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9日，作家张纯如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才华横溢，因《南京浩劫：二战中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声名鹊起，以“一个人的力量”极大地推动了全世界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却在36岁时受困于抑郁症而选择轻生，令人扼腕。
斯人远去二十载，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约请张纯如的旧友、母亲，撰写文章、口述历史，纪念她离世20周年。
张纯如，这位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不应被历史忘却。
张纯如
张纯如其人
1968年11月9日，张纯如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在伊利诺伊州长大。她1989年从伊利诺伊大学毕业后，曾在美联社和芝加哥论坛报当记者，后来她又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写作学位，并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
1997年12月13日，即南京大屠杀60周年纪念日，张纯如历经二年撰写的《南京浩劫：二战中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在美国出版。全书基于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遗址的采访，当年留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大学教授、医生、商人的日记，外交文件，以及当年参与暴行的日本兵所写的日记等有关资料，以凝重、流畅的笔调、强烈的正义感和浓浓的炎黄子孙的民族情结，揭露了侵华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种种暴行以及日本右翼分子企图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丑恶行径。该书出版后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美国各大新闻媒体竞相采访了张纯如，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还连载了该书的内容摘要。张纯如因此也成了有史以来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前十位的第二位华裔作家。该书已再版15次，销售量达13万册以上。据全美百人会前执行理事长王恭立说，该书的出版以及不久张纯如与日本驻美大使在美国公共电视台就南京大屠杀问题进行的一场向全美实况转播的辩论，使美国社会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二战期间的罪行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应当说，张纯如为推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深入研究，为让世人尤其是西方民众了解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张纯如自杀身亡的噩耗传来，我深感震惊和惋惜，受到强烈震撼的心灵久久无法平静。我与张纯如相识已近10年，当年张纯如为撰写《南京浩劫：二战中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专程来南京实地调查和收集资料的情景，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张纯如南京之行的目的
那是1995年的6月，身在美国的张纯如女士通过美国学者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著名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孙宅巍研究员取得联系，表示要来南京实地调查、收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希望孙宅巍研究员给予帮助。孙先生愉快地答应了张纯如的请求。7月，张纯如办理了旅游签证，以旅游者的身份来到了南京，住进了南京大学西苑宾馆。由于孙宅巍先生科研任务较多，工作繁重，无法全程陪同张纯如调查、收集有关资料，而我与孙先生同在一个研究所工作，也从事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于是孙先生与我商量，让我全程协助张纯如调查、收集有关资料。张纯如生长在美国，几乎不懂中文，所以孙先生希望我再找一位英文翻译，一起协助张纯如工作。说到翻译，我立刻想到了我的同窗好友杨夏鸣。他是我读研究生时的同学，同住一间宿舍，读研究生期间曾在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学习一年，并被评为中美文化中心最佳英语学生，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杨夏鸣当时在江苏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任教（该学院后并入江苏省行政学院），我很快与他取得了联系，杨愉快地接受了我的请求。
1995年7月的一天，孙宅巍、杨夏鸣和我三人如约来到了南京大学西苑宾馆。这是我第一次与张纯如见面。她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很年轻，一头披肩的黑发，身材高挑，以中国人的标准来看，她在女性中显然属于偏高的。她很健谈，充满了激情和活力。交谈中我们得知，她的父亲是物理学教授，曾随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代表团访问过中国，并受到邓小平的接见，母亲也是生物学教授。当谈到她此次南京之行的目的时，张纯如说，在美国，人们对二战期间纳粹屠杀犹太人、奥斯维辛集中营等等，几乎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而对当年日军在南京进行的那场残暴的大屠杀却知之甚少，甚至根本就不知道。为了让美国民众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为了让这段历史不再被人们遗忘，张纯如表示要写一本全面、真实反映南京大屠杀的书，让美国人、西方人，乃至全世界的人都能了解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她这次来南京，就是为这本书收集资料的。听了张纯如的话，我不由地对她产生了敬佩之情，但同时也产生了疑问：既然美国人大多不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那她是从哪里听说的呢？当我问及这个问题时，张纯如说是从她父母那里听说的。可见，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即使生活在异国他乡，也无法忘却那段悲惨的历史。
在交谈中我们得知，张纯如计划在南京调查、收集资料的时间不超过一个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要采访幸存者、收集和翻译大量的史料，时间是很紧张的。于是我们进行了大致的分工：由我收集整理资料，杨夏鸣陪同张纯如采访幸存者。这样两项工作可以同时进行，在采访工作结束后，再翻译我收集、整理出来的资料。
第二天，我们就分别开始工作。90年代中期，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虽没有现在那么丰富，但也有不少档案、幸存者证言等史料。由于我从事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所以对史料比较熟悉，收集史料进展顺利。但是，要把这些史料全部翻译成英文，既不现实，时间也不允许，因此，我必须在这些史料中筛选出最典型的事件、最有史料价值的部分，分别归类，并逐一做上记号，以便翻译时查找。这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记得在最初的几天里，我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同时我几乎每天还要和张纯如、杨夏鸣见面，以了解采访工作的进展情况。
张纯如的采访由于得到段月萍女士的大力协助，进展也比较顺利。段月萍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副馆长，在建馆初期，曾组织人员对南京市大屠杀幸存者进行过调查，对幸存者情况比较熟悉。记得1995年夏天南京的天气异常炎热，段月萍女士不顾高温酷暑，多次陪同张纯如采访幸存者。他们先后采访了大屠杀幸存者唐顺山、李秀英、夏淑琴、潘开明、陈德贵、侯占清、刘永新等老人。在采访中，张纯如带着摄像机，为所有的幸存者录了像，并询问了许多具体的问题。杨夏鸣的爱人在南京大学现代分析中心工作，为了张纯如工作的方便，特意在南大科研楼借了一间空调房间和一台多制式电视机。当张纯如采访回来后，就在这里播放采访时拍摄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然后由杨夏鸣将录像内容口译成英文，张纯如将英文输入其带来的笔记本电脑中。为了忠实于原文，他们常常就一个词反复推敲，直到双方都满意为止。张纯如英文打字娴熟，速度极快，几乎在杨夏鸣口译完成的同时，她也完成了电脑的英文输入。
在十余天的采访过程中，由于天气酷热，再加上对南京的气候不适应，张纯如患了感冒，体温超过38度。我和杨夏鸣到宾馆看望她，劝她休息几天，等病好了再工作。但是她为了争取时间多收集一些资料，只是服了一点药，休息了半天，就继续采访幸存者。
张纯如对采访时拍摄的录像资料极为珍视，为了防止录像资料的遗失或损坏，她决定复制一份，保留在南京，万一她回美国后录像资料遗失或损坏，我们可以将复制的录像带寄给她。如果在现在，复制一盘录像带十分简单，但在当时却相当的困难。那时的中国录像机还不普及，即使在美国也算是高档消费品。在南京，即使少数人家拥有录像机，也都是PAL制式，而张纯如带来的摄像机是NTSC制式，两种不同的制式之间无法转录。我和杨夏鸣先后借了几台录像机，都因制式不对而无法使用。于是我们建议她放弃复制的念头，但她坚持要复制一份以防万一。情急之中，我想到一般高档的宾馆都有为客人提供电视录像节目的服务，那里应该有N制式的录像设备。于是张纯如、我和杨夏鸣三人抱着试试运气的态度来到了金陵饭店。开始饭店的有关人员只同意在饭店内租用，且租金不菲。正在这时，杨夏鸣碰到了一位多年未见的儿时朋友，他就在金陵饭店工作，管理录像机的人二话没说，同意我们将一台刚刚购入尚未拆封的录像机带回去使用，且分文不取。在回来的路上，张纯如感慨不已，她认为这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同时也对南京人这种相互信任、和睦友善的关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有一天深夜，我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在我送张纯如回宾馆的路上，我问她曾去过中国的什么地方？她说去过香港和台湾。当我问她香港和南京哪里好时，她很肯定地回答：南京好。我想，张纯如之所以说南京好，并不是指南京的物质生活比香港丰富，而正是指南京人那种和睦友善、助人为乐的人际关系。
经过十余天的奔波，采访幸存者的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工作，即将我整理出来的南京大屠杀资料逐字逐句翻译成英文。由于工作量极大，我们便在南京大学科研楼那间借来的空调房间里，从早上8点左右，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以后。为了抓紧时间，杨夏鸣的爱人为我们做好了午饭和晚饭，我们便在房间里边吃饭边工作。我口述中文资料，杨夏鸣翻译，张纯如用笔记本电脑记录。在工作中，张纯如经常提出一些具体问题，如1937年底南京的天气情况、当时南京的马路是什么样的？那时南京人的日常生活情况等等，我便用我掌握的历史知识，一一作出回答。
张纯如与南京学者合影
我所了解的张纯如
张纯如是个非常认真、严谨的人。在来南京之前，她就在美国档案馆、图书馆、私人资料馆里收集了部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并将这些资料带来南京。当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她回到宾馆还要将中文资料与她带来的英文资料加以比对，看看两者的描述是否一致。如果发现有不一致的地方，她便记录下来，第二天来问我。为了便于理解，她还带来了二幅在美国复印的上世纪30年代中期的南京市地图，将地图钉在墙上，当我讲述某一暴行发生的地点时，她便在地图上做上记号，当我讲述南京安全区的地域范围时，为了使我的叙述更加直观，更便于理解，她也在地图上标出安全区的边界。对采访资料的整理也是一样。在翻译完李秀英、夏淑琴的采访录像后，张纯如高兴地说，她们的证词同约翰·马吉、麦卡伦等传教士50多年前在他们各自日记里所描述的完全吻合，这说明他们的日记是真实、可信的。显然，张纯如对这些采访资料也进行了认真的比对。潘开明当年是人力车夫,对地名记得比较牢，在采访中，他向张纯如讲述了如何死里逃生,以及如何从长江边返回安全区时提到了不少地名。张纯如就按照这些地名在当时的南京市地图上一一验证，并标出了他的返回线路，发现完全正确，没有任何自相矛盾之处，这表明证人的证词是准确、可信的。在资料翻译的过程中，张纯如总是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对一些问题，她也是追根寻源，总是在问：为什么？为什么？为此，我们不得不花费相当的时间加以解释。
张纯如是个思路开阔、目光敏锐的人。她曾在美国当过记者，也许是受到记者这种特殊职业习惯的影响，她的思维敏捷、思路开阔、目光敏锐，常常会提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一次，当我根据资料，向她描述日军在疯狂屠杀南京军民的同时，还大肆强奸妇女，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被日军强奸的妇女达二万人次以上时，张纯如突然问道：既然那么多妇女被强奸，那有没有被强奸的妇女后来怀孕生了孩子的呢？如果有的话，这些孩子现在能找到吗？说实话，在当时已经掌握的资料中，并没有这方面的记述，只是在2000年《魏特琳日记》出版后，我们才在魏特琳的日记中第一次看到了这方面的记述。而在当时，我只能如实回答说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而张纯如坚持认为一定有这样的孩子，并且说她愿意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寻找这样的孩子。显然，她是以美国人的思维模式来考虑这个问题，对此，我和杨夏鸣不得不向她解释说，中国人由于长期受到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认为被强奸并生下孩子是一件耻辱的事，不会轻易向他人公开，尤其是那些无辜的孩子，更是如此。即使刊登了广告，也不会收到效果的。在我们的劝说下，张纯如最终才放弃了这个念头。
张纯如是个爱憎分明、极富同情心，并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人。当我根据资料，叙述日军在南京的残酷暴行时，她常常流露出憎恨的表情；当我讲述南京同胞在大屠杀中所受到的非人折磨和悲惨遭遇时，她又流露出同情和怜悯的表情。有时她不得不停下正在打字的双手，以稳定自己的情绪。在采访幸存者的过程中，张纯如采访过的大多数大屠杀幸存者居住条件和生活水平都很差。张纯如对此深感震惊和难过。她认为，考虑到日本军国主义者过去对他们所施加的种种伤害，日本政府哪怕每月赔偿他们100美元，他们的境况也会得到很大的改善。每次采访结束时，她都会给幸存者一些钱，以表达自己的心意。在采访完幸存者陈德贵回来的路上，张纯如郑重地对杨夏鸣说，等到这本书写完出版后，她要去学法律，将来代表这些幸存者与日本打官司，以得到日方的赔偿。她认为必须由像她这样的人站出来，为他们呐喊与奔走。
在采访、翻译工作基本结束后，我和杨夏鸣陪同张纯如来到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尽管张纯如在美国也收集到一些反映日军攻击南京和占领南京的历史照片，但当她看到这一张张血腥的图片时，仍然深感震惊。看完了展览，我们来到了朱成山馆长的办公室，我做了简单的介绍后，朱馆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此后，张纯如与纪念馆建立了联系，并给纪念馆寄来了她在美国收集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
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工作，张纯如在南京的调查、采访、收集资料的工作圆满结束了。接着她还要去台湾，继续收集有关资料。在她离开南京时，张纯如对我们给予她的帮助一再表示感谢。我想，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给予她具体帮助的人，南京这座城市，以及淳朴的南京人民，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年后，即1997年12月，张纯如撰写的《南京浩劫：二战中被遗忘的大屠杀》终于在美国出版了。她在书中特意对孙宅巍、段月萍、杨夏鸣和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我们给予她的支持和帮助。这本书的出版，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使广大的美国民众了解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这是张纯如对南京大屠杀研究作出的最大贡献。
张纯如著《南京浩劫：二战中被遗忘的大屠杀》
张纯如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贡献
张纯如不仅仅从我们这里得到了帮助，同时她也给我们这些从事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人以很大的帮助。来南京时，她带来了许多在美国收集到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其中、魏特琳日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松井石根等南京大屠杀战犯的资料尤为重要。在此之前，国内的学者虽然知道魏特琳曾留有日记，但并没有看到过日记的内容。张纯如带来的虽然是魏特琳日记的片段，但却是日记中最重要的部分，使我们第一次了解了日记的内容。关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战犯的资料，根据学者们判断，当时中国也派员参加了这次审判，中国应当保存有这方面的档案资料。但是令学者们失望的是，虽经多次努力，在中国至今没有发现这些档案资料。因此，学者们在研究中往往引用国外学者论著中的资料。而张纯如带来的正是学者们苦苦寻求的珍贵资料。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犯时的庭审英文速记的部分文件，张纯如带来的这1000多页资料，是她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复印的，虽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其中包括了审判松井石根石时的法庭记录，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在张纯如收集的资料中，有不少涉及当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先生的内容，拉贝这个名字在她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南京时她就曾表示，回美国后要设法寻找拉贝先生的后人。果然，在张纯如的努力下，人们终于找到了拉贝先生的亲属，并发现了《拉贝日记》，使这一重要的史料在沉睡了60年后终于展现在人们面前。因此，可以说张纯如是发现《拉贝日记》过程中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没有她的努力，《拉贝日记》至少不会那么快被人们发现。
在南京时，张纯如和我们就多次谈到魏特琳的死。魏特琳曾经历了南京大屠杀那恐怖的场面，由于精神受到刺激，在回到美国后，于1941年5月自杀身亡。魏特琳的死曾对张纯如的心灵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张纯如在出版了《南京浩劫：二战中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之后，又准备写一本反映日军虐待战俘的书，并在收集资料。而正在这时，她开枪自杀，选择了与魏特琳同样的归宿。我想，她在撰写反映日军暴行的书时，被资料中那些血腥恐怖的情景所震撼，精神也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最终导致她走上了一条她本不该走的路。
2004年11月9日，在美国加州克拉拉县的一条偏僻道路上，人们发现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在车内开枪自杀，结束了她年仅36岁的生命。
今天活在世上的人们，尤其是从事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人，应当加倍努力，认真研究，把历史的真相告诉每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使南京大屠杀的悲剧不再重演，让这个世界不再有战争的恐怖，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沐浴在和平的阳光中。这正是张纯如所期望的未来，也是对她最好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