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究竟是什么？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天”，但要说清楚“天”是什么，似乎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正如江晓原教授在本书所问的，假如“天”只是一个无生命、无感情的客观之物，就像山水木石那样，人们为什么在悲恸时要“呼天抢地”？这恰恰表明古代人心目中的“天”是人格化的。我们可以看传统的许多习用语，如“天理难容”“替天行道”“天作之合”等，在这些描述里，“天”不仅是理性和正义的存在，也是一种善解人意、守护人间的存在。这样一种理解，构成了古代中国天学所处的文化背景。
江晓原教授与天学的缘分
江晓原老师17岁初中毕业就进入纺织厂做电工，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南京大学天体物理学专业，后来又在中国科学院席泽宗院士门下攻读天文学学位，不仅是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博士，后来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虽然江老师以兴趣广泛、博雅宏通闻名于知识圈，但天学史是江老师的本业。
在四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江老师对天学的研究不断深入，先后出版的天学著作不下十余种，但这些研究大都是顺势而为，内容各有侧重，相对来说较为分散和专门，比如有的关注天学史中的星占学，有的关注历法与历书，有的则注重解读传统典籍中的相关内容，有的则是史例剖论和考证分析。这些内容均关乎天学的重要方面。但如果有一本系统反映中国传统天学的作品，无疑能够对读者有更直接的指引和帮助。
《通天》如何与读者见面？
2021年10月，在贾雪飞编审的引领下，我们和江老师见面商讨这部书稿，初步达成了共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又就本书的内容和框架和江老师进行了几次讨论。书稿就此正式启动。
江老师学术工作繁忙，但充分认识到本书对于他的意义，决心一定要完成。经过了前期的学术准备，他在2023年“集中火力”完成了本书的写作，在国庆节前顺利交稿。全书共分为7章，先是介绍了天学的性质和哲学基础，然后论证了天学的特殊地位和运作者的身份，继而从政治、星象和历法三个方面讨论了传统天学的主要内容，又分阶段梳理了天学中外交流的状况，最后介绍了天学文献的保存，并对中国传统天学留下的科学遗产进行了估量。通过这样一部书，读者可以大体掌握传统天学的基本内容。
收到书稿，我们随即展开审稿工作。除了书稿文字的加工外，我们还配上了彩插和数十幅黑白插图。对于书名，我们进行了反复的斟酌，确定了主书名为“通天”二字，取意有二：第一，中国传统天学实乃通天之学；第二，本书的初衷即是帮助读者通晓天学。考虑到“天学”“通天”，我们想到擅长书法的当代“通人”王家葵老师，所以请王老师题签，王老师也欣然应允。封面的两处“通天”都是王老师所题，为本书增色良多。
封面设由书局美编室设计师刘丽所设计，当时贾雪飞老师“替身”江老师坐在刘老师身边，现场边通话边调整。尤其护封的颜色，用的“夏季晴朗的夜空的深蓝色”。最终本书在2024年8月的上海书展顺利和读者见面。新书发布会上，中华书局尹涛总编辑亲临现场，与江晓原教授谈天论学。
上海书展新书发布会现场
为什么用“天学”而不是“天文学”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书名中用的“天学”而不是“天文学”。其实江老师在1990年撰写天学著作时就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天文学”一词并不能很好地对应传统中国相关方面的情形。在他看来，现代人为了探索自然而观测天文，但古人是以天文学为工具为天学服务。很多人认为既然使用了天文学工具，那么天学就是科学。但江老师指出，判断一个事物是否科学，并非看所使用的工具，而是要看事物本身的性质。《通天》中就鞭辟入里地说道：“中国古代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天文学，有的只是‘天学’。这天学不是一种自然科学，而是深深融入古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一次日食、一次彗星出现、一次金星或木星的特殊位置……这些天象在古代中国人看来都不是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个神学问题，或是一个政治问题。”这反映出中国古人探究和运用天文学的视角的确是与现代天文学有所不同的。
关于这一点，旁观者清，来华的西人倒是早就有所领会了。《通天》中就引用了数则材料，比如西人指出：“（中国古人）并不用对自然现象兴致勃勃的好奇心去考察那星辰密布的天穹，以便彻底了解它的规律和原因，而是把他们那令人敬佩的特殊毅力全部用在对天文学毫无价值的胡言乱语方面，这是野蛮习俗的悲惨后果。”这种说法虽然刺耳，但的确揭示出中国古代天学落脚点并非在于客观地探索自然。如果用“天文学”一词，反而遮蔽了中国古代天学的主要特点。
星象、历法为何单独成章?
天学与政治的关系当然是重中之重，星占和历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天学政治化的工具，然而因为后两者内容具有独立性，的确有必要单独列出两章进行介绍。尤其考虑到江老师具有比较文明史的学术视野，往往在论述一个具体问题时，依托于雄厚的知识储备，旁征博引，互为观照。如第四章讨论星占学，便对包括古巴比伦、古埃及在内的诸古代文明的占星学有所涉及，从而指出以“四柱八字”为特征的中国算命术与西方生辰星占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中国古代并未产生出“土生土长”的生辰星占学。究其原因，中国平民欲知一生祸福休咎，并不需要与真实天象发生关系，除非他雄心万丈，觊觎大宝。
比较而言，中国传统的星占学对象主要在军国大政，即所谓的军国星占学（horoscope astroloby）。分野理论就是为了实现此目的而建立，对于星占必不可少，原理是依据所在之宿，推占其对应地区之事。书中又从所占之事、所占之象等方面对星占学有进一步的介绍。对于星象的介绍又不仅仅停留在知识层面，更在具体的运用上给读者带来启发。如借星象来解决困扰人千百年的史学谜案（详见第四章第三节），即是此种运用的成功表现。
《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内页“二十八宿分野之图”历与古代民众的生活有更密切的联系。然而一般读者对于历谱、历书与历法的关系，可能像我一样云里雾里。本书第五章即从概念、性质与功能等方面详细介绍了传统历法的相关知识。作者驳斥了“历法为农业服务“的观点，认为古代历法中对于月运动、行星运动的大量研究与农业完全无关，对于太阳运动的研究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也极其有限。作者指出，《尚书·尧典》中所谓的“敬授人时”的“人时”讲的根本不是“农业活动”，而是“人事之时”，即重大事务日程表。而“农事活动”在这些事物中并无地位。既然历法中绝大部分内容与农业无关，那么究竟有什么用途？在考察之后，作者将其归为两项：推算、预报交食；推算、预报行星运动。一言以蔽之，历法是为星占服务的。作者又对历书的性质与功能进行了探讨，指出其宗旨不过为日常行事选择合适之时点，通过具体的例证说明了历书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我们现在有一些重大活动如婚丧嫁娶时，仍然会有看吉凶宜忌的习惯，即是此种传统在现代延续的表现。
以天学贯通中国政治史
从传统文化的主流来看，天命的观念，是儒家政治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与古代中国天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在《尚书》《诗经》等先秦文献中，就有对于“天命”的深刻记载。一个王朝如何昭告四方，宣扬天命在兹呢？天学便是其倚仗的“利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尚书·尧典》中谈帝尧为政的228个字中，关于天学事务的内容竟占了175个字；为什么周文王在作为诸侯之时，竟然聚众赶工建造具有通天功能的灵台；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只是金瓯一片的小朝廷，也不忘记建立它自己的皇家天学机构；为什么历朝历代都要严禁民间私习、私藏天学图籍。这些都证明了天学在政治中的特殊地位。
《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内页“尧典”反过来，从天学的发展也可以看出传统政治的某些特点，如天学乃通天之学，是最重要的通天手段，而垄断通天手段是获得政治权威、确立王权的必要条件。这也是本书取名为“通天”的重要原因。每当天下崩裂之时，便有各种术士以星象天命之说煽动造反。而每当新王朝打下江山，便需要尽力保持本朝对于天学专制垄断的特权。哪怕对于威胁性的谣传，亦不轻易放过。如《明史·刘基传》记载，政敌造谣说刘基所选墓地“有王气”，朱元璋“颇为所动”。
古人所津津乐道的明堂亦与天学有关。根据本书的分析，立明堂的目的，首在通天，次在为政，而通天实为为政之本。所以与明堂有关的种种天学内容，都可以视为通天之学的发展。
天学是中西文明互鉴的体现
根据本书的考察，古代中西天文学交流大致有三个高潮：六朝隋唐时期是第一个高潮；元代至明初是又一个高潮；明末则是另一个高潮。当然，作者指出，除了这三次高潮外，以往的数千年间，开放式的中西天文学交流一直在进行。成书于公元前100年的数学天文著作《周髀算经》中即可以看到域外天学影响的痕迹。在唐代甚至有天竺人祖孙四代在宫廷天文机构担任要职，可见唐王朝自信、开放的气度。
南宋佚名《梁武帝半身像》书中对于梁武帝和康熙两位皇帝在天学交流中的表现有着意味悠长的分析，给人颇大的启发。梁武帝笃信佛教，对佛国君王的行事无边仰慕，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极力模仿。他在长春殿讲义中力倡的是一种印度古代宇宙模式，所建立同泰寺据言也是在模拟佛教宇宙的构造。为了配合所服膺的印度天文历法，他还改革刻漏制度以适应之。可见域外天学对于他的深刻影响。
康熙帝身值中外天学交流第三次高潮之际，一方面醉心于耶稣会士输入的西方科学技术，一方面又以帝王之尊亲自提倡“西学中源”说，钳制了西学进一步输入的要脉。书中仔细审视了康熙对于西学的兴趣，肯定了他本人对于西方科技知识的接纳与掌握，但进一步指出：康熙本人尽管对西方科技感兴趣，但他却丝毫不打算把这种兴趣向官员和民众推广，因而错过了一个使中国有可能在科技上与欧洲近似于“同步起跑”的契机。可以说为认识康熙提供了新的视角。
总的来说，《通天》以其特有的运思方式和论述手段，为大众读者了解传统天学史，乃至古代中国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提供了一部不可替代的基础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