每次下基层，他第一件事就是借阅方志，到1966年上半年，云南省志、各地州的史志和全省绝大部分县的县志，他都看过，并留下上百万字的摘抄记录。搞调查研究对他而言是家常便饭。早在1953年，他就曾做过一次历时49天的“环滇旅行”。到1966年上半年，他已踏遍全省127个县市区中的124个（《李孟北评传》，第29-30、37页）。有字书与无字书交互融通，又假以岁月的积淀，云南的山川湖海、社情民意熔铸其胸，生成万千气象，故能文出己意，其文风朴实自然且深中肯綮。他写的多为经济文章，立足于反映和解决实际问题。比如，他在五十年代初期就注意到云南多龙与马的民间传说，于是通过实地走访、查阅资料，认识到建设水利和交通事业对云南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曾专门撰文阐述这一观点。
李孟北仅在“文革”前发表于《云南日报》上的作品，总字数就达百万。体裁上，新闻评论最多，杂文次之，通讯再次之，消息写得不多，皆各具特色（《李孟北评传》，第40页）。他日记中有关陆良、六郎洞水电站的部分，稍加剪裁，就是很好的通讯或散文。让人遗憾的是，李孟北的文字结集出版的少，《滇云漫谭》可谓其代表性著作，1979年2月问世，同年4月1日签赠给一位叫王洛生的同志。书中的系列短文，出自1962年的《云南日报》副刊《文化生活》的杂文专栏，当时署名“史常真”，风格上和《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相似，既具有知识性、趣味性，也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如今再来看这些旧文，虽时代特征明显，但仍不失可读性。比如《熟能生“流”》，从荀慧生论唱戏的文章《三分生》开始，揭示出个人在某行当里混久了，容易生出油滑应付、得过且过的心态，自然技艺不精，只有保持一定的陌生感，勤于琢磨，方能更上层楼。《谈果木》，让人知道云南各地的优良果木品种——“核桃以漾濞、大姚、楚雄为著名；梨子则是大理、呈贡、陆良的为佳；苹果是昭通、禄丰为上；橘子、黄果则是宾川、巧家的好；香蕉是开远、河口的好；荔枝好像是麻栗坡、元江的为好；芒果、椰子则是西双版纳的好，石榴则数蒙自新安所。”《从“洋芋”谈起》，涉及外来作物品种的本地化，里面引用1938年《石屏县志》所载的“五十年前，屏人云有毒，不可食，近年则成为食品佳者”来反映当地人对番茄的认识变化。
1980年，李孟北还有一部书稿付梓，即《谚语·歇后语浅注》，共收谚语、俗语、歇后语，常见农谚四千余条，是他多年有意识搜集整理的成果。这本书很接地气，至今有查考的价值，如果能修订出版，可作为学习民间语言的案头书。笔者对其中少数民族的谚语尤感兴趣——虹搭的桥不能走，蛇扮的绳不能抓（瑶族）；经验用金子也买不来（哈尼族）；舂米是白的，舂炭是黑的（纳西族）；马看不见自己的脸长，羊看不见自己的角弯（彝族）；坡鹿有睡觉的时候，山鹰有进窝的时候（黎族）；笋子不割成竹，谷子不收成土（佤族）。
李孟北原本计划至少再写一部书。他连书名都已想好——《云南山水风物志》，为此甘愿放弃调离云南的机会。他积累了五本大笔记本的原始资料，里头记录的河流达576条，打算重点抓住怒江、澜沧江、南盘江、金沙江、红河、盈江、瑞丽江等，顺流而下，将山水地貌、风土人情揉在一起写。1981年5月6日傍晚，他亲口告诉刘祖武：“我准备在适当时候，向平生同志（当时的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请两三年假完成这一夙愿。”（《李孟北评传》，第33-34页）两年后，他却因病倒在红河州州委书记任上。“树犹如此”，如今回想他当初说的这句话，作为后来者，怎不会为之动容伤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