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夏，《许倬云学术著作集》（六册）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套著作集，选取了许先生本人认可的最能代表其学术生命的六种著作，经过细致的编辑工作和许先生本人亲自审定，堪称“定本”“善本”。以学术的眼光观之，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中国的早期历史，理解中华文明的来龙去脉。超越学术研究的范围，更可以体认中国文明“天人合一”的特点与中国式的安身立命方式。
《许倬云学术著作集》 本文图均为 三联书店 供图12月15日，“形塑中国、熔铸华夏”《许倬云学术著作集》分享会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举行。活动现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李开元，学者、诗人余世存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博，四位嘉宾从各自的角度谈了他们所认识许倬云的其人其学。
此次分享会在北京时间15日当晚举行，对应美东时间15日清晨，许倬云于比兹堡家中通过视频连线参与并发言。由于在家养老，当天医院正好要派医生、护士来给他做检查，“年轻人伤春，老人伤冬。”许倬云自道这对自己来说也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口。
许倬云对于当下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许倬云在简短的发言中谈及了自己对美国的观察。
“美国过去是以重工业为主体，机械化的农业为辅助，后来改变为输入农产品、工业自动化。现在美国的危机是出现了大批的失业群体，这个危机它解决不了。”
“读者藉此可以读懂何以华夏，何以中国”
在杨博看来，“形塑中国”的理念，许倬云念兹在兹。最早可以追溯到许先生在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论文《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该书英文版1965 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1968 年再版）作为该书的中文译者，杨博将此次新译本定名为《形塑中国：春秋、战国间的文化聚合》。
“正如许先生在《许倬云学术著作集》（六卷本）的《总序》中指出那样，从《西周史》《形塑中国》到《汉代农业》，虽然成书次序有先后，但这三部著作却是联结为一的。其中，《西周史》《形塑中国》叙述古代中国自西周建立封建制度以来，经过春秋、战国列国并存的阶段，终于经过秦、汉而实现大一统。这一宏阔的历史进程，先聚后散，然后又再行拼合，最终凝聚成为东亚的大一统国家。在此阶段的中国，政制统一。”
“《汉代农业》又接续陈述了整个过程中经济因素的成分及其融合。最终，中国发展出世界上最早的‘精耕细作式农业’，先民们将农舍工业与农业的收获相结合，凝聚为以农业产品为商品的交换经济。这是经济、社会两方面的整合，与国家治理互相配合，进而熔铸为一个巨大的共同体。六卷本中的另外三本，《水击三千》《熔铸华夏》以及《我者与他者》，其主旨也正是澄清上述巨大‘共同体’的形塑过程，以及各个构成单元之间的互相依存。前三部侧重于时间轴线上的进程，而后三部则着力在平面发展上的‘互联性’。整套著作集都是从政治思想、文化转型、经济结构多个角度，见证周、秦、汉‘天下秩序’的形塑过程，读者藉此可以读懂何以华夏，何以中国。”杨博说。
余世存余世存在发言时回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学人，比如陈寅恪等在治学时便有学术自信与文化自信。“只是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节点上，中国文化相较于世界落后了、落伍了，他们不一定抬得起头。许倬云先生作为新文化运动非常了不起的传人，承袭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学术大家们的学问关怀，加上他个人的生命的关怀以及对华夏文化的关怀。恰好在他这里上了一个台阶，是以对我们华夏文化的生命力量充满了自信。”
“在我看来，许先生不仅仅对当下国际大事随时关注，他对人类历史上几十个文明共同体的兴起、繁荣、萧条和衰落其实也都做过研判和研读。在这个基础上，一个文明共同体的发展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可能在他的心目中早已了然于胸。尤其是对当今世界，凭他对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参与的份额的关注程度，让他有这样的自信。反而像我们这些在国内生活的人，包括产学研的精英因为缺乏世界眼光、全球化的眼光反倒还不具备他的这种自信，还没有像老先生这么通达，这是我们应该向许先生学习的地方。”余世存说。
“不仅关心学问本身，也关心整个人类的命运”
许宏在发言时回忆了十几年前陪同许倬云参观二里头遗址的过往。“许先生的视野绝不只到西周，他对考古时代也很有见地。中国的史家，‘读万卷书’没问题，‘行万里路’其实非常罕见。先生做学问、写书并不是以纯他者的视角，所谓纯客观来看历史，而是带着情感写史。”
“许先生后来去了美国，可以说既看到前现代，又看到了后现代，对于西方社会的弊病看得非常清楚，他是一位具有前瞻性的学者。我这些年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只懂中国已经搞不清中国，看不清中国了，一定要放在全球文明史的视角、视野下看。这方面先生是我们的榜样。”
许宏在许宏看来，三联书店新版《许倬云学术著作集》（六卷本）可以作为走进作者学术纵深的深度研学版。“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先生是在精深研究的基础上才做到了如此的融会贯通。谈‘何以中国’的大命题，是每个严肃的中国文化人的使命，其实也是从先生那代人开始的追问。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先生极其重视地处东亚的中国的历史态势和地理气候，导致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先生为了搞清楚西周，他的研究其实向前还跨了几千年，而且也特别重视新的考古发现。此前，李济和张光直两位前辈所开启的大历史建构，许先生从中也有大量的吸收，并辅之以自己的实地勘察。”
李开元李开元从个人的治学体会出发，谈了许倬云治史理路令自己感到“亲切”的两个方面。“首先是先生在历史学界走的是社会科学的路子，非常讲究方法论，特别是讲究社会科学理论。我在做自己的博士论文《汉帝国的建立刘邦集团》，也是多倚靠统计数据、列表，和他的主张完全是一个路子。虽然先生并没有直接教导我，但不能不说跟我在读大学时看他的著作不无关系。”
“我们历史学者经常被批评为不动脑筋，并不是真的不动脑筋，而是指不太讲究方法。做一项研究，你要用到什么工具，使用什么材料，采用什么方法、理论，这些在先生那里都是非常清晰的，只有采用的方法论令人信服，得出的结论、发表的见解才能令人相信。”
“还有一点特别亲切的是，先生一直以来都采用科学主义的方法治史，我后来的研究方向则转到了人文叙事。但我这次通过全面阅读《许倬云学术著作集》，发现先生其实早就谈到，中国古代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叙事传统，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是非常了不起的。他认为今人丢掉了这个传统非常可惜，应该予以恢复。他到这个年纪还能很敏锐地看到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欣慰。”
“以前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其实假设是人类的基本思维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大家经常用‘如果’这种假设，这种假设可以通用所有思维、所有学科，历史也完全是可以假设的。许先生在书中也讲过类似的话，持同样的看法。可见他不仅关心学问本身，也关心整个人类的命运，关心普通个体在这个变化多端的世界里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这是我们需要向许先生致敬的地方。”李开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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