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国家权力机构及运行机制》与《澄清吏治：明代的文官考核与官僚政治》是近年出版的两部明代政治史的新书，此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同策划、举办学术沙龙，邀请两位作者对谈明代政治中的皇权、阁权与宦权，本次学术沙龙由宋晨希主持。本文系部分发言的文字整理稿，内容经发言者审定。
《澄清吏治：明代的文官考核与官僚政治》，黄阿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
《明代国家权力机构及运行机制》，方志远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
两种观点：明代的专制与数目字管理
宋晨希：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想起严耕望先生曾经回忆说，钱穆先生跟他们讲：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是制度。两位老师的著作对于明史的一些观点或者观念起到了廓清的作用。以两种非常主流的观点来讲，第一种观点是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谈到明代的制度其实是走向了独裁，他甚至用政治恶化这样的说法来评价明清时期的制度。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就是朱元璋废除宰相制，所以，很多上一辈的历史学者对明代的政治制度的评价是非常低的。第二种观点来自黄仁宇，他认为明代是缺乏数目字管理的。首先请方老师谈谈您的看法。
方志远：黄仁宇先生毫无疑问是我们的前辈学者，我认为他的《万历十五年》开发/开拓了我们这一代大陆学者的史商。他离开中国很多年，往往是用美国的标准来看待中国的历史，所以不断地说数目字。我对《万历十五年》的评价很高，但是我比较讨厌他说的数目字，因为中国人的管理就像我们现在说的中医和西医——中医是让你稀里糊涂地活，西医是让你明明白白地死。
黄仁宇
黄仁宇先生希望把整个中国都用数字进行管理，实际上这已经是现代国家的管理了。但是中国古代一直是以农业税为主体的，要以西方的现代国家标准来衡量明代的农业国家，我觉得不是太恰当。但是它有一个意义，明代所处的世界已经进入到大航海时代。特别是在16世纪初，葡萄牙人已经来到中国的南海，但是中国仍然在原来的道路上继续行走。所以我在另外一本书中说，如果不和周边国家进行比较，仅以中国历史发展的本身来说，明朝是进步了，但是我们如果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它有一些倒退。
倒退在哪里呢？就是君主制的加强。但是明朝君主制的加强有些不一样的特点，在前期是（以）皇帝的事必躬亲来表现国家的控制力，中后期是以皇帝的垂拱而治来表现这种统治模式。我称之为“以内制外，内外相制”。什么叫做“以内制外”？建立一种庞大的宦官机制，对外廷的文官和武官进行强有力的制约。但不是单方面的，外庭同样对内庭进行制约，所以我说，第一是“以内制外，内外相制”。第二（是）建立庞大的监察系统，由六科十三道这些低品官构成，所以它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以下制上，上下相维”，以小官来制约大官，大官同样管小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明太祖自己所说的，五府六部相互“颉颃”，事皆朝廷总之。这是明朝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也是它的一个基本特点。所有的衙门都是相互制衡的，明朝没有任何一个机构、任何一个个人的权力，可以达到威胁皇权的程度。所以我在这本书里剖析内阁、司礼监乃至皇帝本身，都有种种的制约。
黄阿明：就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问题，我来谈一下我的看法。
《万历十五年》应该是（黄仁宇）晚年比较学术的一本著作。他在这本书里强调了中国传统社会缺乏数目字的管理，是以现代化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来看待中国古代时期。我个人觉得黄仁宇，一个以研究明代财政经济起家的人，讲中国古代在明清时期缺乏数目字管理，好像是有点不应该的。因为我们很清楚，在明代中期和中后期的时候，随着一条鞭法改革的展开，以及在全国推行以后，特别是明代中期出现的货币白银化问题以后，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我们已经能够在国家层面进行从上到下的财政会计的预算。所以在万历九年完成土地清丈以后，万历十一年就出版了《万历会计录》，这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时代的第一本国家层面出版的全国财政预算书。所以，这应该是中国数目字管理的开端。到了清代，出现了大量编制的不同时期的赋役全书，赋役全书其实不仅仅是赋役征收的依据，同时也是全国赋役财政征收的预算数，当然在实际征收过程中，会用到实征册这样的东西。15～16世纪末到17～18世纪，已经有了比较成熟完善的、从上到下的财政领域的精细管理，广州大学的郭永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申斌，他们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在明代、清代已经能够编出非常精致、科学的财政管理和预算，以及背后的一套计算程序。
所以，我觉得黄仁宇先生讲的数目字，可能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离国赴美以后，深感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那么连带对中国古代的讨论，似乎对某些方面的评价并不是太公允。
刚才讲到钱穆先生讲明代的独裁和恶化，其实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还有一个说法，他把中国古代的汉代、唐代、宋代、明代和清代这么五个王朝的制度做过比较，首先，他认为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中，从中央到地方设计最合理的时代是汉代，这个是一个平民社会，中央跟地方的关系结构非常紧密和衔接；其次，他认为明代的制度是中央和地方都合理，但上下是断裂的，所以他说这是一个夹心饼干或者三明治的状态。
讲到明代的制度独裁，我经常会提到，中国古代的王朝国家中，作为一个统一的王朝，唐朝是存在时间最长的——289年，之后是明朝——277年，如果认为清朝结束于1912年，那么大概是260年吧？如果将其算到1840年，那么其存在时间还要短。那么，这样一个王朝，你说它专制、独裁，说其中央体制跟地方体制出现这样一个断裂，为什么这个王朝能够存在这么长时间？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想它能够存在这么长时间，一定有它合理的地方，这个合理的地方跟它的制度设计是分不开的。我们还注意到一个问题，刚才方老师讲到——他的概括我觉得还是非常精当的——“内外相制，内外相维”。
我们在读明代的史籍跟官方的文献，包括很多官员的奏折里，通常讲的是内官和外官，很少讲地方官和中央官。实际上在洪武九年，朱元璋宣布废除行中书省，改成承宣布政使司。在朱元璋的设计中，改变了秦到宋的中央与地方的制度结构，在那个时候，如果说它是一个近乎垂直的一种管理体制，到了元代，甚至行中书省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了一点改变体制结构，因为行中书省是从中央派出官员到地方，形成这样的监理和管辖。到了明代就更加清楚，京师的中央官和在外地任职的官员，是内官和外官的关系，这两者就是：京官属于皇帝，皇帝来统辖；而外官也属于皇帝统辖。它其实有点像人的两只手，一只手归皇帝的左边，一只手归皇帝的右边。其实并不是中央统辖地方的关系，而是两者都属于皇帝直接统辖。所以地方的三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司，其实不是向中央对口的机构去负责，而是直接向皇帝负责，只有都司衙门才会向五军都督府负责，其他两个部门都不向中央任何一个部门负责，只是在业务上有所往来。所以我觉得刚才方老师的“内外相制，内外相维”讲得非常精当，其实就是明代再度进行设计的一个体制。
《明太祖朱元璋正形像》
这种情况跟过去的汉唐宋是不一样的，因此在钱穆、黄仁宇那里，他们观察到中央和地方的制度结构好像是断裂的，其实根本就不是断裂的。从理论上来说，其实根本就没有想要建立成中央领导地方这样一个机构和制度体制、这样一个体系。它其实不是垂直的，应该是平行的，所以我们一般在明代是称内官跟外官的关系。
我在读书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即有很多学者在讨论明代的官员考核的时候，第一，有不少的研究其实概念并没有搞清楚，但是论文和研究成果出来了。因为概念不清楚，所以在讨论某些问题的时候，往往是讨论不清楚的，这是一个现象。第二，关于明代考核制度的框架性的描述，发表了相当多的论述，这些论述往往使用的文献，主要来自《实录》《明史·职官志》，包括《明会典》这样的史料，使我们没有办法更加深入地了解明代的考核制度到底是怎么运行和怎么运作的。因为依据刚才我所讲的《明会典》，包括《明史·职官志》，其实多数只能看到这个制度的框架问题。在我开始认认真真地去展开更广泛的阅读，去收集有关明代的官员考核的制度，才慢慢地搞清楚什么是“考满”，什么是“考察”。大概经过一年半的准备以后，有将近四五十万字的资料，我在2017年就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当时就叫“明代官员考核与官僚政治”。差不多到了2022年，我完成了这项研究，后来就把它出版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澄清吏治：明代文官考核与官僚政治》。一开始我没有设定主标题——“澄清吏治”，澄清吏治能实现吗？叶文宪老师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说这算是明朝自己的一个理想，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周密的考核制度设计，能够实现整个国家的吏治澄清。
明代之害：宦官与党争
宋晨希：刚才提到了明代制度的种种优势，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明代的制度背离了朱元璋的设计。其次，为什么明代的党争会这么兴盛，甚至有人说明朝是亡于党争的。在明代的（制度）设计中，宦官和党争的出现是不是也（让我们）看到了这套制度的一些缺陷？
方志远：刚才黄老师也谈到，实际上中国历代会计制度都是很发达的，唐朝是量入制出，明朝有《万历会计录》，到明万历以后，清朝出了全套的《赋役全书》。这个数字都非常多，但关键是什么？就像钱穆先生说的那样，制度实际上是分两个层面的，一个是形成制度化的条文，一个是人的执行。
我觉得黄仁宇谈到中国历史上缺乏数字化统计的说法，有很大程度上是说的后者。因为看地方志，一个很有问题的事，是人口和户口的关系。可以看一下明朝的户和口的统计，第一，户的统计有些变化，但变化不大；第二，只是在户数的基础上乘以五就变成了口数，所以明太祖的时候人口是六千多万，到了万历的时候还是六千多万，它几乎没变化。
（20世纪）90年代的电视连续剧《戏说乾隆》，说是乾隆大寿的时候，有卫士、宦官、宫女三人，分别到古玩市场，给皇帝买了三件古董给他做寿。皇帝一看，全是假的，这三位就要去找卖古董的老板讨回公道，让皇帝去管一管怎么这么多假货，郑少秋演的乾隆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这有什么假的，现在什么不是假的，我关心的只有两个假，哪两个假？第一假皇上，第二假圣旨。”过了30多年，我仍然印象深刻。文学作品揭示了中国古代统治的一个基本特点——皇位的巩固。在这个前提下，其他的都可以造假，所以明朝、清朝的数字很多都是假的。明朝一边有给上面看的红册，一边有自己理政的白册，五花八门的，各种都有。
所以中国历史研究很有意思，我们记载下来的东西很多未必是确切的。
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制度都是不断变化的。所谓“汉承秦制”“唐承隋制”“金承宋制”“明承元制”“清承明制”，但都是在继承的过程中改变。明太祖在不断拓展自己的势力的时候，他就是仿照元朝，打下一个地方，就设某地行中书省，但是他这个行中书省和元朝的行中书省是不一样的。
元朝的行中书省既管军队也管政务，是军政一体的。但是（随着）明太祖的统治区不断推进，（他在）不断设置行中书省的同时，设立行枢、行府，就是大都督府的分府。所以一开始他的行中书省是军政分离的。
另外，明太祖（有）非常充沛的精力和对国家事务的关切，他把自己作为整个明朝的家长，把整个明朝作为一个家族进行管理，所以他构建的那一套制度，都是全方位的行政思考。等于他把中书省的事情兼做了，是皇帝兼宰相，这要巨大的精力，即使（是）他，也是力不从心的。
所以他就让翰林春坊那些低品官帮他看奏疏，写摘要，提初步的处理意见，实际上内阁的雏形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所以孟森先生《明史讲义》就谈到：翰林春坊平章奏启，是内阁的产生的开始，而不是表面现象的殿阁大学士，所以明太祖他已经在改变自己的设想和制度。所谓“垂拱”二字，所谓内阁和司礼监“对柄机要”，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和明太祖的设想是不一样的。但是基本原则没有变，“事皆朝廷总之”没变，各个衙门相互颉颃没变，但是统治方式变了。皇帝长期不坐朝，与后来的党争，齐党、楚党、东林党的发生，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因为（皇帝）看出来了，他希望你在斗，他可以对任何一方进行制裁，但是这种斗争一旦形成一种气候和市场，任何人（都）收不回来。
所以有一句话叫“玩火者自焚”，挑起一场运动和内斗，最后他没办法收场。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万历皇帝主动挑斗，（而是）有些事情他故意搁置，而搁置在那里的一个问题，就是国本问题，他迟迟不表态，让你们去吵，让你们去斗。
明朝的党争和当下的网络非常相似，已经不管青红皂白了。面对面的时候他是正常的人，包括明朝那些参加党争的，甚至是党派的领袖，单个拿出来是很了不得的人物，但是一旦陷到这里头去，他就不是人。所以我也跟很多朋友交流，明朝的决策机制非常缓慢，或者说非常保守和迟钝，所有的事情都在惯性中运行。在这一点上我不知道黄老师怎么看，我认为是不如清朝，清朝各个皇帝都是理政的，所以他决策反应得快，明朝的决策反应比较慢。
黄阿明：现在很多人诟病明代的宦官对于民间的祸害，包括我们说的东厂西厂，是制度本身的一个缺陷？还是说皇帝有意为之，或者说是一种失控状态？
方志远：我谈过一个观点，在央视《国史通鉴》节目中讲宋代的时候也说到过。宋代的党争，事实上范仲淹和欧阳修要负很大的责任。他们标榜自己是君子，对方是小人，还写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叫《朋党论》，公开为他们的结党提供理论依据。
2010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发的一篇文章叫《“山人”与晚明政局》，其中就谈到一个问题，正德时期，焦芳还有其他人在依附刘瑾的时候，都是偷偷摸摸，（因为）觉得自己在干坏事。但是到天启年间，大家依附魏忠贤，都觉得是走上了康庄大道，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君子，对方是小人。而且我们单独来看宣党的首领，楚党的首领，也是很正派的人，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是君子，东林党才是小人。但是东林党又觉得他们是小人。所以当大家都觉得自己是正确的一方，都认为对方是不正确的时候，就没办法收场了。
影视中的魏忠贤形象
那收场靠什么？收场还是靠杀人。所以从东林党上台，杀阉党才平息了一阵子，但是后来东林党自己不争气，弄得阉党又起来了。我在这里交流一个观点，历代党争中第一代的党政领袖，往往都是正人君子，比如宋代的王安石跟司马光，都是君子，但是到第二代就变小人了。明朝也是一样的，第一代的东林党，像顾宪成这批人，还有被别人称为齐党、浙党的那一帮人，都是了不起的，但到第二代就变成小人了，就只顾自己的利益了。
我们在历史书上看到对宦官的抨击、揭露，很大程度上是带有偏见的，是士大夫对这些身残之人的一种歧视，包括对魏忠贤这些人。魏忠贤开始很想拉拢东林党的那一批君子，比如说赵南星、邹元标，他对这些人有好感，觉得不错，但是这些人歧视他，这里一歧视，那边就仇视。所以有的时候政治局面的恶化，往往是在一种斗气之中发展起来的。身残之人没有生育能力，会有一种极端的自卑，一旦条件成熟，会转化成一种极端的自尊，就要表现自己的存在。这种杀人的狠毒，制裁的狠毒，可能就超出一般的人，但是天下事哪里都是宦官坏的？
黄老师可能也记得那段话，刘健拼命地说宦官坏。明武宗说了一句话，“天下事哪里都是宦官坏的？譬如文官诗人，好人才三四个，坏人倒有六七个”。刘健听闻瞠目结舌，确实是这样的。主要干坏事的还是文化人，然后（才是）宦官。明朝的宦官里有一个好玩的事：少数民族的宦官往往好的多、坏的少，而汉人的宦官我们看到的坏的多、好的少。明朝宦官传，第一个是郑和（回族），然后是侯显（藏族），这些都是好宦官，第一个坏宦官就是王振（汉族）。
宋晨希：您在论文里还提到，明英宗小时候爱玩耍，王振跪下来说您不要玩物丧志。
方志远：就像黄老师说的，王振哪里就是坏的？实际上我的书里也谈到王振的很多好处。包括后来陆容的《菽园杂记》，还说到宣德时期，很多宦官危害地方，但是正统年间没有，什么原因？大家都认为是明君贤相，但是陆容说（因为）当时掌管内廷的是王振。
还有刘瑾，廖心一老师有两篇论文，谈到刘瑾的改革。我最近和b站做了一个节目，谈到明朝的悲剧人物，把魏忠贤的各种记载结合在一起，他是当然的领袖人物。虽然不怎么认识字，但是有担当，而且看事情看得很准，当时的士大夫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所以我觉得在讨论宦官的时候，要把身残这一点先放在一边，很多记载实际上对宦官有些歧视。
黄阿明：我想补充一下我对明代宦官的一些看法。其实我非常同意方老师强调的一点。我们今天在讲到中国古代的宦官的时候，是带有一点我们今天的人的歧视，实际上中国古代，也一定有这样的眼光去看待宦官的。所以我们看到历代的文人在讲到宦官的时候，讲刑残之人，其实就已经在歧视他了。当然明代的宦官跟中国古代此前汉唐的宦官，包括宦官的专政和干权是有些不一样的。
明代的内阁制运作的时候，殿阁大学士实际上是不能到皇帝的生活区的，所以把公文和奏折传递到御前的时候，需要有人作为媒介和中转，（这）就是司礼监的太监。
明代的宦官是制度性地被纳入到国家的决策机制中。这个和此前是不一样的，过去是窃权，是干政，明代就是属于皇权的一部分构成，和阁臣一样，也是皇权的一部分构成。所以我们对于明代的宦官要清楚，它不是干政，这就是它的权力的一部分，它拥有皇权让渡出来的批红权，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
方老师是第一个提出明代宦官知识化的研究者，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方老师在之前的访谈和讲座也提到，中国历代从开始出现宦官以后，每一个王朝都是禁止宦官识字的，当然明朝的太祖时期也是有这个规定的，也规定宦者不得干预国家政事，否则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内阁铁禁牌，但是宣宗皇帝有一个做法，开始在内廷中开设内书堂，从宦官中低级的或者挑选年轻、貌美、机灵、聪明俊秀的进入内书堂训练，起初是20个名额，后来还不断增加名额，所以（明代）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中对宦官进行系统教育的第一个王朝。
道理很简单，文人士大夫也是读四书五经起家的，这批宦官进入内书堂以后，他们也是读这一批书的，还有一点，很多来自平常人家的子弟的读书启蒙的教师很可能是落第的举人或者是落第的生员，但是内书堂的教学者是不一样的，内书堂能够由次辅和群辅进行教学的。
中国古代的王朝，不管是制度的运作还是制度运作过程中的利弊，什么人看得清楚，其实皇帝比我们要清楚，身在其中，他能看得清楚。那么在皇帝身边的人，宦官也好，宫女也好，尤其是这批宦官，他能够很清楚地知道本朝的制度的长短在什么地方，他知道这个制度怎么运作，而其实很多从底层出来的官僚士大夫，不见得在这一块比宦官要看得多，（因为）宦官可以说是每天从早到晚都在看这套国家制度是怎么运作的，他看得一清二楚。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的优势如果是有文化的话，（宦官）就缺健全的身体，如果坐而论道，一起参与国家决策，（宦官）不见得比外朝的士大夫和内阁的人士看问题、处理事务的能力差。
今天会讲王琼和宦官的关系走得比较近，我要试问一句，从三杨以来，明代的官员，不管是内阁、六部，还是都察院，有几个人跟宦官的关系不密切呢？包括地方的巡抚和方伯，又有几个没有（宦官的）支持力量呢？最早一批的应天巡抚周忱，他在江南地区主持赋役经济制度改革，如果没有王振的支持，他不可能那么顺利。一方面是有内阁三杨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获得了王振的支持。所以，这是明代的一个普遍现象。孟森先生在讲到宦官的时候，就讲明朝的士大夫，如果你想一无所能，那你不用跟宦官去结交，如果你想有所为，不管是在京师还是在地方上，你必须要跟宦官搞好关系，因为这就是明代的政治现实，制度设计就是如此。
天启年间以魏忠贤为主的阉党，从后台走到前台有个很重要的原因，万历末年的东林也好，浙党也好，楚党也好，其实能力都不太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才从后台转到前台，操刀加入混战，来控制局面。
刚才讲到宦官外出的问题，这里一方面要考虑到内使监本身的能力和控制宦官的水平，（另一方面）宦官因为长期没有办法外出，一旦外出，这是一个机会。因此宦官外出的放纵是难免的，我认为这是个人因素。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一个宦官外出往往都是带着采办的任务。随着明代宫廷内部的财政紧张以后，经常出现以极低的价格来购买价值比较高的产品和商品，以及宦官带着很少的钱出去买大量的物品和所需品的时候，甚至采用打空白支票的方式。
在文人的角度，这就变成了变相的抢掠，是有这样的情况，其实是跟明代宫廷中的采办制度以及宫廷中的财政本身能不能够很大方地支付货币有关系的，再加上宦官个人的放肆，这几个因素同时考量，我们就会看到一些不受约束的宦官进入社会以后，他所带来的一些对社会的危害。
到了万历年间，万历皇帝把宦官放出去进行采矿、采税，这个其实是非常赤裸裸地与社会争利，与百姓争财富。这是比较形象、比较恶意的做法，但是这种情况在明代其实是不多见的。
我觉得对于谈论到明代的宦官，应该是属于制度层面的，就从制度层面来讨论；属于个人层面的，那就从个人层面来讨论。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失范的状态上去讨论，它既不是常态也不是稳态。
方志远、黄阿明
