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文学爱好者一定不会错过武康路113号，这是巴金先生在上海最后的寓所，也是他在上海住得最久的地方。他在这里生活期间写下了电影《英雄儿女》的原著小说《团圆》，写下了“说真话”的巨著《随想录》，创办了文学杂志《收获》……
可以说，这里见证了巴金先生后半生的悲欢与半个世纪的“中国文学记忆”。
2011年，武康路113号挂上了“巴金故居”的铭牌。这里主楼的房间格局、家具用品等等，依然是他在世时的样子：一楼是客厅、餐厅和“太阳间”，二楼是卧室和书房……说到书房，似乎是指他过去固定办公的那一间，但琳琅满目的藏书、随处可见的书柜和书桌，又让人觉得整栋楼里“无处不书房”。
今年是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澎湃新闻记者走进巴金故居，听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立民讲述巴老与书的故事。
周立民（左）接受澎湃新闻记者罗昕专访。全文摄影：李行健
书籍是他的心头最爱
走上二楼，过厅左侧的三个书柜即使在略暗的光线里也格外吸睛——里面摆放的书籍五花八门，满满当当，主要是巴金生前购买和使用的外文书和工具书，涉及文学、医学、农学、昆虫学、植物学、核物理、政治经济学、佛学和专业测绘等各个门类。
巴金精通英语、法语、俄语、世界语，能够用德语、韩语和日语阅读，而且能流利地用意大利语背诵《神曲》。据统计，巴金故居现存巴金收藏的外文书语种有世界语、拉丁语、芬兰语、斯瓦希里语等近40种。
“因为巴老突出的创作成就，很多人忽略了他也是一位翻译家。”周立民说，巴金一生翻译了四五百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书柜里的那些工具书都是他翻译时的参考资料。
“比如巴老翻译过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或许有朋友好奇，巴老的译本有什么特点呢？我想一个是有大量的注释。巴老通过那些工具书，在注释上下了大量功夫；二是他自己是一个作家，他对语言的那种微妙的体味，那种遣词造句和表情达意，好过很多纯粹的外语专家。”
可以看到，中间书柜最上层摆放着如今已经停印纸质版的闻名世界的百科全书《大英百科全书》。这套30卷本的“大部头”是巴金在1980年花650元买来的。
“巴老生活简单，爱好不多，大部分花销都用在买书上了。”周立民说，1950年代巴老省吃俭用，但“斥巨资”——花了54元买了一小本精装的罗曼·罗兰的《母与子》，“书是巴老的心头最爱。”
他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学
也因为爱书，1955年巴金从淮海坊迁居至武康路113号时，最繁重的工作是搬运大批书籍而非家具。
走进二楼书房，左手一侧是由几排书架连成的大书墙。其中两排放着《家》《春》《秋》《憩园》《寒夜》等巴金自己的书；两排放着巴金翻译的书，包括托尔斯泰的小说、契诃夫的小说集、普希金的诗集等等；还有两排放着巴金编辑出版的书。
“更鲜少被提及的是，巴老还是一个出版家和编辑家。”周立民说，1935年，巴金在上海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他主持出版的《文学丛刊》是现代文学史上一套具有持久生命力、深远影响力的重要丛书。这套丛书不仅保留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文学创作的诸多精华，更扶植了众多文学新人。萧乾就曾说过，文化生活出版社对他不仅是个出版社，而是个精神上的家。
1949年12月，巴金又担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出版了大量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包括李健吾译屠格涅夫的《贵族长的午宴》，傅雷译巴尔扎克的《贝姨》《高老头》，穆旦译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还有至今仍备受读者推崇的汝龙译27卷《契诃夫小说选集》。
1957年7月，巴金又与靳以创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本大型文学双月刊杂志《收获》。作为《收获》的灵魂，巴金在一些重要时刻和关键作品上给予编辑部明确的支持。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都因有巴老的支持才得以刊发。
“因为巴老，你会发现《收获》上发表的文学作品和其他杂志很不一样，它是一个稳定的存在，无形之中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塑造。”周立民说，《收获》不仅成为历史新时期解放思想的文学旗帜，更对马原、余华、苏童、格非等青年作家的先锋性作品无限宽容和接纳。
“1988年，曾有一段时间传闻《收获》也要改变方向，那一段时间一些文学大刊已经在调整了，但因为有巴老在，《收获》依然坚持自己的方向。你可以从文学史看出来，在1990年代初与1980年代衔接的这段时间，《收获》是中国最重要的先锋文学大本营。余华说巴金的长寿让他们拥有足够的时间成长，真不是虚的。”
巴金故居一角他把心掏出来交给人民
书房右手一侧也是书架。周立民指着书架说：“这两层是巴老自己的书，有全集、选集，还有那些他颇为喜欢的作家的书。”
凑前一看，那些书的作者有茅盾、鲁迅、叶圣陶、唐弢、沙汀、傅雷，还有高尔基。“在巴老心里，茅盾、鲁迅都是他的老师，叶圣陶是那个直接把他带进文坛的人，还有唐弢、沙汀、傅雷这些好朋友。”
周立民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巴老也一直很喜欢高尔基早期的短篇小说，其中一篇写的是勇士丹柯——掏出自己的心，照亮大家前进的道路。“巴老到晚年都非常喜欢这个为他人奉献的人物形象。当年母校请他题词，他就题‘掏出心来’，学校来确认是这个‘掏’吗，巴老说对，还说这个感觉来自高尔基，有一种下定决心，不是简单的‘捧出心来’，不是。”
“巴老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周立民感叹，二楼书房里的书只是巴金藏书的“冰山一角”，过去故居的三楼、北辅楼楼下车库、南辅楼二楼，甚至卧室的卫生间都放满了书。从1980年代初开始，巴金就开始大量向社会无偿捐书。
“他晚年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为他的藏书找到最好的去处。他的一些思想类、研究类书籍，大型工具书，他捐给了国家图书馆；他的一些文学名著比如托尔斯泰的著作，他捐给了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他的一些线装书，1000多册，捐给了香港中文大学；他在现代文学这块的收藏，包括鲁迅给他的签名本，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他相信这些书到了这些地方，能发挥出它们更大的社会价值。”
周立民说，当年刘炳善先生要编纂《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得参考几种西文的莎士比亚词典，几番查找不得，最后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了，结果打开一看，都是巴金捐赠的。
“他把心掏出来，交给读者，交给人民。他总希望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造福国家，造福社会的。”
他写下了给读者的真话
二楼书房里有一张朴素的书桌，墨绿色的玻璃桌面上摆放着巴金使用过的砚台、笔筒、台灯、春雷牌半导体收音机以及一个来自家乡四川的陶瓷恐龙雕塑。
而书房外的走廊也有一张书桌，上面放着萧珊的黑白照片，以及托尔斯泰的铜质浮雕小像。巴金一直十分敬佩托尔斯泰，他以托尔斯泰为榜样，追求“说真话，做到言行一致”。
也就是在这两张书桌上，巴金写出了《友谊集》《赞歌集》《倾诉不尽的感情》等散文集，也完成了晚年巨著《随想录》的前三卷。
1978年，巴金开始写作《随想录》。在《把心交给读者》中，巴金开篇便说：“前两天黄裳来访，问起我的《随想录》，他似乎担心我会中途搁笔。我把写好的两节给他看；我还说：‘我要继续写下去。我把它当做我的遗嘱写。’……我还要争取写到八十，争取写出不是一本，而是几本《随想录》。我要把我的真实的思想，还有我心里的话，遗留给我的读者。”
最初巴金计划每年可以写出“随想”三十则，那时他并未想到生病、摔伤以及长期住院治疗等等。但这些事全发生了。1982年11月，巴金在家里不慎跌倒，致左腿骨折。在他住院期间，家人把一楼敞廊装上了门窗。因为阳光充足，巴金和家人就把这里叫做“太阳间”。此后天气晴朗的时候，巴金经常会在太阳间的小缝纫机和另一边的小桌子上写作。这个小缝纫机就是巴金写《随想录》后半部分的重要地方。
但那时巴金在缝纫机前每天写三四行“随想”，手中捏的圆珠笔已经仿佛有几十斤重。他曾坦言：“然而正如我去年年底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所说：‘沉默也使人痛苦，既然活下去，就得留一点东西。’因此我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下去，终于写出一篇接一篇的‘随想’。”
1986年1月，巴金在接受采访时声明将不再兼任一切荣誉职务，不再为人题词，不会会客访友，闭门写作《随想录》。8月20日，他终于写完《随想录》最后一篇。历时八年，他终于完成了这部四十多万字的大书。
在《随想录》合订本的后记中，巴金这样说：“我们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空话说得太多。写作了六十几年我应当向宽容的读者请罪。我怀着感激的心向你们告别，同时献上我这五本小书，我称它们为‘真话的书’。我这一生不知说过多少假话，但是我希望在这里你们会看到我的真诚的心。”
“这就是我们的巴老，说真话的巴老。”周立民说，“托尔斯泰是巴老一生的偶像，因为巴老觉得托尔斯泰是一个说真话的作家，这一点跟他的追求是一致的。巴老为‘讲真话’下了很大的决心。有很多人说自己做不到讲真话，但尽量不讲假话。可巴老不一样，他是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