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1日， “跨文化中国学丛书”第一辑新书座谈会在商务印书馆召开。《小说的诗性世界——跨文化中俄小说研究》的作者、著名俄苏文学专家程正民教授于年初因病辞世，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李正荣教授受丛书主编陈越光之托发言，从追述这个春夏“以生命阅读生命”的经历开始，深情追忆了程先生其人、其书、其事。以下为李正荣教授的发言稿。
李正荣教授在新书座谈会上非常感激能在“跨文化中国学丛书”（第一辑）新书座谈会上为程老师这本书发言。我可以在程正民老师的新书《小说的诗性世界——跨文化中俄小说研究》出版之际，说说我读这本书的特殊体验，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另一方面，让我在这个新书座谈会上，代替程老师说说他自己的这本新书，我诚惶诚恐。
今年2月20日，程正民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此前，我到他家里看望他，他指着书案上的几摞书稿，跟我说起有的书稿已经完成了校对，有的正在校对，有的还在录入和校对中，其中就有要交给商务印书馆的《小说的诗性世界——跨文化中俄小说研究》。万万没有想到，这些书稿还在运作中，程老师却永远离开了我们。
又过了一个月，即3月20日，我收到董晓萍老师的微信，她说：“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会把程正民老师这本书的校样寄到珠海。”当时我心中一震：期待着这本书的校样，也惶惶地等待着痛苦的阅读。果然，整个春天，我读着程正民老师留下的最后的文字，一边读，一边落泪。有几次在图书馆，一边核对书稿中所征引文献的出处，一边哀叹。有几次，看了几行，就放下书稿，仰天而泣。
春天过去了，7月17日，商务印书馆编辑赵冉又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希望我再看一遍这本书的清样。当时，我计划去欧洲旅行，为了不耽误程老师这本书的出版流程，我放下手里的一切工作，日夜兼程，以便在出发前完成商务印书馆的委托。非常感谢赵冉给我机会，在这本书出版之前，又仔细通读了一遍。在临上飞机的时候，我完成了程老师这份文稿的校读，委托家人寄回给编辑。
春夏秋冬，无论哪一个读者，他的个人体验和经历，自然会影响他的阅读和他的接受，但是像今年春天和夏天，像我这番撕心的读书，是我从来没有过的阅读体验，因为在我和我所读的这本书之间隔着一个生死的门槛。撕心的阅读固然悲伤，但是，我感谢董晓萍老师让我能有机会体会到这样的“生命阅读生命”式的阅读。
是的，读程老师书稿，让我想起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的一句话，他说：“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我理解，刘勰的这句话道出了“今人知音古人书”的那种“生命阅读生命”式的阅读法门。岁月如流，逝者如川，今人当然是难以见到古人面容的，活着的人是难以见到逝者的，所以刘勰所言的“世远莫见其面”是一句极为浅显的大实话；但是，刘勰接着说出的“觇文辄见其心”，却是他的洞见：在这个世界，无论古今，无论国别，无论生死，只要有文字在，就可以让此岸的人通过文字看到彼岸人那颗不死的心。我读程正民老师的书稿，“觇”程老师之文，字字行行都可见程老师的文心。然而，在我今年春夏的“生命阅读生命”的阅读中，又有与刘勰所言不一样的地方：我读程老师的《小说的诗性世界》，其景况是既见程老师的文心，又见程老师的恩面，在《小说的诗性世界》的字里行间，到处都可见程老师的面容。
程正民（1937-2024）程老师写作，从不用电脑。这本《小说的诗性世界》，先是程老师手写，然后由跨文化研究院的吕红峰录入了第一稿和第二稿，然后又由董晓萍教授亲自录入了第三稿和修改稿，这些信息是3月20日董老师告诉我的。我现在提到有关这本书的成书信息，似乎都很细碎，但是，在今天的“跨文化中国学丛书”新书座谈会上，这些细碎的信息都有极其特别的意义。一本书，竟充盈着如此的“生命阅读生命”的过程，让我感觉到我面前摆着的这一套新书，除了作者们的智慧、理性之外，还饱含着一种特殊的情感。书的作者、书的编者、书的出版者，以及我这样的书的读者，被刘勰所言的文心联系在一起，而程正民老师的音容，就浮现在我们的“跨文化中国学丛书”新书座谈会上。那么，我想，如果程老师真的在场，他也一定会像大家一样亲自表达自己因“跨文化中国学丛书”的出版而获得的体验，一定会说说自己从中获得的感想和认识。
如果程老师能出席今天的会议，他会说：首先要感谢“跨文化中国学丛书”的组织者，主编陈越光先生、董晓萍教授，以及这套书背后支持我们跨文化事业的乐黛云先生、汪德迈先生。感谢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套丛书的魄力和远见卓识。我想，如果程老师在场，一定会说这样的感激之语。
程正民《小说的诗性世界——跨文化中俄小说研究》，商务印书馆，2024年出版如果程老师能出席今天的会议，他还要说，感谢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院长董晓萍教授组织这套书，并且鼎力支持出版他的这本《小说的诗性世界》。程老师一定会感谢董晓萍教授对这本书的校对和校改。是的，我在看程老师这本书的校样的时候，发现校样上面有大量的董老师修改的痕迹，那是董老师的字，不是程老师的字。因此，我想，如果程老师在场，他会说：“亲爱的晓萍，看到了你在一校上所做的那些校改的手迹，你校改得那么仔细，校改得那么醒目，引发了许多新的思想。亲爱的晓萍，你那么忙，何止百忙，但是整个书稿，从书名到前言，再到九章内容，再到后记，你都亲自通审、通校。晓萍，我把你累坏了……”
如果程老师能出席今天的会议，他会说：“我还要真诚地感谢我的老师——黄药眠先生，是黄药眠先生于1950年代所写的一篇文章《论小说中人物的登场》给我启发，才猛然发现我们平常那套作品分析离小说的诗性世界还有很大距离，小说中许多主要构成因素我们并没有触及。于是，我就开始按照老师，也就是黄药眠先生的路子分析以往不被看重的小说的场面，后来又从跨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小说的声调、小说的色彩、小说的时空和小说的民俗等等其他的因素。”（《小说的诗性世界》后记，第182页）所以这本书是跨越七十年的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的传承——从黄药眠先生一直到程正民先生，可以说这本书是中国著名文艺家黄药眠先生亲炙的新课业。程老师的这本书一共写了小说诗学的九个因素，程老师在写这本书过程当中跟我说过好几次，讲他在不同时间阅读黄先生这篇文章所获的多重启发。程老师说，正是黄药眠先生启发他写了这本书第一个专题——“小说的场面”，接着按照黄先生启发的思路，写了“小说的声调”等等其他专题。程老师所讲的这样的传承，似乎也可以说正是一种“生命阅读生命”的过程。
如果程老师能出席今天的会议，他还会说：我要由衷地感谢茅盾、王朝闻、唐弢、黄药眠等先贤，“他们的做法告诉我们要真正进入小说的诗性世界，不能从抽象的理论出发，而要贴近作品，要紧紧抓住小说种种组成因素，从中领略小说的诗性世界”。（《小说的诗性世界》，第2页，这段话可能有董晓萍教授的校改。）如果程老师在场，他会说，他感谢茅盾，感谢王朝闻，感谢唐弢，感谢黄药眠。这些都不是虚话、客套话，因为我们都知道茅盾既是一个文学家，同时又是一个文学的批评家，王朝闻既是一个文学的理论家，又是搞艺术学的理论家。唐弢向鲁迅学习，他从鲁迅那里学了很多，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专家。黄药眠是文艺学专家，程老师是他的弟子。这些先贤都有一种“跨文化”的高远视野，尤其是在中西、中俄的文学关系上，既有跨文化交流的实践行动，又有跨文化的理论建树。茅盾接管商务印书馆刊发的《小说月报》的主编之责以后，全面革新，大量推介俄国文学。王朝闻先生写过《〈复活〉的复活》。唐弢接受鲁迅的影响很大，而鲁迅翻译过《死魂灵》，逝世前抱病编辑《海上述林》。黄药眠先生早年读大学选择的是英文专业，后又在莫斯科工作四年。这些先贤的跨文化实践和理论，无疑是程正民老师的跨文化小说诗学研究的厚重基石。程老师说：“茅盾讲托尔斯泰小说的人物描写，王朝闻的《读〈复活〉的开篇》，唐弢讲托尔斯泰的《琉森》，黄药眠讲《论小说中人物的登场》”，正是这些大师的跨文化小说研究，给他“打开了小说诗学研究的新的天地”。（《小说的诗性世界》，第2页）所以，如果程老师在场，他一定会感谢先贤对他的指引。
如果程正民老师能出席今天的会议，他还会说：“这本书只是从跨文化的角度对小说的诗性世界中以往不被重视的构成因素进行了一种新的探索，内容不求系统、全面，只求有新的发现、新的感悟、新的阐释。”（《小说的诗性世界》，第182页）这些文字是程老师在他的新书后记中写的。程老师铺排写出“新的发现、新的感悟、新的阐释”三组词语，就是要突出一个“新”字。《小说的诗性世界》追求的是实实在在的创新。中外小说，尤其是中俄创作中的“小说的场面”“小说的声调”“小说的色彩”“小说的自然风景”“小说的人物肖像和人物行为方式”“小说的时间和空间”“小说中的插叙：抒情插笔和闲笔”“小说的陌生化手法”“小说中的民俗”等等诗学问题，都是创新的议题，都是程老师在文艺学、俄罗斯文学、俄罗斯诗学、俄罗斯文艺心理学的四大专长的研究中遇到的问题，都是他在长期琢、磨、切、磋的学术探索中积累下来的问题。许多年来，每次见到程老师，或在他的家里，或在北师大的校园里，或在师生的团聚中，程老师都会说到“场面”“色彩”……如今，程老师长期积累的成果，他新的发现、新的感悟和新的阐释与“跨文化中国学丛书”第一辑的四本新书一同摆在了商务印书馆的礼堂，他一定会非常欣慰的。
如果程老师能够出席今天的会议，我想他也会现场回应前面提到的“区域国别学”研究的话题。程老师在1963年受校领导委派参与组建北京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北师大的外国问题研究所和其他高校的外国问题研究所都是按照毛泽东主席在1963年底的一份“批示”的精神而成立的。当年12月30日，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上做出了批示。毛泽东批示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文件很好”。毛泽东主席的这一则批示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70-471页）当中。程正民老师知道这样一个过程，因为北京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就是这样成立的。在北师大外国问题研究所里有四个单位，其中就有由刘宁召集，由程正民等老师参与组建的苏联文学研究室。后来，外国问题研究所改制，1980年原来的苏联文学研究室，获批改制为独立的建制性单位——苏联文学研究所。这个研究所从事的正是“国别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专题——中国视野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这是国别的研究，也是今日所言的“跨文化研究”。那时，建立“国别研究”专门机构的立意，就是要清晰地深入地研究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一个“点”，与今日的“区域国别研究”的立意似乎有一定的关联性。现在北京师范大学也有两个教育部下设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其中一个是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另外一个是俄罗斯研究中心，这两个中心正好承继了1960年代成立的北师大外国问题研究所的两个研究室的传统。在这个传统背景下，我想，程老师要是能够出席今天的会议，他在回应这个话题的时候一定会说，现在从最高的顶层设计就已经十分重视跨文化研究，重视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个长期在“国别研究”中工作的老同志，他感到非常欣慰。谢谢大家。
2024年1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