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隍庙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后历经多次重修，尤其是明万历中后期由上海知县刘一爌主持、当地士绅群体广泛参与的大规模扩建、修缮活动，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据史料记载，万历二十九年（1601）刘一爌到任上海知县，循例拜谒城隍庙后认为庙貌逼仄，决心重新扩建城隍庙，在当地道官（松江府道纪司、上海县道会司）及士绅群体的积极支持下，上海城隍庙重建工程在次年十月告竣，同时立碑两通以记其事。此后，刘一爌再次对上海城隍庙部分殿宇进行修缮，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四月竣工，并刻立重修碑记一通。
如今，万历三十年（1602）朱家法撰写的重建碑记、万历三十三年（1605）陈所蕴撰写的重修碑记之原碑均存上海城隍庙内；但万历三十年刻立的另一通《上海县重建城隍庙碑记》原碑已佚，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著录碑文，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石刻文献选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亦收录此碑，并附上海市文献委员会旧藏拓片。
图1 万历三十年《上海县重建城隍庙碑记》拓本，收入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石刻文献选编》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483页。
从此碑拓本来看，部分文字已漫漶缺失，在碑记开首所列的撰文、书丹、篆额者信息已不完整，目前能辨识出“赐进士出身文林郎翰林院编修管理起居诰敕纂修正史经筵日讲官……”、“赐进士第奉政大夫陕西布政使右参政前云南道监察御史奉敕提督湖……”、“赐进士出身奉直大夫工部营缮清吏司员外郎邑人朱家法书丹”等信息。依照明代中后期的碑记体例及作者署名规律，一般先列碑文撰写者，其后为书丹或篆额者。因而，此处的“赐进士出身文林郎翰林院编修管理起居诰敕纂修正史经筵日讲官”当为碑记撰文者的功名、官职信息。其后的“赐进士第奉政大夫陕西布政使右参政前云南道监察御史奉敕提督湖……”当为此碑的篆额者身份信息，稽考相关史料可以确定为“赐进士第奉政大夫陕西布政使右参政前云南道监察御史奉敕提督湖广学政邑人王圻”。再结合此碑篆额、书丹者以及同时刻立的另一通重建碑记之撰文、书丹、篆额者（朱家法、朱正色、刘嘉猷）皆称“邑人”的情况来看，此碑撰文者亦当为上海县本地人士。
据清同治《上海县志》记载：“重建城隍庙碑，万历三十年邑人陈所蕴记，朱家法书，在城隍庙仪门外。”民国学者徐蔚南（笔名泽人）在其《上海金石录》（刊载于《学林》第十辑，1941年版）中亦云：“重建城隍庙碑，明万历三十年壬寅邑人陈所蕴记，朱家法书，在邑庙仪门外。”以万历三十年重建城隍庙碑为陈所蕴记，恐误。查《明史》、《上海县志》等史料文献，陈所蕴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历任官职包括南京刑部主事、员外郎、湖广参政、河南学政、南京太仆寺少卿等，但未曾在翰林院任职，亦未获赐“文林郎”，与“赐进士出身文林郎翰林院编修管理起居诰敕纂修正史经筵日讲官”身份信息不符。同治《上海县志》等文献著录重建城隍庙碑目时误为陈所蕴记，可能是与万历三十三年陈所蕴撰《上海县重修城隍庙记》相混淆所致。
那么，这通《上海县重建城隍庙碑记》的撰写者究竟是谁呢？通过综合查询《明史》《皇明贡举考》《明代进士题名录》《上海县志》《松江府志》等文献中所记录的上海（松江）籍科甲、仕宦信息发现，在万历三十年十月具备“赐进士出身文林郎翰林院编修管理起居诰敕纂修正史经筵日讲官”身份且当时仍在世的上海（松江）籍人士，惟董其昌一人。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香光居士，又称思白先生，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出生于松江府上海县吴会里董家老宅（今属闵行区马桥镇），后迁居华亭，万历十七年（1589）己丑科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知制诰、经筵日讲官、湖广提学副使、南京礼部尚书等职，崇祯九年（1636）逝世，年八十二，谥“文敏”，有《容台集》、《容台别集》、《画禅室随笔》等著作以及数量众多的书画作品传世。董其昌的书画艺术造诣极深，堪称松江画派代表人物、明代书画之集大成者，并以佛教禅宗喻画，提倡绘画史“南北宗论”，对后世影响深远。
图2 董其昌像对照董其昌的生平年表，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二甲头名，相应的功名为“赐进士出身”，并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四年后升任翰林院编修，得以参与编修国史（正史）、入侍经筵，同时充任皇长子朱常洛（即后来的明光宗）的日讲官。这一时期，董其昌在书画作品中使用的“知制诰日讲官”、“太史氏”钤印也佐证了其在翰林院编修任上起草诰敕、纂修正史、侍讲经筵等职责，与“翰林院编修管理起居诰敕纂修正史经筵日讲官”的身份信息相符。万历二十四年（1596）董其昌又获赐“文林郎”。万历二十七年（1599）春，43岁的董其昌被任命为湖广提学副使，但他称病不赴任，被恩准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还乡养病。于是，董其昌回到故乡松江府居住直到万历三十二年（1604）再次被任命为湖广学政。据此来看，万历三十年（1602）十月上海知县刘一爌主持重建城隍庙工程告竣时，董其昌正在乡居赋闲，可能受刘一爌等人之邀，以“赐进士出身文林郎翰林院编修管理起居诰敕纂修正史经筵日讲官”（以及“邑人”）的身份为当时上海城隍庙重建活动撰写碑记。
这篇《上海县重建城隍庙碑记》是董其昌在乡居期间积极支持地方庙宇修建活动的一则重要史料。从具体内容上看，这篇碑记首先引述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初年“命天下郡邑缮城浚濠，各祠城隍神”的官方祀典传统作为定例，以论证地方官绅修建城隍庙、崇祀城隍神等活动的合法性，并指出这些崇祀活动蕴含着“高皇帝神道设教”之“微指”，彰显了城隍崇祀的社会教化功能。接下来，碑文中表达了“城，民之卫也，卫不可弛”、“城为民设，祠为城设，灵矣常在”的观念，即强调修建城隍庙对于保境安民、维系地方稳定的重要意义。并且，碑文还突出了上海县城东临海疆、“春申之浦”具有的战略要地位置，以及“往者倭夷东南，兵燹四延”的惨痛历史记忆，进而提出“备患莫上海先”、“人赖神以益严其备”的主张，充分肯定了上海城隍庙的修建、崇祀活动对于加强城防守备、安定地方人心的重要功能。同时，我们从碑文中还可以看到当时上海城隍庙“周垣殿寢及余寮以栖黄冠羽流”的情形，反映了明代官方以道士住持城隍祠祀的管理制度。最后，碑文记述了扩建之后的城隍庙“垩门庑堂畗，翼然咸秩，文武吏士，奔走祠下者”的盛大景象，并认为此次城隍庙重建工程告竣是“刘侯职城社”、治理地方的积极成就，赞扬“刘侯之功，百世赖之”。
在明代，城隍庙被列入国家祀典，得到官方的推崇与支持，同时在庙宇日常管理方面又由道士住持焚修，因而兼有国家正祀（儒家祠庙）与道教宫观的双重属性，是一种复合性的礼制文化空间。人们认为城隍神具有与地方官“分阴阳而治”、赏善罚恶、监察司法之权柄，能够辅助、监督地方治理并推动儒家道德教化。正如明代松江学者陈继儒说：“城隍者，官民之耳目，祸福之权衡也。”因此，明代地方官修建城隍庙、崇祀城隍神，可以作为儒家士大夫为官公正廉明、地方安定的重要昭示与政治象征，各地郡县长官上任伊始均要“先誓城隍尊神而后临民，朔望拜庙”。董其昌为上海知县刘一爌主持重建城隍庙告竣事撰写碑记，自然亦有此意存焉。
董其昌参与支持故乡城隍庙的相关活动还包括在崇祯元年（1628）五月朔为松江府城隍庙书写《明洪武二年封松江府城隍神制诰》卷，款题“崇祯元年五月朔郡人礼部尚书董其昌书”，其内容是明太祖在洪武二年（1369）敕封松江府城隍神的制诰文书，诰文中有“帝王受天明命，行正教于天下，必有生圣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教……唯谨松江府城隍，聪明正直，圣不可知”等语，其大旨恰与二十余年前董其昌撰写的《上海县重建城隍庙碑记》开首的“高皇帝肇造區夏，即命天下郡邑，繕城浚濠，各祠城隍神”、 “高皇帝神道设教”之“微指”相通。值得一提的是，董其昌这幅书法作品长期由道官保存于松江府城隍庙，到了清嘉庆二十年（1815）由郡人沈慈、道官周以忠重新装裱并摹刻上石，碑帖俱藏庙中。与此类似，万历年间上海城隍庙大殿前也曾重建“洪武碑亭”，据徐蔚南《上海金石录》记载：“城隍诰命石刻，明洪武二年己酉诰命，在邑庙殿前。”无论是松江府的郡庙，还是上海县的邑庙，均以碑刻形式宣示明太祖册封城隍神之诰文。
图3、图4 《明洪武二年封松江府城隍神制诰》卷之董其昌题款
明代中后期儒家士大夫参禅问道，蔚然成风。江南地区的士绅群体秉持儒释道三教相通的观念甚至参与修建三教合祀庙宇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董其昌敬慕佛道、融汇三教的观念，在当时江南地区的士绅群体中颇具典型性。《明史·董其昌传》评价他“性易和，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董其昌对佛教的信奉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在幼年时期便开始接触佛教，7岁起在叶榭镇中市街水月庵（水月禅院）私塾读书，万历、天启年间，仕途曲折的董其昌多次退居故土，自号“香光居士”，潜心佛学，精研禅理并融入书画之中，其最为著名的“南北宗论”亦形成于这一时期。并且，他积极参与佛教寺院的修建、抄经等活动。我们从董其昌的《容台集》、《画禅室随笔》收录内容以及相关地方志、碑刻文献可以发现，他撰写了大量的佛教寺庙碑记，在地域上遍及上海、松江、杭州、湖州、嘉兴、南京等地。例如，董其昌曾为崇明县寿安寺撰写《寿安寺碑记》，为青浦县慧日寺撰写《慧日寺碑记》。《容台集》中还辑录了不少董其昌应僧人之邀所写的募缘书，例如万历年间他为松江积庆寺禅堂、上海龙华寺藏经阁、苏州虎丘寺等佛寺写的募缘书。在当时“三教合一”思潮盛行的大背景下，董其昌也多次为道教宫观撰写了碑记、匾额。例如，董其昌曾为浙江桐乡县濮院镇翔云观的三清阁、三元殿书写匾额“三清宝阁”和“三元宝殿”，为庐江吴山崇真阁（奉祀道教神仙左元放、“全真七子”之一的玉阳真人王处一）撰写碑记，并且在这篇《崇真阁记》中表达了他对于佛道二教的观点：“仙与释皆生死学也，仙曰长生，释曰无生，其较然分途哉。至仙家七真，犹释家五叶，盖教迹变于此矣。”在董其昌看来，虚无清净之旨，“岂惟仙家，禅亦有之”，佛道二教并非根本上的不同，佛教和道教都是关于人的生死义理，只是具体的表达方式、教法途径上有所不同。我们在董其昌的书法作品中也发现有不少道经，如《老子道德经》、《度人经》、《内景经》、《西升经》等。并且，董其昌曾谈及自己“偶书《老子》，以禅旨为疏解一二，大都天命之性，原无三教，修道之教，乃有孔、老、释耳”。在董其昌看来，儒、释、道三家思想在根源上并无差异，都相通于“天命之性”。这种在思想观念、信仰实践及生活体验层面融汇儒释道三教的特征，在明代中后期儒家士大夫群体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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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海县重建城隍庙碑记》碑文（据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拓本校核辑录）
碑首篆额“上海重建城隍廟記”
上海縣重建城隍廟碑記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翰林院編修管理起居誥敕纂修正史經筵日讲官……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陝西布政使右參政前雲南道監察禦史奉敕提督湖……
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邑人朱家法書丹
高皇帝肇造區夏，即命天下郡邑，繕城浚濠，各祠城隍神。爰是……始服吏民。上朔望摳衣謁，如□雨暘偘期，又輒行雩禱於神……籲號□□其神亦……曦，人謂高皇帝神道設教哉。是不然，城，民之衛也，衛不可弛。語云：不備不虞，不可處國，人心……恬嬉雍容，其都謂扞圍為災具，而儲胥為贅疣。鈍戈朽甲，□耳生□，雖有睥睨此……甲。俾知城為民設，祠為城設，靈矣常在，厰壯堤防，而人吏可赖此窳守哉？是高皇帝微指也。上海城在東隅，去波濤溟海不百步，春申之浦□□為匯齒□齧城下，日出之□所……城之險莫上海若，而備患莫上海先。往者倭夷東南，兵燹四延，上海城幾不戒矣。中□若有……詎非神□維之，而人□神以益嚴其備哉！
祠故有棹楔、周垣、殿寢及餘寮，以棲黃冠羽流，□□……月，緣餝儒雅，綜核名實，綱舉目張，百靡具新。覩神祠而愴然曰：“玩神，是以城與民玩也。”捐月……者，堊門廡堂畗，翼然咸秩，文武吏士，奔走祠下者，思神祠所繇，敢不職□共以備？若城而衛，若民而……國家之功，令（今）劉侯之功，百世賴之，將偕城與祠□垂永之。吾儕士紳，芘侯宇下，敢不竭蹷以共獎成事？不□世□□□敘致循吏，娓娓于投巫漳水者，劉侯治尚敦大，有□□中年之致，無□一切□辦，不可與邻縣同類共譚，而葺祠以國民圍，與投巫以绝民蠹者，意未始不相為用也。方今邊疆綏靖，荒服解辮，島寇遊魂，日以好□來見，謂無故而縣官與民为□懌之勳，有睊睊□讟之萌，上海雖一堣，實則上外府也，泄泄者方覆盂之足娛。劉侯職城社，惴惴焉惟城隍祠是崇，是以識者謂侯□□哉。祠工竣，宜有碑記其事，而劉侯之政幾成矣。它日以贔屭紀侯循績，城若益而高，隍若益而深，神祠若益而餝，則侯之精注神洽，不可泯雲。敢執銀管以待。
賜進士第文林郎知上海縣事豫章劉一爌
萬曆三十年歲次壬寅十月吉日
住持道纪司都紀丁盛周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江南三教合祀庙宇研究”（2021EZX005）、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科研课题“明清时期上海道教宫观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明道道教文化研究所合作课题“正一道教史研究”（321—24225）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